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渊与匈奴五部骑兵的崛起

西晋惠帝时期，宗室诸王为争夺权力而混战不休。内迁中原的游牧部族，南匈奴单于后裔刘渊乘势起兵建立汉国政权割据称雄。骑兵因素是刘渊、刘宣等匈奴上层贵族决定起兵割据时，所依仗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骑兵因素在刘渊建立汉国政权之后，寻求政治联盟伙伴以及建设发展政权的过程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年)刘渊起兵建立汉国政权这一历史事件，拉开了我国中古时期内迁中原的诸游牧部族逐鹿中原，建立中原王朝模式政权的序幕。

因此，刘渊起兵不仅仅是北方民族史研究的重点领域，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点领域。所以，迄今学界关于刘渊起兵事件的论著甚多，其中不乏对刘渊起兵这一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很详细论述的作品。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刘渊起兵建立汉国政权是在司马氏晋室江山的政治秩序已经失序，天下再次陷入混战的历史情境中，其为了重新构建稳定的政治秩序而做出的历史抉择。

试图在中原重新建立政治秩序，显然要适应自秦汉王朝以来，中原已经通行的政治文化准则。而刘渊精通儒学经典，通晓兵书战策，兼本人武艺出众，并出生于匈奴单于之家，拥有天然指挥骑兵的优势。这样，刘渊是难得的重新建构政治秩序的首选人才。通过刘渊本人的才华以及其认同的政治文化，再加上当时的天下乱局。不难理解刘渊何以要建立中原王朝式的政权。其中学界目前尚无对骑兵因素，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与影响进行专门探讨的论著。因此，本文在充分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历史文献史料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进而认为骑兵因素是影响刘渊起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

起兵决策中的骑兵因素

晋惠帝时期，皇族司马氏内部为争夺统治权力，司马氏诸王之间的争斗不断，进而演变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八王之乱”事件。永兴元年(304年)，并州刺史东嬴公司马腾与安北将军王浚联合起兵，麾下“众余十万”，对成都王司马颖展开进攻。司马腾与王浚的联军中有为数众多的乌桓、鲜卑骑兵。鲜卑、乌桓骑兵“劲速如风云”战斗力十分惊人，为司马颖所惧怕。面对乌桓、鲜卑骑兵势不可挡的进攻，司马颖发出“何易可挡邪?”的感叹。

当时，在司马颖身边一直无法脱身回归左国城的刘渊(字元海)，借此良机献策于司马颖，刘渊恳“请为殿下还说五部，以赴国难……且东胡之悍不逾五部，愿殿下勉抚士众，靖以镇之，当为殿下以二部摧东嬴，三部枭王浚，二竖之首可指日而悬矣”。司马颖听其所言，很是欢喜遂“拜元海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这样，刘渊以奉司马颖征召匈奴骑兵的命令，“回并州召集匈奴五部的骑兵前来支援”司马颖与政敌之间的战争。

早在刘渊于邺郡辅佐司马颖时，留守匈奴单于庭左国城的匈奴上层贵族们便进行了密谋，暗中推举刘渊为匈奴五部大单于，图谋起兵反抗晋朝，复兴呼韩邪昔日的伟业。以匈奴左贤王刘宣为首的匈奴上层贵族做出此决策的依据，本文认为有以下两点:其一，晋“惠帝失驭，寇盗蜂起”，司马氏诸王刀兵相见，骨肉相残，天下政治秩序混乱，这样的局势正是，“此天厌晋德，授之于我……方当兴我邦族”。其二，应该是对匈奴五部骑兵强悍无比，令人生畏的战斗力充满自信，其“皆一当晋十”。因此，匈奴五部骑兵是此次起兵反晋的核心军事力量。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著名的游牧部族之一，常年居无定所“逐水草迁徙”。其族人自幼“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

由上述史料可知，匈奴是全民皆可为骑兵的游牧部族。游牧部族的骑兵，“骑马而行、机动灵活……运用各种弓箭在远处就能轻易地将箭排山倒海式地直接射向他们的敌人”。对于匈奴骑兵超强的战斗力，晋朝官吏深以为忧，侍御史西河郭钦曾上疏奏曰，“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陈留人江统作徙戎论，其中提及匈奴骑兵的战斗力“过于西戎。然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

正是因为，匈奴骑兵可能具有高于其他游牧部族骑兵的战斗力，成都王司马颖才会放刘渊回归左国城，寄希望于刘渊召集匈奴五部骑兵为己所用，来对抗司马腾麾下的乌桓、鲜卑骑兵。尽管当时，刘渊起兵有上述两点的优势条件;但是为了争取更为有利的局面，刘渊回归左国城，在刘宣等人的拥立之下，任匈奴五部大单于，在二十天的时间里，便汇集了五万多人马的形势下，依然决定派骑兵支援司马颖。刘渊派遣“左於陆王宏帅精骑五千，会颖将王粹拒东嬴公腾”。

