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打到了魏国首都，魏王被杀，魏国就此灭亡

就在王翦大军伐燕，李信深入辽东追杀太子丹的同年，王翦之子王贲开辟南部战线，伐楚有功，夺取了十几座城邑。现在看看天下局势，韩、赵两大强国不复存在，魏国还剩下半条命，燕国已经失去了大本营，残余势力龟缩辽东，翻不出多大的浪花，只有楚国和齐国尚存一战之力。嬴政开始动楚国的脑筋了，和李信商量：“吞并楚国的话，你感觉用多少兵力才够呢？”

李信年轻气盛，自信满满：“20万人就足够了。”

嬴政再去咨询王翦，老将军的答复是：“非得有60万人不可。”

这样一种有前后次序的问答，自然会产生锚定效应。李信的答案成为抛在嬴政心里的锚，等嬴政再一听王翦的答案，自然无法接受，认为王翦老了，畏手畏脚没了锋芒。

两套方案一比较，结论很明确。就这样，嬴政派李信、蒙恬统率20万大军伐楚。至于王翦，主动请了病假，休假养生去了。

《资治通鉴》这段记载出自《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司马迁犯了一个错，和李信同行的秦国将领并不是蒙恬，而是蒙恬的父亲蒙武，司马光把这个小错误照抄了下来，实际上根据《史记·蒙恬列传》，蒙恬还要等到4年之后才获得军职，率军出征。

嬴政派李信挂帅伐楚，从管理学角度来看，实在是有失轻率了。李信并没有指挥大部队的经验，他的军功主要来自深入辽东追杀燕太子丹，一直追到太子丹藏身的衍水。当时李信只带了几千人，轻师袭远，这种打法和伐国之战完全是两码事。

转过年来，始皇帝二十二年（前225年），秦国两线作战，一是李信、蒙武南下伐楚，二是王翦之子王贲东进伐魏。我们先看王贲这条线。

早在战国初年，魏国和秦国大打拉锯战，争抢河西之地，魏国这边先后有李克、西门豹、吴起这些耀眼的人物，让秦国吃尽了苦头，而从魏惠王以后，魏国不断走起了下坡路，不但河西之地尽归秦国所有，西部领土又不断被秦国蚕食，信陵君的胜利虽然辉煌，却如同回光返照。到了如今魏王假当政的时期，魏国之于秦国已经毫无战略纵深可言了，王贲的军队轻易就打到了魏国首都大梁。

前边讲过，当年魏惠王迁都大梁，苦心经营，在周边兴修水利工程，首先开凿了一条运河，把黄河水引进圃田泽，然后又挖了一条大型灌溉渠，引圃田泽的水来浇灌农田。由圃田泽开凿的鸿沟水系连接起济水、汴水、泗水、睢水等中原河流，使大梁周边不但粮食产量提高，而且航道密布，水运发达。

魏惠王一定不曾想到，若干年后王贲打到大梁城下，面对如此发达的水网，正好因势利导，开挖鸿沟，引黄河水灌大梁城。3个月后，大梁城墙被水冲坏，魏王假在投降之后被杀，魏国就此灭亡。

问题来了：魏王假明明已经投降了，为什么会被杀掉呢？这可不是秦国的一贯作风啊。

如果是正常而明智的处置，无论魏王假是投降还是被擒，应当异地安置，就像秦国对韩王安、赵王迁一样。为什么偏偏要杀掉魏王假呢？

这很可能是司马光搞错了。在《史记》的记载里，要么说魏王假投降，要么说魏王假被擒，唯独没说他被杀。被杀的说法出自《列女传》，可靠性不高，却被司马光采录过来。无论如何，王贲一战决胜负，魏国全境就这样被纳入秦国版图。

司马光在《稽古录》里总结魏国的兴亡教训，说魏文侯以礼贤下士开国，魏惠王轻易把商鞅拱手送给了秦国，从此秦国一天天变强，魏国一天天没落。等到信陵君闪亮登场，尽管他的去与留直接关乎魏国的盛衰，但魏安釐王还是免不了心生猜忌，所以信陵君一死，就注定了魏国的灭亡命运，可见贤者之于国家有多么重要。

司马光的观点可以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人才的去留决定着国家的兴亡。

这是儒家的老生常谈，真正的难题是怎样才能识别人才，管理人才。

话说回来，王贲灭掉魏国之后，《资治通鉴》记载，嬴政派人去见安陵君，提出了一个土地交换方案，要以500里土地交换安陵。安陵君的回复是：“虽然大王您这么厚道，以大换小，但我这片土地是从魏国先王那里接受来的，我得一直守好，不敢交换。”嬴政竟然很钦佩安陵君的道德情操，不换就不换吧。

关于安陵君，你应该还有印象。当初信陵君指挥国际联军大败秦军，却被秦国一座小小的管城挡了路，久攻不下。管城守将原籍安陵，父亲缩高也还住在安陵，而安陵正是魏国下面的一个封国。于是信陵君派人去见安陵君，要把缩高请出来，利用父子亲情给管城守将施压，没想到安陵君软硬不吃，事情就是办不成。

嬴政打交道的这位安陵君未必还是信陵君打交道的那位安陵君，但即便不是同一个人，做派简直如出一辙。那么问题来了：以安陵弹丸之地，哪有和秦国谈判的资格呢？即便安陵君真有这份操守，但嬴政怎么会有这份闲情逸致跟安陵君谈条件呢？就算嬴政并不是真的想谈条件，只是设计一个圈套，诓骗安陵君献出土地，但是，秦国连偌大一个魏国都吞了下来，端掉小小的安陵还不是举手之劳，哪里还用得着诓骗呢？所以这整件事，怎么看怎么不合情理。

考察出处，《资治通鉴》的这段记载，是把《战国策》的一段长篇大论删节来的。《战国策》的原始版本文采很好，经常被古文选本收录，我们熟悉的《古文观止》就有这篇，题目叫《唐睢不辱使命》，我们在中学语文课里都学过的，说的是安陵君担心惹恼嬴政，就派了一名叫唐睢的高人出使秦国，唐睢在嬴政面前不卑不亢，甚至拔剑挺身，要跟嬴政拼命，把嬴政搞得灰头土脸的，郑重向唐睢道歉，说自己现在明白了，之所以韩、魏这样的强国都灭亡了，安陵君却能凭着区区50里的地盘存活下来，都是因为安陵有唐睢在啊。

大家在读中学的时候，听嬴政讲何谓“天子之怒”，唐睢对之以“布衣之怒”，又是“彗星袭月”，又是“白虹贯日”的，辞锋咄咄逼人，气势激荡人心，不会产生什么怀疑。但现在我们在编年史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这段内容，马上就会感觉难以置信。嬴政刚刚遭遇过荆轲的行刺，怎么可能允许唐睢这位外国使臣带剑上殿，和自己面对面呢?假如真的可以的话，那么荆轲当初又何必煞费苦心地弄一把淬毒匕首，藏在地图的卷轴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