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身惨败，她注定被穷碾压这一生

图源《在公交车站直到天明》，流浪的女主在餐馆的后厨垃圾中寻找食物

提到一个流浪者死在冬夜，你会想到什么？

两年前疫情肆虐时，一位流浪女性的尸体在日本涩谷街头的公交车站被发现，死于他人袭击。

人们想象中，这位女性大约也是那种天天躺在街边、懒惰混乱的边缘人，并不在意。

可媒体走访报道后，大家惊讶地得知：

她遭遇袭击去世之前，每一天都在尽可能地努力工作或寻找工作，想要赚到活下去的薪水，意外地让无数人感同身受。

图源NHK纪录片《事件之泪》，字幕翻译出自UP主@ 艾艾_あずさ

两年后，她的经历被改编为电影《在公交车站直到天明》。

前不久被选入2022年的《电影旬报》十佳电影名单，这个奖项相当于日本的小奥斯卡。

虽然《电影旬报》榜单非常权威，但其实之前不少日本年轻人吐槽认为，这家百年杂志评选出的电影口味太老套，不够商业化。

比如2016年票房与口碑均大爆的动画电影《你的名字》，就没出现在当年的旬报十佳里。

可今年的名单出来后，很多人或许会感谢它的“老套”。

因为它从大量商业片中捞出了这部“沧海遗珠”，能让更多人看到她的故事。

许多人走上街头，为这位流浪女性发起名为“她就是我”的游行：

“凭什么我们这些足够努力、拼命生活的普通人，在这个社会中依旧可能是无家可归的下场？”

