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匈奴的上层人物被封为侯，匈奴人甘心臣服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盘踞着众多的游牧民族，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匈奴。

匈奴的强盛时期，打败了乌桓、月氏等民族，称霸了草原，甚至可以逼迫威胁到汉朝，使其不得不以合亲的方式笼络自己。

但纵观西汉时期匈奴的发展轨迹，我们也能看到匈奴附汉一直是络绎不绝的，只是不同时期规模大小也不同。

对匈奴高层的优待与限制

对于匈奴上层，两汉政府一般都采取较为优厚的待遇，

如《史记·平准书》记载，元狩二年春季，浑邪王带领数万部下归附汉朝，到了之后受到了汉朝百万封赏。

对于地位特别重要的匈奴贵族，汉朝对其待遇十分优厚。

如西汉的呼韩邪单于，汉对其：

“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

并赐于黄金“匈奴单于玺”和盭绶以及大量贵重物品。

东汉时南单于归汉，东汉王朝也采取西汉时期对待呼韩邪单于的做法，赐以冠带、玺绶以及大量物资。

南单于派遣使者访问汉朝，又将儿子送到汉朝当人质，汉朝又赐单于及阏。

以后每一单于死，汉朝都派使者前往吊祭慰赐，另赠大批缯、彩令分赏诸王、骨都侯以下。并且岁以为常，事后供给南单于费值岁一亿九千余万。

即使到东汉末，曹操对南匈奴单于也是：

“岁给绵、绢、钱、谷如列侯，子孙传袭其号”

一般的匈奴上层则吸收到地方政府中担任官职。

对归附的匈奴主要上层人物，汉朝一般封他们以不同的侯爵，食邑有的多至万户。

如湿阴定侯昆邪王，较少的上千户，最少的也有几百户。

武帝以前对匈奴降人封侯的事较多，之后由于匈奴日衰，封侯之事逐渐减少，东汉时南匈奴降汉，对匈奴贵族封爵赐地之事更少。除了企图逃回匈奴，或谋逆、或使巫祝诅汉帝，或触犯禁制，或无子嗣等原因被赐死、削爵或国除外，汉朝总是让他们的子孙继续嗣侯，传位不绝。

另有一部分匈奴上层人物，则被吸收到属国等机构中担任职位或由汉朝廷封以官号。

例如梁期侯任破胡、煇渠嗣侯雷电任属国都尉，昆侯渠复累任属国大且渠，骐侯驹几任属国骑兵长。

汉朝廷对归顺、内附的匈奴首领封以官号者多为出土汉印所证，如“汉匈奴归义亲汉君印”、“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印、“汉匈奴守善长印”、“汉匈奴破虏长印”。

据黄盛璋先生分析，以上诸匈奴官印都是东汉朝廷对归顺、内附匈奴首领封官所赐。印文相同者常有多方，说明因内徙、归附封为同一官号者不止一人两汉朝廷在对内迁的匈奴上层给以优待的同时，也对其加以限制和监督。

匈奴的上层人物虽然被封为侯，但汉朝的列侯是一种不亲政事的爵位，他们只能坐食封户之税，食封之地则是由中央政府另派官吏治理。

而且封侯匈奴的食邑多在今河南、山西、山东、河北一带，有些已远到琅邪、南阳等郡，匈奴贵族居住在这些汉族人口稠密地区，不仅远离了部众，而且如果没有汉朝中央政府的特许，是不准擅自迁移的。

例如下麾侯謼毒尼其封地在猗氏（今山西临猗县），他一直居住在此，传直他的孙子冠支嗣侯时，诏令其移住戈居山，他却擅自携同家属迁入恶师地方，结果被削去爵位。

东汉末年，曹操将河东匈奴单于留于邺，而将其部众分为五部，择立其贵族为帅，另选汉人为司马对他们实行监督，不仅使单于脱离了部众，被削除了作为匈奴最高统治者的实权，徒有虚号而已，而且

“刘氏虽分居五部，然皆居于晋阳汾涧之滨”

各匈奴部帅实际上也不领众，统率的权力由各部司马掌握。除了以上所列几种方式，汉朝廷对于少数曾经顽抗过的匈奴人则没入为官奴，如修屠王太子和他的母后、弟弟都被进宫在黄门养马。

设立专门机构与属国管理匈奴百姓

汉朝朝廷设立的管理民族事务的职官和机构主要是“典客”和“典属国”。这都是从秦朝继承发展而来的。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

“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

这也为出土材料所证明。

典客为九卿之一，典掌少数民族及对外交往事务，其称谓和属官前后有所变化。负责蛮夷归附受降事务的，在秦及西汉成帝以前是典属国。

由于西汉时期匈奴是汉最主要的周边民族之一，因此典属国所典掌的所谓蛮夷降者主要是匈奴。正因为如此，汉代多选择熟知边务和边疆民族（尤其是匈奴）状况的人担任典属国一职。

