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对谈|精神与理想的引领——闫平谈钟涵先生

“抹去重来六十年——钟涵艺术研究展”目前正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展出，为传承和弘扬钟涵先生的精神风范，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学博士高俊先生与中国美协原副主席闫平老师进行了一次艺术对谈，聚焦于老一辈油画艺术家钟涵先生的艺术人生，挖掘凝聚先生的智慧与精神，裨益后人。

高俊：闫老师好!七年前油画院组向中国艺术研究院申请立项给钟涵先生、詹建俊先生、侯一民先生、靳尚谊先生、全山石先生、闻立鹏先生、妥木斯先生做持续的学术访谈，访谈内容聚焦于七位先生晚年对艺术原理、油画教学、油画创作等本质问题的思考。访谈中有一个关键部分是《同道访谈》，就是请熟悉先生们的同事和学生来谈这七位先生。

闫平：你们的这个项目很有远见。

高俊：其实我们就是想向先生们零距离地请教问题，想把先生们一辈子70多年艺术实践所积累的智慧通过访谈挖掘整理出来，让我们所有学习油画，爱油画的人受益。钟先生在他的文论中多处提到您。首先，请谈谈您和钟先生的交往过程。

闫平：我是中央美院第五届进修班的学员，能够进入这个班学习，是我艺术旅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当时我从山东艺术学院毕业留校已经工作好多年，创作也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关口，在这之前，我总是非常客观地去描绘自然，感觉到当自己对自然形象进行取舍时，主体精神介入的程度不够，绘画能力也需要全面的提升。所以在这个时候能够进入中央美院进修班，对我的人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尤为重要的是我遇到钟先生当班主任。

1989年，钟涵与中央美院第五届研修班同学在一起

精神的指引

高俊：请谈谈钟先生的教学。

闫平：钟先生的教学非常严格，他会因势利导，不会要求我向弗朗西斯卡看齐，向米开朗基罗看齐，他对学生并没有这样那样硬性机械的限定。钟先生在上课的时候，我完全能够感受到。他对要表现的对象有精神层面的取舍。当我们面对一个模特的时候，是取模特表面的形态，还是取他的精神?虽然我们都明白这是一个问题的双面性，但我们大都仍会直接感受描摹模特表面的形体、肤色等成分大一些，可能忽略从精神层面去考虑，而从绘画至上去考量。在课堂上钟先生很强调精神的建立，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当你要画一张画的时候，你怎样取舍?这个取舍要在主体的精神的召唤下进行，也许你会关注和选取物质层面或欲望层面的一部分，也许你希望有一个精神的建立，而当年对这个精神是什么特别渺茫。

为了提高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钟先生在上课时提到了黑暗的、光辉灿烂的中世纪，提到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解放。当时我们正在上双人体油画课，钟先生总是拿一大堆画册，他不做过多的叙述，而是边翻画册，一边只说：好与不好!但他不会分析为什么好与为什么不好，大约两小时的时间是以这样的方式看画册，让我们的眼睛去在美术史的长河里去感觉、去奢望，和取舍。所以我觉得虽然钟先生没有给我上过很长时间的课，但是他对精神注入的解读与引导是我的艺术最好的一个起点和跳板，是我一生的艺术方向标和规定动作。

暖冬 钟涵

160cm×190cm 布面油画 2003年

高俊：这是一个很本质的、容易在创作教学中忽略的问题，钟先生很重视学生在精神层面的升华。

闫平：钟先生不会直接说你要怎么画、因为画画的问题就是1+1=100的状态，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视角看问题，作为有经验的先生，他不要求我们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而是通过举某一个例子，折射出那个问题，他脸上的表情会给你一个答案。所以在精神层面，他的眼睛在取舍，你的眼睛也在取舍，而你的取舍是在先生的引导下一点一点的从客观的人体，到发现的视觉，以及最后的表现渐渐的建立起来的。我觉得这与钟先生在对哲学的深入研究相关，他肯定在哲学方面思考过对模特、自己、艺术应该取什么。

高俊：从钟先生的创作和写生里面能看出来，他总是选取对象在精神方面很挺拔的那一面。

闫平：对，每个人都有一个英雄梦，我觉得钟先生的心里肯定有一个“国家栋梁材”这样的想法，我觉得有这个想法的注入，人生就有一个大的框架性、结构性的力量。在进修结束的时候，钟先生对我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闫平你是不是个共产党员?”我说“是”，他说，“你回去以后一定要把艺术的精神带到你们山东艺术学院去。”我当时还在山东艺术学院，可我回去不久就调到北京来了，当时钟先生说这话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我需要建立自己更远的艺术理想，要有更高的艺术追求，我当时想的最多的是怎么画，但他告诉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你把你的更好的一个艺术理想建立好，要坚持下去，不要走下坡路，在美院进修时两年，你的表现很好。”我觉得你有很大的进展，我希望你在回到山东艺术学院后不要掉下来。先生的这些话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所以我回去后一直非常努力，有一条线在美术史里也在我的生活里若现若无，去建立我艺术探索的理想国。“不要掉下去!”这是对钟先生的一个𠄘若也是我的希望。

