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安东尼瘟疫的“罪魁祸首”是天花病毒吗？

提到古希腊罗马世界的瘟疫，人们自然想到的是雅典瘟疫和查士丁尼瘟疫，较少注意到安东尼瘟疫的存在。安东尼瘟疫暴发于“人类最幸福的五贤帝时代”的尾声期，可能是吹响帝国“三世纪危机”的前奏曲。这场瘟疫与两个伟大人物密切相关，一是它成为五贤帝中最后一位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利略执政时期的标志性事件，故以其家族名字命名为“安东尼瘟疫（Antonine Plague）”；又因伟大医学家盖伦将之称为“大瘟疫”并做了相关病例的临床记录，故也被称为“盖伦瘟疫（Galen Plague）”。

人们祈祷安东尼瘟疫早点结束

人们对安东尼瘟疫之所以知之甚少，主要原因是与之相关的资料散落于10多部古典医学和文学作品中，长期没有得到学者们的注意，从而成为学界的“漏网之鱼”。即便有个别论著提及，也是寥寥数语。不过，随着生态环境史、疾病史等领域研究的兴起，学界对古代世界的瘟疫越发重视。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安东尼瘟疫日益受到西方学界的关注，但因缺乏古病理学和古微生物DNA的样本，目前尚未从科学的角度，确定这场瘟疫的“罪魁祸首”是哪种病毒或病菌。其实，早自19世纪后期起至今，长达一个半世纪里，医学家、疾病史家、古病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等各个领域的学者，参与了这场瘟疫病因的讨论和研究。因为只有破解了这场瘟疫的“肇事者”，才具备了研究它的前提条件，才能预测它所造成的死亡率，进而得出其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罗马帝国的命运。

安东尼瘟疫的资料、症状和特点

如果要研究安东尼瘟疫的病因，必须得从古典文献入手。不得不说，安东尼瘟疫的资料远不如雅典瘟疫和查士丁尼瘟疫的记录更为集中详实，因为雅典瘟疫由著名的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查士丁尼瘟疫则由6世纪的拜占庭作家普罗柯比（Procopius，500 ? —565 年）等亲历者对之进行了如实细致的记述。安东尼瘟疫的资料来源主要散落在十多份古典文献中。其中六份来自亲历此次瘟疫的目击证人：著名演说家阿里斯泰德（Publius Aelius Aristides，117—180年）、 医学家盖伦（Claudius Galen，129-199）等；其余的文献来自公元3-5世纪的作家：戴克里先到君士坦丁时期的史家埃利乌斯·斯巴提亚努斯（Aelius Lampridius）、教会史家圣哲罗姆（St. Jerome，约340－420年）等。对于研究此次瘟疫的病因，最好的资料是来自医学家盖伦的记录。遗憾的是，盖伦只对个别病例的治疗方法以及疾病对身体的影响进行了较为零散、简短的不完全记录。不过，作为医学家的盖伦对病例的诊断记录，比由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和普罗柯比分别记述的雅典瘟疫和查士丁尼瘟疫的资料情况更客观。

马可·奥利略

首先，盖伦对安东尼瘟疫症状的描述。盖伦被皇帝马可·奥利略誉为“在医学家中首屈一指，在哲学家中独一无二”，足见盖伦在罗马帝国医学中的权威地位。从盖伦对瘟疫的定义来看，希腊语中的瘟疫（loimos）一词，并不是指某一种疾病，它是一个用于描述疾病事件中的流行病术语，也就是一个地方的许多人同时以同样的方式受到尤其是持续性和致命性的疾病的袭击。他在《医学方法》和《论黑胆汁》等著作中多处用“大瘟疫”“长期的瘟疫”这样的术语来形容这次瘟疫的严重程度。其中，关于安东尼瘟疫中的一个最详细的病历记录，出现在他的著作《医学方法》的第五部中。由于盖伦深受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体液学说的影响，他认为这种疾病是一种被称为黑胆汁的体液过多造成的。他所记录的患者病例特征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患者生病时间持续9到12天左右；两次提到发烧，盖伦也将这次瘟疫称为“发烧瘟疫”；三次提到全身布满黑色脓疱疹，疱疹表面粗糙，溃烂后部分结痂，鱼鳞状脱落，然后变得健康，这些脓疱或皮疹不需要治疗，是愈合过程的一部分；气管深处溃疡并结痂；两次提及咳嗽，一次提到口臭、胃痛和呕吐；三次提及腹泻和黑色或带血的粪便，并说，不排黑便的人，如会长出疱疹，就能活下来。