如昭帝、宣帝时任命被羁留匈奴十九年的苏武担任典属国，直到他老死。之后又任命跟随苏武出使匈奴并一起被羁留的常惠为典属国，接替常惠的冯奉世也是久在边疆，对于属国情况非常熟悉。

由于典属国与典客（大鸿胪）职掌相近，所以成帝时期典属国被并入了大鸿胪，此后归附匈奴的管理也由大鸿胪管理。

对于普通的匈奴部众，汉朝一般是设立属国来安置他们。

所谓属国，就是归附的匈奴部众在尊奉汉朝统治的前提下，保持原来的生活习俗、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不变，只在行政上归属汉委派的属国都尉领导。这也是西汉从秦朝继承发展而来的安置管理归附少数民族的一种制度。

汉朝设置属国，始于元狩二年武帝置五属国安置昆邪等部来降匈奴。宣帝五凤三年又：

“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处匈奴降者。”

西汉武、昭、宣三代，共设置六个属国来安置匈奴和匈奴统治下的其他民族降众，东汉时属国略有变化，主要有定安属国、西河属国、上郡属国、张掖属国和张掖居延属国。

当然上述属国的存在并不是延续不断的，由于战乱等原因有些几度被废而又重建。

属国都尉由汉朝中央直接委派，最初只是对属国实行领导和监督，维护治安，调解矛盾，并不治民。属国内的民政仍由原来的王、且渠之类管理。到东汉光武帝之后，属国都尉开始渐渐分县治民。

属国都尉属中央典属国（后属大鸿胪）领导，同时还受郡太守节制，到东汉开始分县治民后逐渐不再受郡太守节制。

汉朝对归附匈奴士兵奖励的任用

由于匈奴以游牧、射猎为生，这就让匈奴士兵的骑射技术变得十分精湛，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因此，降附内迁的匈奴人还有一部分被选拔出来编入中央直属骑兵部队，驻守京畿三辅之地，由将领统帅，作为拱卫京师的精锐兵力。

武帝后期，在中央的南北军以外，又增设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八校尉。至东汉，西汉的八校尉裁并为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五校尉，又称“五营”，由北军中侯掌监，故通常统称北军。

其中胡骑校尉并入长水，因此东汉中央仍有直属的长水胡骑。如：

“永平二年冬，诸王来会辟雍，事毕归蕃”

明帝令官骑随从护送，这些骑兵都是匈奴的胡骑，轻兵善战，箭不虚发。

又如明帝时刘般行执金吾事，又兼屯骑校尉，

“每行幸郡国，般常将长水胡骑从。”

作为中央直辖军，这些胡骑精于骑射、骁勇善战，故常奉调出征。

如宣帝神爵元年三月，西羌反，汉朝征发三辅的胡越骑至金城。赵充国子右曹中郎将卬将：

“胡越骑为支兵，至令居。”

此外，据颜帅古注：

“胡越骑之在三辅者，若长水、长杨、宣曲之属是也。”

可知三辅胡骑还有屯驻于长杨者。匈奴士兵平时驻牧，遇到征伐，往往都要随军参战，两汉时期屡见属国骑参战的记载。

元鼎五年，渠复累反叛汉朝，想要攻打汉朝其他匈奴聚居地扩大势力，汉统治者同样派遣了匈奴组成的军队打败了他们，俘虏了渠复累的单于。

这是汉政府充分利用归附少数民族的军事力量“以夷制夷”的一个典型范例，同时一些少数民族的军事力量已经成为协助汉朝维护边疆社会治安的重要力量。

汉朝政府调动少数民族军队参与整肃匈奴叛乱的原因，首先是增加或进一步充实了维护统一的军事力量。

其次是调动归附少数民族军队参与镇抚叛乱少数民族利处更多：

第一，可以充分借重并发挥北方游牧、渔猎民族骑兵的战斗力；

第二，少数民族之间这种相互参与打击，虽然导致并加深了他们之间的怨恨而不利于民族团结，但却有利于汉朝中央对他们更好地驾驭、控制。

这种“以夷制夷”的措施在巩固边疆社会秩序中汉政府多次运用，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一定的社会治安作用。

结语

两汉时期匈奴的归附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使我国广大地区的民族分布形势发生了变化，促进了民族融合，有利于汉、匈双方的发展。汉王朝的民族政策还深刻影响了后世，对后世羁縻政策的有着重要意义。了解分析汉朝对匈奴的安置并汲取其精华，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处理当下存在的民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