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只是唾骂秦桧，却不想谁才能为“莫须有”定罪

从岳飞的“罪名”看冤案的缘由

岳飞谋反冤案的发生有着复杂的原因。

长期以来，都认为这起冤案是秦桧一手打造的。秦桧为了达到议和的目的，以“莫须有”的罪名除掉岳飞，甚至在《宋史》中也持这种说法。《宋史·岳飞传》中就记载：“（金）兀术遗（秦）桧书曰：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岳）飞，始可和。（秦）桧亦以（岳）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故力谋杀之。”并诱使岳飞的部下诬告其唆使部将张宪等谋反，以坐实岳飞的罪名。

然而，岳飞身为朝廷重臣，又是一位声名卓著的将领，秦桧虽然身为宰相，但仅仅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杀害岳飞，从当时的制度和法律来看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宋高宗赵构不是一个昏君，更不会任由秦桧蒙蔽摆布。其实，在《宋史·何铸传》中，秦桧对承办此案的御史中丞何铸说了这样一句话：“此上意也”。这不是秦桧的托词，而是岳飞冤案背后的实情。从刑部和大理寺对岳飞等人的判决书来看，罪名、罪证和刑法条文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此，这是一起典型的用法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的案件。

从相关史书记载来看，岳飞的罪名并非是“莫须有”，而是实实在在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岳飞被解除军权、任枢密副使不久，时任谏议大夫万俟卨便对岳飞进行弹劾，第一个罪名便是“稽违诏旨”，说白了，就是违抗圣旨，同皇帝对着干。这在重文轻武的宋朝，可谓是武将同谋反和谋叛并驾齐驱的罪名。

宋太祖赵匡胤就是通过发动兵变夺取江山的。因此，他做了皇帝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杯酒释兵权”，解除了大将们的兵权，建立了文臣统帅军队的制度，武将只能在文臣的统帅下，指挥数量有限的军队，这样就不足以对皇权构成威胁。这也是南宋初年金兵大举南下的过程中，各地将领只能进行零星的防御性的抵抗、而无法同金兵进行大规模决战的原因。当时的名将韩世忠同金兀术在镇江黄天荡大战，金兵有十万人，而韩世忠仅有区区八千人。直到后来韩世忠作为统帅一路大军的宣抚使，其麾下的军队也不过三万人。

在南宋“中兴四将”（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中，岳飞是唯一在抵御金兵的战争中崭露头角的。他于靖康元年（1126年）投奔赵构的大元帅府，因功补承信郎（从九品的武职虚衔），至绍兴四年（1134年）仅仅八年时间，就做到了清远军节度使，时年仅32岁，“自中兴后，诸将建节，未有如（岳）飞之年少者。”应该说，赵构对岳飞是非常器重，也对他寄予了很大的期望。而岳飞也不负所望，不论是抵御金兵，还是剿灭盗贼，都是屡立战功，收复的大片失地和许多重要城市。

然而，赵构对金兵的抵抗完全是一种消极的防御性的抵抗，并非真心要收复失地，“迎还二圣”（宋徽宗、宋钦宗）；他信任和重用岳飞，固然是看重岳飞的军事才能，但更希望岳飞能完全听从自己的旨意，为己所用。

但在这一点上，岳飞显然是让他“失望”的。

绍兴七年（1137年），岳飞被任命为湖北、京西宣抚使，成为同韩世忠、张俊并驾齐驱的将领。岳飞向赵构提出将张俊等所统辖的军队统一交由自己指挥，收复中原，被赵构婉言拒绝。而时任宰相的张浚更是认为岳飞的建议不妥，结果岳飞“上疏自言与宰相议不合，求解帅事，遂弃军而庐墓。”赵构在同左司谏陈公辅谈及此事时，陈公辅直言“前此朝纲不振，诸将皆有易心，习以为常，此（岳）飞所以敢与宰相议不合也，今日正宜思所以制之。”为此，赵构不仅拒绝了岳飞的要求，还给岳飞派去了监军。

然而，岳飞并未理会赵构的圣旨，而是将军队交给部将张宪，自己上庐山替母亲守孝去了。赵构不得已，专门派出使者到江州，“敦请（岳）飞依旧管军，如违，并行军法。”但岳飞“坚执不肯出”。使者不得已对他说：“相公欲反耶？”僵持了6天之后，岳飞被迫接受了诏令。

赵构召见岳飞，在安抚他的同时，对他说：“太祖所谓犯吾法者惟有剑耳！所以复令卿典军，任卿以恢复之事者，可以知朕无怒卿之意也。”从赵构的这番话里，已经可以隐约感到杀机了。

绍兴十年（1140年），金人撕毁和约，再度大举南侵。岳飞率军大败金兵，取得了颍昌大捷。就在岳飞打算乘胜追击时，赵构下令岳飞退兵，并“一日奉x十二金字牌”，岳飞“愤惋泣下”，说：

“十年之力，废于一旦！所得州郡，一朝全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

按照规定，君主的一道诏书就必须执行，现在连发12道金字牌，那就是预感到岳飞会“抗命”；如果这一记载属实，那应该说赵构已经对岳飞极度不满了。岳飞退兵后，赵构在召见岳飞时，对他说了一番话，并且还向左右大臣公开了这番谈话的内容：“朕昨面谕岳飞，凡为大将者，当以天下安危自任，不当计较功赏。”实际就是指责岳飞的行为是“计较功赏”，不以“天下安危自任”。

不久之后在同淮西宣抚使张俊谈话时，借唐朝郭子仪的事迹，对张俊说：郭子仪“虽总重兵处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诏至，即日就道，无纤介顾望，故身享厚福，子孙庆流无穷。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身飨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权之重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飨福，身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这番话明着是说给张俊听，实际上就是在暗指岳飞！

就在岳飞等人退兵后不久，金兵于绍兴十一年（1141年）又渡过淮河南下，攻打濠州（今安徽凤阳）。赵构命韩世忠、张俊和岳飞等分兵救援，但岳飞却“念前此每胜复被诏还，乃以乏粮为词”，拒绝发兵。结果赵构“御札付（岳）飞云：社稷存亡，在卿此举”，岳飞才不得已“奉诏移兵三十里而止”尽管这一记载与其他记载有所出入，但《宋史·岳飞传》中也明白记载“帝（赵构）趣（岳）飞应援，凡十七札”。

也正是这件事，使得赵构对岳飞最终动了杀机，“上始有诛（岳）飞意”。不久之后，万俟卨在弹劾岳飞时，正是借此事指责岳飞“稽违诏旨，不以时发”。而秦桧等正是秉承了赵构的旨意，最终打造了这起冤案。

明代文征明有一首《满江红·拂拭残碑》，可谓是第一个提出了赵构是岳飞冤案真凶的观点：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岂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悲，风波狱。

岂不念，疆圻蹙；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词中明确道出了岳飞冤案的原因，秦桧只不过是一个帮凶而已。事实上，在赵构看来，岳飞对自己权力的威胁要远远大于金兵；金兵只是要他的土地，而岳飞则可能会要了他的江山。这也是他不愿意岳飞收复失地、迎还二圣的根本原因。

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再看看南宋之前同为南渡王朝的东晋。东晋曾经两度北伐，第一次是权臣桓温统率的，结果功败垂成，而东晋王朝则渡过了桓温篡位的危机；第二次是刘裕统率的，虽然最终也是功亏一篑，但刘裕还是实现了篡位的目的，东晋王朝就此寿终正寝。殷鉴不远，赵构为了自身的利益，自。然是不会允许历史重演，尽管岳飞也并没有这个野心。因此，岳飞冤案的根本，还是在于君主专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