逃离大厂，他们涌向大专院校当老师

文 | 殷盛琳

编辑 | 王珊瑚

从大厂到大专

芒果现在的办公室在三楼，窗户挨着树梢，每次拉开窗帘，满眼流淌着绿色。再远处是教学楼，行走其间的，是一张张青春的脸。很多时候，办公室只有她一个人，中午还能在行军床上眯一会儿。

这样“美妙”的瞬间里，她才确切感受到，从互联网大厂来到大专院校做老师的意义——人不是非要窝在格子间里，只有去茶水间时才能瞄一眼云朵的。

在此之前的两年，她都以为那样的环境是“正常”的。

2022年，芒果研究生毕业，凭借丰富的实习经历，顺利拿到500强地产、互联网、国企以及公办高校等不同领域的offer。她最终选择入职互联网公司做市场营销——高薪、福利以及相对宽松的氛围对应届生而言仍然具备吸引力。

当时，她有过3年工作经验的研究生室友则目标明确，只想进入体制或高校——当芒果忙着各个大厂刷简历时，对方在学校做起兼职辅导员，并最终入职一所双非一本院校做辅导员。

两年后，芒果才真正理解室友当时的选择。

她所在的互联网公司效益下滑，组织架构调整、裁员的危机始终围绕。工作一年多，部门就被裁掉了30%，半年后，又要进行架构调整。虽然“手术刀”并没有对准她，但在那样的职场环境里，未雨绸缪几乎是本能——没人知道下一个被通知离开的是不是自己。

芒果的工作内容也从原本的信息流投放变成外部拓展，每天要去外面谈合作，以及整理大量的链路数据。她感到厌倦，像被困在固定系统上运转的螺丝，工作成就感变得稀薄。

2024年腰斩的年终奖给了她最现实的推动力。芒果决定寻找新的出路。趁着“金三银四”，她打开招聘软件看机会，但发现自己一个简历都不想投——那些岗位工作内容差不多，薪酬有的更高一点，但虚无感是相似的。她可以想象那样的节奏：开不完的会，无休止的KPI、数据与营收。

芒果想起毕业时那份高校的offer，有了重新选择的冲动，比起互联网企业的高工资，她更想拥有松弛的生活。她找当时的研究生室友了解了一些情况，决定将目标定在公立大专院校的专任教师岗位。

这也是许多离职打工人理想的“岸”——有编制，稳定，时间自由，可以享受寒暑假。门槛低，大部分岗位只需要硕士学历。网红教师张雪峰早就推荐过这条小众赛道，“既无课业压力，也无科研压力”。相比起非升即走的大学老师，以及教学任务繁重的中小学老师，大专老师显然轻松很多。近些年，随着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专科院校侧重“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招聘教师时，也更注重实践经验。

经过漫长的笔试、面试与政审，2024年8月，一切尘埃落定，芒果向老板提了离职。

入职大专后第一个学期，她暂时没什么事情要忙，参加完学校培训后，变得很清闲。那段时间，芒果处在转行的焦虑期：如果一直做大专教师，薪资腰斩不说，想再转回企业就很难了。

她接到过猎头打来的电话，给出的年薪比之前还要高30%左右，她答应先聊聊看。线上一面、二面都很顺利，三面要到线下的公司面聊。

但当她走进那家企业所在的办公楼，开始感到强烈地不适。“HR把我带过去，我才发现，天，为什么一层楼可以容纳那么多人？坐在边上的工位，旁边连阳光都照不到。”芒果说，那样的场景瞬间把她拉回了之前工作的状态。她当即决定放弃，“就算面试过了我也不去了”，即便薪酬腰斩，她也觉得在学校工作要比互联网公司快乐很多。

她不想回到小小的工位，像都市里的精致囚笼，下班走出大楼，才能看到日落，如果加班，出去的时候天就黑了，连夕阳都看不到。

●办公区示意图。IC photo

芒果说，当时她已经在学校待了两个多月，一走进学校鸟语花香的，还能看到很多青春的脸。人一旦感受过自由，就不愿再回到那样的地方。

她开始拥有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前在企业，只有7天年假，每次有旅行计划都要各种拼凑。但现在，寒暑假是大专老师固定“福利”。去年暑假，她去了一趟西宁，又去看了河西走廊的起点，再绕道武威。寒假去了三亚和海口。

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时，每次通勤回到家里她只想躺下刷手机，工作对精神的消耗是巨大的。但现在，她会跟着电视跳帕梅拉，整个人“活”了过来。芒果说，她也计划进入人生新的阶段了，可能会生一个孩子。这在企业里，是女性不得不面对的职场瓶颈，但在学校要包容很多。