望中犹记 晚潮明处 钟涵

170cm×340cm 布面油画 2010-2020年

理想的建立

高俊：请谈谈您在中央美院五届进修班毕业之后的进展。

闫平：其实我在1991年回到山东艺术学院以后，我可以选择自己生活的方式了，衣食无忧，有了住房，有了工作室，可以请模特，我们在艺术的、物质的需求上得到了好的改善。这时候我特别主动地思考一些问题，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应该怎样去面对我自己的艺术?在这之前我面对与思考的是整个西方美术史，是看着西方的画家们作品一笔一笔，一张一张，一年一年，一直画到到今天的美术史，现实主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抽象主义等各个时期艺术家们的精神和他们的作画方式对我都有影响。而当我转过头来看中国美术史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对中国美术史的了解太少了。

我之前对中国美术史只是看，只是听，但是我并没有实践过。这个时候也有人采用直接拿油画笔画国画的样式，但有更多的油画家、有心人探索表达中国艺术精神与审美的方式。我也在想有什么能和西方千年的油画史相媲美的艺术品种？我在思考和寻找中发现了咱们中国的戏曲历史有1500年。千年的戏曲史，一招一式从生活到艺术的蜕变过程完全可以和西方美术史并行研究一下。在中国戏曲艺术的表达方式中，我发现了京剧的念白、头的动势、手势、步态都从生活中的原始形态一步一步的走向概念和抽象，真是那样有精、气、神、更有艺术表现力。比如京剧《白蛇传》中白蛇青蛇的表演，这让我感到非常欣喜，甚至有点颤粟，在精神上，白素贞的包容大度理性，小青激情和野性都是创作中最需要的精神，从生活到艺术的跳跃令人震撼。我有可能试一下吗?从人物的精神，到表现的方式!是可以的!

同时，在一些综合性的展览上我注意到中国的笔墨尤其是书法、白描和油画放在一起时最能跳出，独立而绝决。因此我要特别把“焦墨”既当色系的一个音素又当最后的布局和结构。当我的一张画快结束时，到最后一遍时，我要在脑子最清晰时用最精神的黑线去表达，它既强调了形象的坚挺，画面分组的节奏又表达了绘画的意味。

所以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画了特别多的与戏班子有关系的题材，但我并没有画戏本身而对唱戏的人更感兴趣，我大概画了二十多幅吧。我常把自己也放到这个戏里。我当时希望画得大一些，当我的作品尺幅大到一定程度以后，需要解决的问题特别多，别人问的问题也特别多，造型、构图、色彩、用笔、精神状态，这些全部都要灌注到到这个大幅画面上，让我无法偷懒，因为尺幅太大，需要我努力的方向特别多。

我觉得从美院进修结束回去后，我能够非常主动地去给自己设立一些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确切地去做。

黄河船工色彩稿 钟涵

32.5cm×27.5cm 纸本油画

高俊：也就是说，您在中央美术学院高研班学习的时候，最大的收获并不是具体的某种技法，而是您对自己的探索方向有了多角度的考量。对于一个画家而言，最可怕的是画了好多年画，却很少对自己的创作和探索进行反思，而在高研班中，钟先生启发您主动思考自己的探索方向。

闫平：对，我觉得美院的先生们似乎都有这样的特点，老师们都特别能够建立文化的框架，给你的一个抛物线能够更长远的方向去给你提问题，让你从一个特别小的小人物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特别独立的、特别不同的个体，又有大的希望。这一点我觉得比怎样画要重要得多。当然画家最后还是要落在具体的画上，我觉得先生们对画面本身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关于造型、关于色彩、关于构图，这些问题都非常具体，是一生的事情，但是通过高研班的学习让我有一个世界的眼光去看自己的画，相当于先生们给我的是长江、是黄河，而不是小沟小岔，他们给了我一个共性原理，让我既有共性又有自己的探索方向。

揽羊 钟涵

150cm×150cm 布面油画 1996年

高俊：钟先生怎样辅导你们的创作?