01

她哪一步都没有走错

却依旧陷入窘迫

大部分人刻板印象中的流浪汉，应该都是邋遢落魄的形象。

头发打绺、皮肤发臭、灰头土脸，普通人遇到了可能会绕道而行，因为担心对方精神失常。

同时，我们往往默认一个人在现代社会沦落到流浪的地步，一定是走错了什么人生路、遭受过重大打击：

生意失败倾家荡产、生活变故精神受刺激、遭遇病痛丧失工作能力……

但以上这些，在遇害的流浪女性大林小姐身上，都没有出现。

图源《在公交车站直到天明》

被发现时，64岁的大林小姐衣着干净整洁。

要不是身边拖着的旅行箱，与蜷缩在公交车站座椅过夜的窘迫处境，没人会想到她是流浪者。

她赖以过夜的那个座椅，宽度仅有约20厘米，中间还被打上了隔断，只能勉强坐着。

附近居民说，大约只有等到夜里12点后、公交车停运后，等到车站完全没有人的时候，她才会悄悄来这休息、坐到黎明。

图源纪录片《事件之泪》，大林小姐休息的车站

意外离世时，大林小姐的口袋里只有8日元、过期作废的驾照、早已停用的手机，以及一张写着亲人地址的纸片。

警方依照地址联系上了她的弟弟，那时他才知道，失联了四年的姐姐原来一直在流浪，且在冬夜里意外死于公交车站。

凶手是住在车站附近的一位男子，他觉得在车站休息的大林小姐看起来“很碍事”、“想给她点教训让她走”。

用装了矿泉水与石头的塑料袋，击打了她的头部。

电视台试图找寻大林小姐沦落到流浪的原因，采访了认识她的人。

结果发现所有人对她的印象，都是温和、亲善、努力、上进。

大林小姐的弟弟，展示了姐姐年轻时的照片。

照片中的大林有着生机勃勃的笑容，她毕业后原本在老家做着剧团演员和婚礼主持的工作，喜欢与人打交道。

后来为了实现演员、声优的梦想，奔赴东京打拼事业，但似乎并不顺利。

每一年，大林小姐都会给老家的弟弟与母亲寄信，用的是图案精美、一看就特意挑选过的贺卡。

还经常在文字旁边画上可爱的图案，祝他们身体健康、一切都好。

27岁时，大林小姐结了婚，但在一年后因受到家暴离婚。

她试着找了一个电脑相关的公司工作，离开了演艺事业，但因为跟不上工作要求，30多岁从公司辞职。

这之后，大林小姐或许还尝试了其他工作，又或是通过打短工、日结工赚生活费，弟弟说似乎是每几年就换一份工作，但如今已无人知晓细节。

她最后一份相对长久的工作，是超市的试吃推销员。

日薪约8000日元，但并不稳定，经常被取消工作。

与她在超市共事约十年的同事说，大林每次一拿到工资，就会去付房租、燃气费、电费，剩下的工钱就拿去便利店买吃的。

同事对她的印象很好，说她会招呼小朋友来试吃，小朋友离开时说“谢谢婆婆”，大林会温柔地挥手回应。

房东对她的印象也不错，说自己曾经用缝纫机做了一个包送给大林，她开心地说自己要把它当传家之宝。

大林小姐做超市推销员后期，年龄已经超过了60岁，每天却需要站着工作七八个小时。

尽管如此，赚到的工资也仅仅是满足温饱而已。

她的生活就像一根不知何时会断裂的枯木枝，勉强保持着平衡，然而收入会随着衰老而减少。

直到有一天，木枝彻底断裂，大林小姐的资金不足以支付房租。

大林小姐在年轻时尽力奋斗过，在中年时辗转于公司之间坚持着，直到老年依旧劳碌着。

她似乎没有做出过任何一个世人眼中“错误的选择”，而让日本网友们悲凉愤怒、产生共情的也正是这一点——

一个平凡而努力的人，难道应该得到无家可归的命运吗？

02

隐藏的“大林小姐”们

大林小姐被发现意外死亡后，她的亲人、曾经的房东、以及许多关心案件进展的人，都产生过一个疑惑：

她为什么不求助。

为什么不去申请生活保障（类似低保）？为什么没有人救助她？

她为何不干脆回到老家养老？又为何不向亲人或路人求助？

有的问题能在纪录片中找到答案，从事流浪者救助的社区工作人员推测，大林没有申请生活保障或许是因为提交申请后，工作人员必须要联系家属。

许多流浪者因此拒绝了救助，他们害怕自己的窘迫被家人发现。

大林的口袋中一直放着弟弟的地址，但自从付不起房租、流落在街头过夜后，她再没有联系家人。

同时，流浪女性往往更警觉、远离人群，也更难被发现并救助，因为她们经常处于被很多陌生人搭话的恐慌情绪里。

另一部纪录片中，因幼年被查出发育障碍、被父母扔出家门的一位流浪女性就表示，生活中会为她提供帮助的都是些可疑的人。

他们认为自己是个绝望的穷女孩，很容易进行性交易。

不过相比于争论大林小姐该不该求助，在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发声后，人们的焦点逐渐转向了另一个根源问题：