互联网痕迹与大专老师打怪升级之路

从大厂转到大专的这半年，芒果明显感觉“变慢”了。时间的流速变缓，开会、沟通的效率也在变低。“跟她们沟通的时候废话非常多，给我布置任务的时候，他们不会说背景是什么。”这在互联网公司是不可想象的，那里的数据、流程、目的都很清晰。“互联网不可能花一下午时间开会，大家磨皮擦痒，然后什么意义都没有。”

连工作使用的系统效率都是不同的。芒果说，学校的教务系统非常古早，完全不注重人的使用体验，如果去换课或者调课，进入系统找个确认键都要好半天，工作效率变得极低。

即使已经有意识避免在与同事的聊天中使用“互联网黑话”，但大厂留在她身上的痕迹远比想象中更多。

芒果会不自觉地像在互联网公司分析OKR（目标与关键结果）一样拆解大专老师的工作。她目标明确，在入职后就问教研室主任要了评职称的文件。“我做的任何事情是围绕着评职称来的，在学校里面你做其他事情没什么用，只有评职称工资才会往上升。”

这是另一条等级分明的路径：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但不同院校的具体要求会有差别。芒果所在的这所公办大专，从助教评讲师，要求是具备一定额度的课时量、发一篇论文，并且有两年兼职辅导员的经历。另外，每年会有年末考核，除了上课外，监考、带学生参加比赛都有相应的分值。如果比赛能拿奖，分数高，被评为“优秀”，就能在评职称时有优先资格。

她说，在大厂工作时，总有领导或绩效指标像一双“眼睛”一样盯着你，现在这份目光消失了，但那种惯性还在。芒果说，在大专，需要“自驱力”。

●资料图 IC photo

她的工作依照职称“地图”展开。除了常规上课，芒果在帮教研室的副教授做课题，虽然是边边角角的工作，但也能积累经验。辅导员的机会暂时轮不到她，她就积极带学生参加比赛。

从大厂到大专，对小托来说，算是对父母期待的一种“妥协”。转行前，她在深圳一家互联网大厂做运营，和许多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年轻人一样，她要忍受通勤、租房和生活的无限压缩。加班是常态，偶尔会到十一、十二点。

为了回应父母“稳定”的期待，她退居二线一所大专做教师，入职行政岗。日常工作变成写宣传稿、收发文件。

对她来说，那些在大城市高强度工作的时光，也代表着自由和成长。“（小城市）生活节奏，包括城市的人文气息是完全不一样的，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失落。”大专院校的编制内氛围也让她感觉到压力，“互联网（工作）单纯消耗的是脑力，这里更耗费的是心力。”小托说，相比之下，互联网公司的人际关系更单纯，到了大专院校，为人处事的能力显得更重要。

对行政工作来说，之前大厂讲究的投入产出比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她的领导多为70后，“你去跟他讲投入产出比，他只会觉得你没有集体意识和集体精神。”

在大专院校，老师的排课是由教研室决定的，分到的课程可能跟自己的专业背景并不相关。芒果的本科、研究生学的都是新闻传播，应聘的专任教师岗位也是新媒体相关，但这学期，她要给学生上《出版企业管理》。

她相当于“现学现卖”。芒果说，为了备课，她找管理学院的一位老师要了教案，在模版基础上做修改。再去网上找到相关课程先学一遍，整合一些出版相关的案例，做好PPT。

同样转行做大专教师的杨雨晴也面临相似的难题。她目前在大专院校带的课程是《商品图片美工》和《图片处理》，都是和PS有关系的。但她大学学的是市场营销，和设计产生的交集是工作之后——她做策划主管需要审稿，给设计稿提意见。现在，她也需要先自学一遍再教给学生。她感觉压力很大，“只是万里长征刚刚起步”。

不过，现实里越来越多人想要挤上这条“长征”路。2022年，录取芒果的那个二本院校专任教师岗位，从去年起，最低学历要求从硕士上升到了博士。民办院校的竞争也比以往更激烈，芒果说，前段时间，她的朋友被公司裁员，她陪着对方去过线下招聘会，一家民办院校的展台前，排队的人居然是最多的。

围城内外

杨雨晴在被裁员前，从没想过要从那家私企离开。2012年本科毕业后，她就进入企业做市场文案策划工作。9年里，她从职员做到主管、经理，并在本地一所大学读了MBA。2021年被通知裁员时，她管理的团队已经有四五十位成员。

相比芒果，她没有那么幸运。她现在工作的这所大专在异地，杨雨晴不得不带着孩子和妈妈到邻市生活。学校规定新教师要坐班三年，从周一到周五都要到校，并承担相应的行政工作。为了以后顺利评职称，杨雨晴还兼任了辅导员。