其次，这种疾病的致死率很高。盖伦说有成千上万的人受到这种“长期瘟疫”的影响。埃利乌斯·斯巴提亚努斯等人所著的《罗马君主传》中很多次提及这场瘟疫的破坏力以及皇帝的应对。安东尼瘟疫这场严重的瘟疫使得罗马城好几千人丧生，其中许多人都是贵族，也让数以万计的平民和士兵身亡。迪奥报道了191年瘟疫在罗马的再次爆发：“罗马城每天死亡人数超过2000人，这让那些以为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的民众感到极为惊骇。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瘟疫。”哲罗姆等人都记录了安东尼瘟疫所带来的人力资源的大量伤亡，“这样一场遍及全世界的瘟疫导致罗马的军队几乎全军覆灭”。尤特罗庇乌斯则说，整个帝国的大部分人口及整个军队都灭亡了。

再次，这次瘟疫的传染性很强，跨欧亚非三洲传播，而且有反复。根据阿里斯泰德等人提供的资料可知，瘟疫于165年在小亚暴发，一直持续到180年马可·奥利略死于瘟疫中的军营，到康茂德时期的189年再度肆虐，直到192年消停。《韦鲁斯传》中说：“马可·奥利略的共治者皇帝韦鲁斯命里注定要将瘟疫带入他穿过的那些行省，并最终给罗马带来了疫灾。攻陷巴比伦后，一个士兵无意中劈开了放在阿波罗神庙里的金匣子，结果一阵疫气从匣子里跑了出来，飘出了神庙，接着便从那里散布到了帕提亚及整个世界。”阿米安的《历史》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在韦鲁斯和马可·安东尼统治下，瘟疫的病菌从一个被迦勒底人的神秘术封闭的神殿中爆发出来，在产生了不治之症的毒力之后，用传染和死亡污染了从波斯边境到莱茵河和高卢的一切。”

以“文献”为主要证据阶段的争论

其实早在1882年，德国学者H.海瑟（H. Haeser）在《医学和流行病史教科书》一书中就提出安东尼瘟疫很可能是天花。美国著名的细菌学和免疫学家汉斯·辛瑟尔也认同这一观点。汉斯·辛瑟尔在名著《老鼠、虱子和历史：一部流行病和瘟疫的编年史》中指出，根据盖伦的记载，在大多数的病例中，患者在染病之初都有咽部发炎、发热以及腹泻的症状。大多数的患者会在患病后的第九天长出有时带有小脓疱，有时却是干瘪的疹子。在准确理解描述这种皮疹特性的文字时，我们再次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不过由于这种疾病所导致的突起皮疹通常表现为囊泡和脓疱，所以与雅典瘟疫相比，这种疾病的不确定性要小得多。在掌握了一些证据之后，我们赞同汉斯的观点，认为这种流行病就是天花的一种，或是与现代形式的天花密切相关的一种疾病。从这种疾病在整个已知世界传播的速度和范围来看，更是印证了其是天花的可能性。并且作者在书中很敏锐地意识到了瘟疫对罗马帝国衰亡的影响。不过，意大利著名医史学家A.卡斯蒂廖尼于1944年直接提出，这场瘟疫很可能是斑疹伤寒或腺鼠疫。

《老鼠、虱子和历史：一部流行病和瘟疫的编年史》

真正奠定并论证安东尼瘟疫为天花的是，美国古典学者R.J.利特曼和医学史者 M. L.利特曼。他们经过研究认为，虽然盖伦对瘟疫的描述是不完整的，但对最重要的疱疹及其出血性阶段为天花标志的出色描述，足以使该疾病被确定为天花。盖伦对疾病的持续时间和他所描述的其他症状和体征，如发热、呕吐、黏膜炎、咳嗽和喉部和气管溃疡等，与天花一致。文中也提到斑疹伤寒和天花在早期阶段无法得到区分，比如，天花疱疹和斑疹伤寒的皮疹都会遍布患者全身；天花有出血性阶段，斑疹伤寒症早期也会出现皮肤渗血等症状。不过，两者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天花产生会产生凸起的水泡状和脓疱状病变，而后者的病变是扁平的，且从来没有脓疱。而且提到天花的疱疹溃烂后结痂，表面粗糙，呈鱼鳞状脱落。斑疹伤寒脱皮是细粉末状，通常不粗糙，也从不结痂。两位利特曼从而论证了这场瘟疫的主角不是斑疹伤害。他们同时也提出，这次瘟疫应该不是腺鼠疫，因为盖伦每次提到疱疹时，第一点强调的就是它覆盖了患者的整个身体。而腺鼠疫的囊肿出现在腹股沟和腋窝的淋巴腺附近。利特曼二人的观点为1996年出版的《牛津古典词典》所接受。但美国全球史研究的奠基人威廉·麦克尼尔1976年出版了名著《瘟疫与人》一书，他却不加论证地提出，安东尼瘟疫很可能是麻疹。他辩论说，盖伦尽管提到了伴随脓疱的热病，但体液病理学理论降低了他对亲身经历的安东尼瘟疫叙述的重要性，对澄清病因没有多大帮助。