刘渊的这一决定，可以暂时避免同所有混战的司马氏诸王为敌，反而可以利用晋室宗族诸王之间的混战来发展扩大自己的势力。当时，以刘渊为大单于的匈奴五部，不仅拥有第一流的骑兵，同时也拥有第一流的军事统帅与将领。刘渊的才干不亚于其先祖冒顿，而且刘渊自幼勤奋好学，“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学武事，妙绝于众”。这一点可能是冒顿所不及的。刘渊的四子刘聪，文武双全，“十五习击刺，猿臂善射，弯弓三百斤，膂力骁捷，冠绝一时”。新兴太守郭颐征辟刘聪为主簿，“任以郡事，举良将，为骁骑别部司马”。后来刘聪“累迁右部都尉，善于抚接，五部豪右无不归之”。

河间王司马顒曾上表请封刘聪为赤沙中郎将。刘渊跟随司马颖在邺郡时，刘聪恐怕司马颖加害其父，于是亡奔成都王所在的邺郡。司马颖拜其为“右积弩将军，参前锋战事”。由此可见，刘聪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刘渊的族子刘曜，勇武过人，“铁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时号为神射”。同时博览群书，尤其喜好学习兵书战策，常常自比乐毅、萧何、曹参诸人。刘聪并不以为其的自比不恰当，反而赞许刘曜可与汉光武帝刘秀、魏武帝曹操二人相媲美。晋朝宗室司马氏之间的内讧，致使天下民怨沸腾，烽烟四起，战火几乎遍布神州。拥有杰出军事指挥官与强大骑兵部队的匈奴五部集团，紧紧抓住时机，在以刘渊为首的上层贵族的带领下，做出了起兵反抗晋朝建立汉国政权的重大决策。

政治联盟中的骑兵因素

内迁中原的匈奴五部众，奉刘渊为大单于起兵反晋建立割据政权之后，亟需思考、解决的问题是寻找志同道合的志士来共同反抗晋朝，也就是寻找推翻晋朝统治的政治联盟对象。匈奴上层贵族对政治联盟对象的首选是与匈奴同样来自北方草原的其他游牧部族。刘宣等人希望可以拉拢东胡苗裔乌桓与鲜卑，因此在刘渊欲派骑兵攻击乌桓与鲜卑骑兵，解司马颖之危时，极力劝阻，“晋人奴御我，今其骨肉相残，是天弃彼而是使我复呼韩邪之业也。鲜卑、乌桓，我之气类，可以为援，奈何击之”。

匈奴单于写给汉朝的国书中，曾提及“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汉文帝予匈奴的国书中也提及，“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可见，昔日匈奴组建的游牧政权中包含有诸多的草原氏族与部落。因此，刘渊重建政权后，便积极招募、吸收其它内迁中原的游牧部族为己所用。同时，刘渊精通儒家经典，“为晋人所服”。

当时的士族子弟如王浑、王济、王弥等均与刘渊相交甚厚。这样，中原对晋朝司马氏不满的士族子弟与普通百姓也纷纷前来归附刘渊。刘渊于永兴元年(304年)，在西河郡离石自称汉王，起兵反晋，打出复兴刘氏汉朝的旗帜后，一时间四方豪杰纷纷前来归附，“上郡四部鲜卑陆逐延、氐酋大单于徵、东莱王弥及石勒等并相次降之，元海悉署其官爵”。

结语

这些前来归附的一众豪杰大多精通骑兵战法。据历史文献资料记载:鲜卑骑兵“兵利马疾，过于匈奴”。文献史料中没有关于氐酋大单于徵骑射的记载，不过根据同样属于氐族酋长“骁武善骑射”的苻洪，“勇果便弓马”的苻健，“击刺骑射，冠绝一时”的苻生等人来判断，氐酋大单于徵应该也是一位骑射技艺了得的游牧部族首领。王弥出生于俸禄二千石的官宦士族之家，“弓马迅捷，膂力过人”，在青州一带有“飞豹”之称。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融合不是表现为直接汉化，而是表现为杂胡化，甚至居少数地位的汉人，久之也胡化了”。以王弥为例，中原士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胡化的表现之一，便是对骑射之术的精通不亚于来自草原的游牧部族。同时，石勒据文献史料记载为羯族人即是羯胡，“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其出生时有异象。石勒“长而壮健有胆力，雄武好骑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