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敏的胡作非为，是李自成迅速败亡的重要因素

那么，对于刘宗敏的胡作非为，李自成是没发现，还是发现了不愿管，还是不敢管呢？

“放飞自我”的刘宗敏

李自成初入北京时候，形势一片大好。

官军一停止抵抗，农民军便宣布“不杀人了”，严明军纪，禁止“淫、夺、斩、杀”，并处决了一些触犯军纪的将士。京城的秩序很快安定了下来。

同时，大明在京师的官僚3000余人，除20多人自杀，其他人都麻溜归顺了大顺。

此外，吴三桂等人也一度接受了招降。

一个新的王朝，似乎正在向李自成招手。

可是，以刘宗敏等人的”胡作非为“，使这一形势迅速逆转。

刘宗敏，负责追赃索饷。

为了逼迫官员缴纳款项，他令人赶制夹棍三千，夹木上有棱，用铁钉连在一起，如有不从者，“次日即死”。此外，他又在门外立柱两个，每天都实施凌迟之刑。

刘宗敏府邸，由此每天都是一片哀嚎，如人间地狱。

当然，如果打击对象仅仅是少数大官僚，那么，即便手段残忍，也未必会动摇根基。

可是，刘宗敏的打击范围几乎无限扩大！

明官员、将士，即便是已”降而授官“者，也需要接受审问，一旦有人举报他们”有金“，则又会被拷打逼迫。

如此，明朝旧人，无论是否已经加入农民军政权，都心不自安，畏惧、仇视农民军政权。

同时，“大索”的范围也扩大到民间。

本地乡绅，都会遭到农民军“恣意掠取”，而民间百姓，“青衿白户，稍立门户”，家境看起来稍微不错的，或者“面稍魁肥”，看起来有余粮的，都会被“系颈征贿”。

如此，“满城百姓，家家倾竭”。

如此，京城已失去了入城之初的稳定、人心。

而刘宗敏要的，并不仅仅是钱。

刘宗敏入北京之初，就“携二妓”，“携妓欢笑，饮酒为乐”，此后，在追赃过程中，更是对各级皇亲国戚、明官僚府中美女进行掠夺。

此外，一些官僚为免难，以美姬行贿，也为刘宗敏及其亲信所“笑纳”。

更有甚者，刘宗敏不但要美女，连美男子也要。

明一御史，就成了刘宗敏的幕客，通过“歌唱葭匿，独免于祸”，其他“有年少白面者”，也为“戏弄百端”。

可以说，刘宗敏，已是农民军腐化的“首席代表”。

而他对陈圆圆的霸占，更直接导致了吴三桂引清军入关，灭亡大顺政权！

李自成的反应

对于刘宗敏的胡作非为，李自成有什么反应呢？

史书只记载了两个反应。

一次，李自成经过刘宗敏府邸，见庭院300多人哀号半绝。

李自成对刘宗敏说：天象示警，宋军师（宋献策）说应当省刑，酌情放一些人。

刘宗敏这才释放了一些人。

还有一次，是在吴三桂与大顺军决裂时，李自成“切责宗敏”。

看来，对刘宗敏的所作所为以及这些作为的危害，李自成是知晓的。

可是，除了一次拐弯抹角，借天象示警的阻止和一次没有下文的“切责”外，李自成几乎没有任何反应。

这是为什么呢？

李自成派下的“指标”

“追赃索饷”项目，由刘宗敏和李牟两人一起实行。

其中，刘宗敏抓得“严”，所进银万万，李牟刑宽，搞到的不及一半，还想方设法把自己的钱搭进去凑钱。

可见：刘宗敏“追赃索饷”，是领了指标的，而由于指标太重，如果“刑宽”，是完成不了指标的。

为争取民心，李自成军实行了“不当差，不纳粮”、“三年免征”等政策。

可是，农民军要征战，农民军政权要维持，是需要大量钱粮的。

没有正常的赋税可用，大明留下的国库也不敷使用，庞大的钱粮需求，几乎全部压在“追赃索贿”上。

同时，李自成抱定“即十京师，不如一西安”的想法，一直把西安作为自己的根据地，想要将京师财富转移到西安，对京师有“竭泽而渔”的倾向。

李自成既需要刘宗敏完成庞大的指标，以维系庞大的开销，又一时拿不出方法来“规范”追赃行为，也就对刘宗敏的行为不便限制了。

最大的“山头”