●杨雨晴在社交平台记录自己的转型。讲述者供图

2023年入职至今，她暂时还没有享受到大专老师的悠闲。相反，她的时间被塞得满满当当。开会的会议记录、办公用品的领取和分发、财务报销、固定资产盘点、给学生盖公章，各种杂活都落在她身上。唯一的好处或许是，下班之后不会再接到工作电话。

她觉得公立大专就像一座围城，许多人进来之后，才发现它并不是想象中那样轻松。

对于许多大专院校，带学生参加比赛才是重要任务。有些院校甚至可以允许学生停课去备赛。芒果的教研室主任告诉她，比赛如果能拿成果，有利于学校的专业建设。学校未来如果要升级，从大专升成本科，这些都是考核标准。

相应的，老师评职称时，带队参赛的成绩被视为“标志性成果”，是重要加分项。杨雨晴说，这也导致了大专老师之间的内卷：尽量多的参加比赛，或者和有资源参加更高级别比赛的老教师抱团，“内卷这个事不可避免”。

站在大专老师“打怪升级”的视角上看，教学似乎是最不重要的一项。不止一位老师提到，在评职称的时候，教学只是基础项，只看重课时量，至于具体质量如何，并不作为评价标准。一位老教师告诉杨雨晴，上课是个“良心活”。

但比起应届就进入大专，杨雨晴对“职称”没有太强的执念。她说，就算评上教授，工资也不会比企业更高。她更能跳出这套规则来看事情，选自己更舒适的工作节奏。

相比起带比赛，杨雨晴更愿意享受教学的过程。从一开始磕磕绊绊教课，到今年上课的状态越来越得心应手。她觉得自己的课堂更接地气：10年的工作经验让她能拿出许多真实的案例，讲设计、讲方案。毕竟经历过数个客户的奇葩要求，她更能让学生感受到如何使用工具去解决具体的人的需求。

但她也不可避免地有过离开的念头。从一个生活了十几年的地方忽然来到陌生的城市，她和家人都要面对现实上的困难，她的母亲为了帮她照顾小孩，除了买菜做饭，几乎不怎么出门。

她有时候感觉自己被编制困住了。努力两三年才“上岸”，拿到一张入场券，想要舍弃的沉没成本太高了。另外，如果再回到企业，可能个人的生产力也回不到从前了。大专的运转速度是慢的，一项工作内容可能以三年、五年为计量单位，和企业是完全不同的规则。更何况，她已经34岁了，无论是考公还是在企业，都到了“枯荣线”。她没有勇气再次将自己推向岔路口。

●资料图 IC photo

离开追求革新与变化的企业，进入高校体系后，许多人会有强烈的停滞感。芒果转行做大专老师还没一年，暂时没有为此感到焦虑，但她害怕自己的经验会过时。下个学期，她要给学生上新媒体的课，她有信心能给他们带来以往老师没有传递过的新认知：比如互联网的投流机制是怎样的，比如自媒体的变现，把学生从理论引向实践的层面。

但5年之后、10年之后，自己还有最新的经验带给学生吗？不久前，她和互联网行业的前同事吃饭，听说一些平台的流量推荐机制又变了。

学生们的课堂回馈也令人失落。芒果说，她有时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在舞台上全开麦演唱的爱豆，但底下大部分是无动于衷的“僵尸粉”，回应寥寥。

陈晨在杭州一家大专待了短暂的一学期后，还是选择了离开。在那之前，她曾在体制内工作4年，做到过主任科员，因为受不了一成不变的感觉，选择从体制离职，在一家法国企业工作了7年多，直到业务变动，团队面临解散。她已经36岁了，错过了再次考公的时间。

朋友告诉她，大专的闲暇时间多一点，可以兼顾家庭，她才知道还有这个选项。但大部分大专的岗位都需要35岁以下，她找了好多个才找到年龄限制在40岁的岗位，而且只是外聘的形式。

那是一所警官学院，公务员体系，很多老师上班也会穿警服。走在校园里，她能感受到微妙的区别。收入缩水程度超出了她的预期，第一个月，在没有代课的情况下，月薪到手不到2000块。在课堂上，她也很难感受到成就感，她觉得很简单的东西，教了几遍学生还是不会。

重要的是，在大专当老师，让她有做公务员时相似的感受：重复、停滞。

带完一个学期的课程后，陈晨最终选择离开。目前，她进入了一家民企，薪酬看得过去，她也回到了忙碌但熟悉的工作节奏。这让她感到安全。

（注：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