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夺也，险易也”

本文转自：北京日报

“贵轻重，慎权衡”，是管仲的决策特色——

“予夺也，险易也”

张戈

被称为“华夏第一相”的管仲，擅长决断、谋于策略。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评价管仲：“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也正是因为高超的决策智慧，管仲才能为齐桓公献计定策，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史记·管晏列传》载：“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贵轻重，慎权衡”，即注重分析事情的轻重缓急、谨慎权衡事物的利弊，这是管仲的决策特色。那么应该分析哪些轻重、权衡哪些利弊？其中一个原则就是“予夺也，险易也”，即予小取大。

“予夺也”，即或给予或夺取；“险易也”，原意是分辨地势险峻程度，“辨地形之险易，孰利孰害”。决策者在面对种种局面时，应当立足于当前的形势慎重分析，科学作出是“予”还是“夺”的决策，从而实现予小取大的决策效果。管仲尤为擅长权衡“予夺也，险易也”，通晓“与之为取”的方法论，也正因如此，才能在决策中“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

“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约”就是管仲权衡“予夺也，险易也”的典型案例。公元前681年，齐桓公坐镇，管仲亲率战车七百乘讨伐鲁国。齐军三战三捷，鲁国随即全国动员，组织了六百乘战车，在曹沫的率领下迎战齐军。双方在鲁国的附庸国遂国交战，曹沫三战三败，丢失了遂国，狼狈败退。齐军长驱直入，进入鲁国腹地。鲁庄公与曹沫请求与齐国谈判，齐桓公答应了，但管仲却提出异议。《管子·大匡第十八》载：“管仲曰：‘不可。诸侯加忌于君，君如是以退，可。君果弱鲁君，诸侯又加贪于君，后有事，小国弥坚，大国设备，非齐国之利也。’桓公不听。”

这些谏言其实是管仲对“予夺也，险易也”的权衡。就此时齐鲁之战的局面而言，齐桓公只要举行盟会，订立盟约，就可以征服鲁国，获取极大的利益。但管仲则分析得更为深刻，他认为此时征服鲁国并不是最有利局面，会盟征服鲁国看似取得大利益，其实却埋下了大祸根。齐国的兵强势大、以大欺小已经引发了各诸侯国的忌惮，鲁国国小兵弱、连战连败的形象赚足了“同情分”。倘若此时再借会盟削弱鲁国，就会进一步引发各国忌恨。到时，小国联合起来抵抗齐国，大国组织起来防备齐国，齐国就会被孤立。这不但对齐国霸业不利，甚至可能被各诸侯国群起而攻之，导致灭国。这不是“易”而是“险”，不是“取”而是“予”。但齐桓公还沉浸在征服鲁国的美梦中，不肯纳谏，他在柯地驻扎筑坛，邀请鲁庄公会盟，这就是著名的“柯地会盟”。

会盟出现了突发情况。《史记·刺客列传》载：“桓公与庄公既盟于坛上，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动，而问曰：‘子将何欲？’曹沫曰：‘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甚矣。今鲁城坏即压齐境，君其图之。’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坛，北面就群臣之位，颜色不变，辞令如故。”

对齐桓公而言，被劫持是极大的羞辱。在曹沫逼迫下，齐桓公不得不允诺退还侵占的鲁国土地。在得到允诺后，曹沫收起匕首，从容走下会盟台，面不改色，就坐于北面群臣当中，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古代君主坐北朝南，臣子则面北朝拜，曹沫坐北则宣示了他的不臣服态度。看到曹沫的表现，齐桓公再次感到了极大的侮辱，于是大怒，想要毁约。“桓公怒，欲背其约。管仲曰：‘不可。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与之。’于是桓公乃遂割鲁侵地，曹沫三战所亡地尽复予鲁。”

这是管仲再一次对“予夺也，险易也”的权衡。在他看来，齐桓公受辱退地是小事，但是弃信于诸侯是大事，吞并鲁国土地是小利，得到天下之援是大利，不如舍小求大，退还土地。这样，齐国不但可以得到“守约”“诚信”的评价，一举扭转各诸侯国对齐国的忌惮，得到良好的道义根基，还能够反衬鲁庄公和曹沫会盟发难的不诚信，削弱鲁国的道义力量。《管子·枢言》曰：“诚信者，天下之结也。”有了诚信和道义的力量，霸业就可以期待。这一决策，看似失去了很多利益，但实际上“予小取大”，看似遭遇了失败，但实际上“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在这件事上，齐桓公失去的仅仅是未能完全消化的鲁国侵地，但却得到了诸侯信赖和道义力量。对此，《史记》评价：“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本文更多详情请参见《中国领导科学》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