同时，刘宗敏是李自成军中最大的“山头”，李自成也不敢太管。

李自成是在不断吸纳、吞并各派力量的过程中崛起的。军中出现了各个“山头”，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所以，《明节北略》记载：李自成虽然是头，“然总有二十余人，俱抗衡不下”，“凡事俱众共谋之”。

这些“山头”中，刘宗敏又是最大的一个。

刘宗敏，是资历最老的将领之一。当年李自成兵败潼关，只带了刘宗敏等18骑逃走。

由于其资历、战功，刘宗敏成为李自成军中的二号实力人物。

李自成建立农民军政权时，以田见秀、刘宗敏为“权将军”，仅次于自任元帅的李自成。

两位“权将军”中，田见秀为“提营总督”，刘宗敏统领标营。

李自成的军队，虽然号称数百万，但其实中央直属部队只有五大营，即标营（中权亲军）和左、右、前、后营。五营之上，设一提营总督（由田见秀统）。

其中，标营的实力最强，下辖五营，其余前后左右各营下辖二营。

作战时，标营为中心，其余各营“视中权所向”，“各率偏稗以从”。

所以，李自成的两位“权将军”中，“提营总督”田见秀名义上统领全部中央直属军，但其下有各营统领，上有李自成，“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反而是统领标营的刘宗敏根基深厚，是最大的“山头”。

所以，刘宗敏，李自成是不敢随便动的。

“理亏”的李自成

何况，李自成自己也“理亏”。

李自成进北京前，“不好酒色，脱粟粗粮，与其下共勉之”，“妻妾各一，皆老丑，不蓄奴仆”。

在财物分配上，李自成也长期奉行“平均主义”原则，闯王与众将，众将与普通士兵，都“与众共之”。

可是，攻破北京后，李自成变了。“逆闯多拥金帛，自丰积，宗敏凯之不获，心益离”。

李自成“吃独食”，引起了农民军将领们的不满。

李自成“见兵心摇动，先行大赏；将领人百两，兵卒人十两，皆大失望”。

显然，由于对李自成“封赏”不满，上到刘宗敏等将领，下到普通将士，都借“追赃索饷”掠夺财物，“私人不得藏金银”的规定无人再遵守了。

“上梁不正下梁歪”，李自成“理亏”，不便再阻止刘宗敏等人了，而同样，刘宗敏，也不便再去阻止夏面的人了···

表面正值鼎盛的大顺军，实际上已经崩溃。

分崩离析，失败

很快，这种崩溃延续到了作战上。

三月二十七，吴三桂击败李自成派去接收的农民军，正式与农民军决裂。

李自成“躬叩”刘宗敏、李牟，求他们出战。但刘宗敏等人“耽乐已久，殊无斗志”。

无奈之下，李自成只好亲征。

当时，作为最高领袖，李自成在京师仍有大量事务需要处理，以稳固形势。

所以，李秀成拖了半个月才出征，且许多事情（如对明勋戚、官僚的处理）只能以紧急方式解决。

所以，李自成直到半月后才发兵，七日后才到达山海关。

可以说，加入刘宗敏当时领命出征，立刻急攻山海关，吴三桂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勾引清军，清军也赶不及抵达山海关，则山海关之战恐怕又是另一番局面！而即便刘宗敏战败，李自成尤可能在北京阻止起更有效的抵抗，不至于连续败退。

然而，崩溃还没有结束。

李自成败走后，采纳牛金星之言，杀了李岩。

与李岩友好的宋献策见刘宗敏，“以辞激之”。刘宗敏大怒，表示要杀牛金星，“由是自成将相离心”。

当时的李自成，表面上依然拥有较大的地盘、兵力，但人心已离，失败的命运已经注定了！

1645年五月，李自成在湖北被杀，九月，刘宗敏战败被俘，也被杀。

刘宗敏的胡作非为，是大顺军走向迅速失败的重要原因。

然而，他的胡作非为，只是李自成集团缺乏政治素养的一个外在表现而已。

李自成军以“不纳粮”政策争取支持，只能依赖“追赃索饷”维系庞大的开销。

然而，李自成集团缺乏足够的政治才能，“规范”索饷，导致本是打击大官僚的“追赃索饷”弹性极大，很难严格把控。

而大顺军严重的“山头林立”，以及李自成本人的带头腐化，更使李自成对刘宗敏的管理既没有实力基础，也没有道义基础，更没有法律基础。

北京城里的李自成，看起来正值鼎盛。

可是，此时的李自成，既管不住刘宗敏，也管不住其他将士，甚至管不好自己！

李自成失败的命运，此刻已经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