自利特曼论文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学界没有出现关于对安东尼瘟疫病因进行讨论的有影响力的论著。即便是再次掀起学界对安东尼瘟疫研究热潮的罗马史家R.P.杜肯-琼斯，在1996年发表的长文——《安东尼瘟疫的影响》中都对这个难解的医学话题进行了模糊处理，只是说天花、疟疾、肺结核、斑疹伤寒、麻疹等皆有可能。他更关注这场瘟疫对罗马帝国的全面而持久的破坏性影响。

与杜肯-琼斯提出的病因多元说相似的是，美国历史学家J. R.费尔斯。他于2004年发表的一篇主要讨论瘟疫与帝国衰落关系的论文中提出，一是认可利特曼二人所论证的天花；二是也可能是斑疹伤寒。因为医生们发现，在天花和斑疹伤寒流行的早期阶段，表现出类似的症状，难以区分这两种疾病；三是，安东尼瘟疫与目前炭疽病的爆发和生物恐怖主义的威胁相似。盖伦所描述的症状与炭疽病并不矛盾。迪奥对这场瘟疫的描述让人想起了现代对生物恐怖主义的恐惧：“罗马和帝国的许多人于这场瘟疫。他们死在罪犯手中，罪犯在小针头上注射一些致命的药物，并通过这些针头使人感染。”但费尔斯否定了腺鼠疫的说法，因为盖伦没有提到特有的腹股沟囊肿。不过，他在文中没有提出有力的论证，停留于猜测的层面，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美国传染病学家C. B.库尼亚和B. A.库尼亚（C. B. Cunha and B. A. Cunha，2008）提出，确定古代疾病病因的最佳方法是将古病理学与文学临床/历史分析相结合。他们使用这种方法对雅典瘟疫、安东尼瘟疫和查士丁尼瘟疫分别进行了分析。他们对安东尼瘟疫病因是出血性天花的分析，基本上是利特曼二人诊断的缩减版。

运用“科学”证据阶段的争论

关于安东尼瘟疫病原体初级阶段的争论，大多是依据是以盖伦记录为主的古典文献。随着古病理学家和古微生物技术的进步，使古代瘟疫的某些主要候选人逐步被排除，以及古代天花病毒的最新研究成果使得天花病毒成为安东尼瘟疫最可能的肇事者。不过，天花病毒成为最佳病原体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经历了疾病史家或古病理学家的一度质疑和反省。

澳大利亚医学家M.詹妮弗在2014年的论文中，声称天花似乎是最受欢迎的诊断，而且在古代肯定存在天花。然而，麻疹也被认为是一个潜在的罪魁祸首。她介绍了弗鲁斯（Furuse）等生物科学家于2010年使用贝叶斯统计分析数据（ Bayesian statistics） 证实麻疹病毒最有可能在公元11世纪或12世纪从牛瘟中分化出来。不过，韦特海姆和K.邦德2011年发文表示，将麻疹病毒及其近亲出现的时间定在11世纪或12世纪的技术存在问题，并质疑它是否可能比“分子钟”模型所显示的更古老。麻疹病毒的出现应该不早于公元第一个千年。也就是说，这肯定排除了麻疹是雅典瘟疫的原因。如果弗鲁斯等人的研究成果可靠的话，安东尼瘟疫的肇事者肯定也不是麻疹，进一步增加了是天花的概率。