到底有多少隐藏的大林小姐？

有多少人，努力地在大城市中奔波却只能得到随时可能崩溃的、玻璃般的生活？

答案当然是，无数。

许多东京市民自主地发起了“她就是我”游行。

大林小姐生活平衡被彻底打破的直接导火索是疫情，超市关门，而最容易打工的餐馆、便利店、商场也相继停业。

日本不少公司考虑裁员，或辞退非正式员工。

收入减少，但东京的高地价、高物价决定了人们的生活开销很难降下来。

许多人感受到无家可归的威胁，一旦因疫情一两个月没收入，房租与物价很快会消耗掉自己的储蓄。

更让人泛起恐惧的，是生活一旦崩溃后的无力回天。

纪录片中，她的同事回忆刚搬出公寓时，大林小姐还坚持化妆、维持着端庄与体面。

但再过了一段时间，她就不再化妆了，夏天时脸上被晒的很厉害。

同事认为大林小姐在刚开始流浪时，或许还抱有忍一忍、马上就会好的希望，但却最终翻身失败。

因为像大林小姐这种缺少工作资历与高学历的弱势群体，在市面上往往只能找到非正式雇用、也就是临时工的工作。

日本许多社会学家将非正式化雇佣的扩大化，视为日本自平成时代开始的现代贫困的主要原因。

因为临时工的薪水极低、保障极少，但对公司而言却是降低成本的最佳方案。

纪录片《为什么年轻的贫困女性越来越多》中，跟拍了数个深夜拖着行李箱寻求落脚点的女性。

在一个可以住宿的网吧中，发现了三位已经在此寄居了两年多的母女。

每人蜗居在只有约两平米的小隔间里，个人物品全部挂在墙上。

母亲41岁，十年前离婚后开始独自抚养两个女儿，遭遇失业后，她们不得不搬进了网吧。

想着过渡一段时间就出去租房子，但租房前期押一付三之类的高额成本让她们迟迟无法行动。

大女儿19岁，她决定从高中退学在便利店打工，因为母亲一个人的临时工工资不足以养活三人。

她一个月赚约15万日元，再加上母亲那边给的几万日元勉强能支撑开销，因为她还承担了14岁妹妹的吃用。

因为缺钱，妹妹已经有半年没去上学。姐妹俩每天只吃一顿，分食从便利店买回的面包或便当。

相比于大林小姐，这家母女的生活多了脚下两平米的落脚地。

但她们的生活同样经不起任何风波，存不下像样的存款，且不说疫情这样的大冲击，仅仅是半个月、一个月的无工作，都有可能让她们走向无家可归的结局。

这家住宿网吧内，有70%的长期住户是女性。

或许与日本的“同工不同酬”现象相关，女性的工资普遍只有男性的八成。

03

贫穷是一道厚障壁

大林小姐的意外死亡，就像是在日本社会的躯壳上划开了一道口子。

那道口子里，照见了许多令生活在都市的普通平民、悲凉愤怒而绝望的现实。

有人在她身上看到了几十年前日本曾经拥有的高速发展，大批年轻人来到东京圈寻梦，建造起这千万人口的大都市。

可当他们老去，这个曾经的梦之都却提供不了最基本的安身之所。

有人在她身上看到了许多日本人已然回不去的老家，城市化的吸血早已将不少乡村掏空。

不少网友猜测，大林小姐不敢回家或许也是怕加重弟弟与高龄母亲的负担。

同时日本高额的继承税让不少人无法继承祖宅，彻底失去了回家的退路。

一旦在大城市流离失所，很容易陷入恶性的死循环。

前面提及的那位被父母赶出家门的流浪女孩，她因为没有常住地，只能打一些要求低的零工，正规公司更倾向于招聘生活稳定的员工。

同时，流离失所、每晚不知在哪里过夜的生活，也使她很难得到一些政府发放的福利，比如以家庭、户为单位发放的救济金。

因此也有人在大林小姐身上看到的，是日本救助体系、社会福利体系的脆弱与不完善。

看到了公共设施对流浪群体的不包容，他们大部分时候无路可去。

以上种种，最终其实都指向了日本正在面临的一个终极问题：

“贫富差距，正在变成阶级差异。”

贫困，正在变成永远也无法逾越的壁垒

书籍《东京贫困女子》中提及一个观点，三个“疏远”是令人陷入真正贫困的原因。

分别是与家人疏远、地域内疏远、与制度疏远。

即一种在低收入的贫困生活中无法从家人、朋友和制度的任何一方获得帮助的状态。

但令许多日本底层民众忧心的是，这三个疏远正在强制性地降临在他们身上。

与家人疏远未必是因为什么断绝关系，而是因为父辈们也难以提供经济支持

《为什么年轻的贫困女性越来越多》中有一个还在上学、趁着假期到东京打工，攒大学学费的女孩。

老家爱媛县的最低时薪是666日元，东京是869日元，女孩为了省钱也每天只吃一餐。

她的母亲非常心疼打工的女儿，但自己却无力支撑女儿学费。

尽管每天打两份工、收入依旧非常微薄，她甚至交不起自己养老金的保金，很担心老了还给女儿添负担。

大城市生活中缺失的邻里互助，是地域的疏远。

一旦流离失所就难以重回正轨的制度缺陷，是制度的疏远。

为大林小姐走上街头的人们，质问的不只是一位流浪女性的悲剧，质问的是缺失的、不够完善的社会兜底制度。

他们心中的惴惴不安，不只来自大林小姐的遭遇，而来源于每一个害怕自己难以安身立命的时刻。

于是他们举起了纸板，上面写下一句话：

“给所有人一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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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不是她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