闫平：从某种角度来讲，我觉得先生们尤其是钟先生是我的精神导师。毕业以后，我们也是经常会去请钟先生吃一顿饭，聊聊艺术，让他看我们近期的画，并讨教问题，每一次我都精神非常充实地回到了画室。我们班开始画毕业创作的时候钟先生专门去山东。我觉得作为老师，钟先生真的很了不起，因为我做不到深入到每一个同学家里、画室里去指导创作。当时我的毕业创作也在焦虑中，去济南火车站接钟先生时心中有些忐忑，因为钟先生比较犀利，评画时一贯地以批评为多，鼓励的比较少，假如他用一个满意的眼光点点头也就算表扬了，所以我到火车站去接他的时候，我就说，“钟先生您一定要鼓励我，您要知道我现在非常悲观，我画得不好，您一定要鼓励我。”他说，“我知道了。”然后到了我的工作室去看作品，他真的一个字也没批评，我心里也还特别不安和后悔了起来，钟先生那么远来了都不批评，不值得批评吗?后来他回京以后给同学说是闫平进行得不错，我才放下心来，觉得也许是我真的进步了。

高俊：听您这么一说，我感觉钟先生像以前的赤脚医生一样，不辞劳苦、心甘情愿地到每位同学家里或画室里指导创作，太让人敬佩了。

闫平：我们在美院进修的岁月赶上了最好的时光，当年先生们都在任，每一位老先生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今天这样有责任感的老师们已经很难见到了。他们像我的亲人一样。

高俊：您和钟先生交往的过程中有没有特别重要、记忆很深的一些片段?

闫平：有一次我见到钟先生说了两件事，第一是我画画的时候把所有我喜欢的大师的画册都放在眼晴看的见又垂手可得处，这个方法是在您上课的时候我学会的，对我的作品的进展特别有效，钟先生说再也没有比能让年轻人进步更开心的事啦。第二我说钟先生您的作品今年有很大进步，钟先生说那就更好了，只是时间过得太快了啊。我觉得我每一次见钟先生，都是一个重要的片段。作为艺术家钟先生也是个性情中人，我觉得和钟先生一块吃饭、聊画，先生都很踊跃，这让我们非常开心。

工地写生 钟涵

18.5cm×29.5cm 布面油画

高俊：钟先生有一张画是《闫平和克举的画室》，能不能谈谈钟先生画这幅画的过程。

闫平：这张画真的是在我们画室里画的。钟先生到我们工作室去，我给他带来早饭，他说：“吃什么饭，你要有时间给我挤点颜色，画画是第一重要的。”钟先生一直有那股劲儿：“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原来在山东艺术学院是上了7年学。当时我们学校也有别的专业，戏曲的老师就说这学生“挂相”，意思就是说将来能成角，老师说:“你将来你要画画，现在就要有画画的样子！有了神就挂相了。我就觉得钟先生就挂相、有神，觉得他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他为了画画不吃饭也不饿，一整天一口气画好了再吃饭。

高俊：《闫平与克举的画室》后来没有放大吗?

闫平：就原大，他去的那天好像下雨。

高俊：画了多久?

闫平：中间没有吃饭，我觉得画了一天左右，后来他还改过。

高俊：这让我想起钟先生改文章，有一篇文章他写了十几年，我问他是怎么写的?他说他刚开始思考某个问题时，有所悟就写下来，过几天一看不满意，又有新想法，又改，就这样，一直处于否定之否定的思辨和修改中，直到最终满意了，才发表。

闫平：对，钟先生就是这样。有一次他拿了一张自己的画，在我看来都基本上画完了，又来了一遍，直到涂成深灰棕的调子，由近及远，钟先生说明天再走一遍，可能由远而近吧。钟先生到了我的工作室里也给我改过画，改完后对我说:“我给你改画以后，你可以再涂回来。”但我仔细看了钟先生改画的过程是一种形的、整体的联动，色调的归纳，和去掉多余的用笔，向理性走进一步。我当时挺感动，因为我也是老师，我也是画画的人，也是学生，我觉得钟先生的这种付出的老师很难得，更重要的是他对绘画整体的高格调。

罗丹《加莱义民》素描 钟涵

112cm×70.5cm 纸本素描1981年

治学方法

高俊：您如何看待钟先生的治学与精神追求?

闫平：我觉得钟先生是画家里的读书人，因此在他的思维空间里非常的宽广。理想高远同时特别严谨，有理论秩序的先生，在这方面能给学生的特别多，而且他自己的画也不停地有进展。他特别落地，又有很高的理想，在他的作品里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精神，他都有。同时他把自己的情感与创作题材落在了劳动人民那儿，从劳动人民的世俗生活提起他整个的作为人的力量，和自然的力量的那一部分，对于从生活到精神的升华，他做了一生的努力，他不停地画泥土，不停地画脊梁，就像写诗歌一样，对待自己的画，他一遍一遍地反复推敲。我作为画家，特别能理解他，也觉得他的角度质朴而高远。

船工的晌午 钟涵

115cm×150cm 布面油画 2013年

来源：北京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