法国医学史学者丹尼尔·古列维奇（Danielle Gourevitch）2013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盖伦瘟疫不一定是天花，应该是痘病毒科（正痘病毒属genus Orthopoxvirus）的一种病毒，它可以导致天花和其他相关疾病。也就是说，它与1979年根除的现代天花非常相似，但不一定相同。 就此她提出了两点质疑传统观点的论据：一是盖伦的描述中没有记录瘟疫中的幸存者身上不可磨灭的疤痕和面部的麻点，这与现代天花不同。二是瘟疫的目击者阿里斯泰德和赫罗迪安的瘟疫记录中同时出现的人类和动物身患疾病和死亡的现象。而天花只感染人，不应该在动物中传播而出现大量的死亡。因此，安东尼瘟疫很可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天花。

《罗马瘟疫中撞门的死亡天使》，19世纪法国画家朱尔斯·埃利·德劳内原作制作的版画。

古列维奇·丹尼尔提出的两点挑战，在R.弗莱明2019年发表的文章中分别得到强化和修正。她全面细致地检阅了盖伦作品中所有与瘟疫相关的材料进行研究后，她提出安东尼瘟疫的主角有可能是麻疹和牛瘟的共同祖先麻疹病毒。关于天花的共识需要受到挑战，其身份问题需要重新讨论。原因在于，一是，弗莱明认为古列维奇·丹尼尔提到的幸存者没有瘢痕和麻点的质疑很有道理。因为盖伦本人也有关于治疗面部疤痕的复合药物配方，因此应该懂得使用恢复性药膏对瘟疫存活者进行治疗，而他却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记录，这个质疑可对安东尼瘟疫的主角是天花的观点形成较大的挑战；二，对于古列维奇·丹尼尔对安东尼瘟疫中人类和动物同时死亡现象的解释，是罗马文学戏剧性修辞所致。弗莱明对她的解释并不满意。她推断说，瘟疫中出现人和动物的死亡是罗马瘟疫的一种特殊现象，从而成为罗马编年史的瘟疫叙事传统，并非一种文学的修辞手法。而瘟疫中导致人畜共亡的病毒，可能是麻疹病毒和它的近亲牛瘟病毒的共同祖先麻疹病毒。麻疹病毒和它的近亲牛瘟病毒直到公元9世纪至12世纪期间才各自独立出来。不过，她强调自己的观点完全是推测，与传统观点对主角是天花的推测类似。不管是哪种病原体，安东尼瘟疫在罗马时期一定是一种高传染性和高死亡率的新疾病。

瑞士巴塞尔大学的古代史家B.T.麦克唐纳，于2021年发表的《安东尼危机：气候变化引发的流行病和经济动荡》一文中，他运用古病理学家关于天花病毒进化的最新研究成果，对安东尼瘟疫的罪魁祸首是天花的观点进行了较为有力地辩护。他对古列维奇·丹尼尔和弗莱明二人挑战的论点进行了反驳和纠正。首先，对于他们二人提出的安东尼瘟疫中人畜共亡的现象，麦克唐纳运用史密森（Smithson）团队2017年关于天花病毒系统发育学说的研究，指出天花病毒与其最近祖先的分化发生在公元三世纪。如果他们的学说是正确的，那么人类特有的、产生疤痕的痘病毒可能在安东尼瘟疫发生近一个世纪后出现，而在此之前，有一种“多面手”痘病毒株在四处传播，可以感染多个物种，可以出现人畜共亡的现象。

问题是我们怎么确定安东尼瘟疫期间动物感染的流行病，就是与人类感染的疾病是相同的呢？况且阿里斯泰德和赫罗迪安都没有描述牲畜患病时的症状，只是提及它们生病或死亡。麦克唐纳认为，芭芭拉（Barbara Mühlemann）团队利用aDNA对13名中世纪的骨骼遗骸分析所发现呈阳性的天花病毒（VARV）的研究成果，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发现，天花的两个不同谱系——mVARV（现代天花的早期毒株）和aAVAV（以前未知的古代毒株），与公元180至500年之间的痘病毒的古代毒株不同。这表明，从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500年，古代毒株与其共同祖先分离的期间，一直存在一种古老的痘病毒株，直到最近痘病毒株mVARV和aAVAV分离。此外，研究人员注意到，VARV的祖先可能有更广泛的宿主范围。在aVARV中发现的活跃基因在后来的VARV中是不活跃的，这表明aVARV及其共同祖先可能已经能够感染多种哺乳动物，只有在mVARV出现后才进化为人类专性病毒。与受感染牲畜的文献证据一起，这一新的aDNA证据表明，一种古老的痘病毒株可能在安东尼瘟疫发生时就已经存在，可能是该疾病的原因。此外，从古老的痘病毒到最近的mVARV和AVAV毒株的分化表明，促使进化的古老毒株在分化之前有一个活跃期。而安东宁瘟疫发生的时间（公元165-192年）正是处于这种古老毒株分化之前的活跃期（公元180-500年）内。

尽管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和研究来巩固这一假设，但到目前为止，aDNA的证据与一种古老的痘病毒株是导致二世纪大流行的疾病是一致的。这就可以回答古列维奇·丹尼尔和弗莱明二人所提出的第一个疑问，而且驳斥了后者假设的麻疹说。对于二人关于幸存者身上没有天花疤痕的书面证据的观点，麦克唐纳认为，利特曼二人对盖伦没有提及天花特有的残留疤痕的解释仍然有效：因为盖伦的描述并不完整，人们不能仅仅因为盖伦没有描述某个迹象或症状，就马上争辩说，该迹象或症状不存在。除非该症状是盖伦所描述的特定诊断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其实，利特曼二人在文中的第22个注释中已经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很好地解释：“考虑到盖伦只是对这种疾病做出了部分的描述，以及他对这种疾病的治疗和诊断的主要兴趣，遗漏疤痕虽然令人遗憾，但并不令人吃惊，因为疤痕是这种疾病的结果，可能要到疾病结束几周后才会出现。然而，他对天花的症状描述足够完整，可以将这种疾病识别为天花。而且现代对天花的研究几乎也不提天花病人的愈后麻点，比如C.E.万鲁恩和A.J.卢德斯所著的《人类的病毒性疾病》（1948出版）根本没有提到天花特征性的麻点。”因此，麦克唐纳得出结论：“盖伦的症状学仍然是我们识别这种流行病的最有力证据，它比其他任何资料都更能表明一种类似天花的病毒是病因。在其他更有力的证据浮出水面之前，一种古老的、可能是多面手的痘病毒株是导致二世纪疫情的病原体的最佳假设。”

需要指出的是，2017年凯尔·哈珀的名著《罗马命运》一书出版，它是古罗马三场大瘟疫研究的总结性作品，在西方学界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辩论。但是，R.弗莱明和B.T.麦克唐纳都对他书中关于安东尼瘟疫最有可能是出大天花病毒的论证不怎么重视，在文中甚至都没有提及。也许与哈珀的论证与利特曼二人的研究相比，没有太多创新有关。不过，哈珀非常自信地说，尽管盖伦对此病毒在病人身上的特征表现的观察不尽全面（如脓包是在同时出现在全身还是在局部依次出现，是集中在身体的躯干还是四肢等），但他所描述的皮疹，从病变突起的出现到结痂和结疤的过程，可以让我们跨越与古代医生之间的文化鸿沟，将天花锁定为安东尼瘟疫的病因。

结论

古典文献的零碎和模糊等诸多困难并没有阻挡学者们的研究热情，从1882年至21世纪初期，古病理学家和古典史家等仍然根据医学和文学作品中所提供的资料，对安东尼瘟疫的主要病因做出了诸多的猜测，比如天花、麻疹、斑疹伤寒、腺鼠疫等等。其中天花最受学者们青睐，被视为大胆且合理的判定疾病。随着古生物学和aDNA技术的进步，关于安东尼瘟疫病原体的研究越发具有“科学”证据，天花病毒成为可能性最大的“罪魁祸首”。

关于安东尼瘟疫“肇事者”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学术争论，从表面来看，是关于古代疾病医学的分歧，但实际上这场学术论争却反映了人们对疾病、环境和气候等自然因素在人类历史中究竟发挥了何种角色的认识变化过程，以及在这观念影响下，学者书写人类历史视角的拓宽和进步。

参考文献：

R. J. Littman and M. L. Littman, Galen and the Antonine Plagu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 94, No. 3 (1973).

Ammianus Marellinus.XXIII.,6.24, vol.II, Trans.John C.Rolf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William H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Garden City, N.Y.: Anchor Press, 1976.

C. B. Cunha and B. A. Cunha, "Great Plagues of the Past and Remaining Questions," in D. Raoult and M. Drancourt, eds., Paleomicrobiology: Past Human Infections, Berlin, 2008.

Jennifer Manley, Measles and Ancient Plagues: A Note on New Scientific Evidence , The Classical World , 2014, Vol. 107, No. 3 (SPRING 2014), pp. 393-397.

Rebecca Flemming, Galen and the Plague”, in Caroline Petit,ed.,Galen's Treatise Περὶ ’ περὶ Aλυπίας (De indolentia) in Context:A Tale of Resilience, Brill,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