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年，我的朋友没等来他的死刑

作者 / 蔡维忠

编辑 / 林子尧

五月的清早，天色未开，汤姆·司考维尔从家里出发，沿着加州24号公路驶向圣昆丁监狱。汤姆是退休语言学教授，七十六岁了，坐在身边的教友斯坦·莫纳是退休教师、诗人，上八十了。两人都是体面的白人。他们平生第一次探监，心里都有些紧张，却对即将到来的会面充满期盼。

一年前，患病多年的妻子撒手人寰，汤姆的世界空了一半。教友斯坦建议他做些新的尝试，与监狱里的死囚克里夫·佩里建立联系。斯坦的女婿杰是刑事律师，抽一定时间免费为囚犯服务，克里夫是他的客户。杰把克里夫介绍给岳父，因为克里夫在写诗，而斯坦是诗人。斯坦得知克里夫对神学感兴趣，便把克里夫介绍给汤姆，因为汤姆出身于宗教世家。数次书面通信后，他们终于要见面了。

汤姆把车开到监狱的停车场，然后排队。这时，女牧师卡西·韦伯赶到了。卡西是克里夫的宗教导师，常进监狱，对程序熟悉。卡西发现他们排错队了，把他们领到探视死囚的队，然后引他们登记。过安检时，绝大多数物品都不许携带，先寄存起来，只允许带车钥匙、驾照（作为身份证）和一些一美元的钞票（用来给囚犯买东西）。出了安检，进入探视大厅，见大厅里有二十来个四面用铁栏杆围起来的小笼子。

他们一眼看到离得最近的小笼子里有个身穿蓝色囚服的黑人，人高马大，比身高一米八的人还高出一头，戴着手铐。他就是克里夫。克里夫每次离开自己的小牢房，必须戴着手铐和脚链，到了目的地才解开；到院子里放风也是如此。加州七百多名罪恶深重的死囚都关在圣昆丁监狱，安全级别必须是最高的。克里夫在进入探视大厅前除去了脚链，手还铐着。

克里夫

隔着铁栏杆打过招呼，问过克里夫后，汤姆到墙边的售货机给克里夫买了一个桔子和一些草莓。探监时给囚犯买食物，相当于做客时给主人带礼物。这是改善伙食的好机会，因为平时囚犯的食物太难吃了。不过这是第一次见面，克里夫没点像汉堡那样份量大的食物。桔子也是不错的，他已经不记得上次吃桔子是什么时候了。三人进入后，小笼子就被锁上了。克里夫从一条栏杆缝里把手伸出去，让狱警帮他除去手铐。

汤姆和克里夫谈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克里夫的失眠，汤姆的外孙外孙女，旧金山四九人球队，当然还有神学。两人的神学观点并不完全一样。克里夫属于基本教义派，严格按照圣经经文来理解，经文说什么就是什么，汤姆则比较灵活理解。不过，这不妨碍汤姆对克里夫佩服。克里夫对于经文读得相当透澈，不时引一段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他讲起话来非常自信，不容反驳，也不易反驳。斯坦则和克里夫聊诗歌。克里夫带来自己的诗作，当场朗读一首，声情并茂。汤姆虽然平时对诗歌不怎么感兴趣，也被他感染。后来，斯坦把克里夫的诗作递交给在旧金山地区享有盛名的伊娜·库布里斯诗会。诗会批准克里夫成为会员；按照规则，所有入会者都必须到会当场朗读自己的诗歌，克里夫破例不必。克里夫的诗歌获得该会颁发的诗歌奖，并发表在其主办的半年刊诗歌选集上。

两个半小时的探视时间到了。斯塔和汤姆对第一次见面的感觉非常好。汤姆亲眼看到一个文化素养很高，口才极佳的罪犯，被他深深吸引。斯坦认为克里夫是好兄弟，他的故事应当写下来。

七年后的今天（2022年），轮到我把他的故事写下来。

是汤姆把我介绍给克里夫。汤姆和我认识，是因为我写散文《六个签名》，讲述他父母八十年前开始在中国行医的经历，和他们兄弟姐妹六人与中国的情缘。今年，汤姆和二哥卡尔来纽约长岛为大哥吉姆庆祝生日，并来我家小聚。汤姆得知我关注囚犯题材，便建议我和克里夫一起做个课题，让克里夫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有助于他舒缓抑郁症。我便和克里夫开始通信。

克里夫来信说，我是上帝引给他的人。我理解为冥冥之中早有定数，因为我们之间有个共同的朋友汤姆。而根据他给我的讲述，他的命运似乎早就注定。

克里夫于1969年出生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五岁时的一天晚上，邻居的狗吓着了他。第二天，他满脑子想着怎么报复，让狗经受他所经受的伤害和恐惧。他把一加仑蓝色染料泼在狗身上，然后用气枪朝狗的脸打了大约五十次，直到子弹打完。父亲大概记得这件事，后来克里夫被判死刑，父亲拒绝来探望他，只骂他是疯子。克里夫极有可能从小就心理不正常，只是没人给他做诊断。

他不记得有个完整的家，只记得七八岁时和父亲住过十几天，因而记得有个祖母，但不记得她的名字。至于父亲和别人生的孩子，他一个也不认识。十岁时，母亲带着他搬到加州洛杉矶。克里夫不习惯没有旧日伙伴的陌生地方，独自一人溜回圣路易斯，祖母和父亲不愿意收留他。

母亲吸毒，酗酒，卖淫，四十二岁时因肝硬化而离开人世。母亲养育他的时间不长，外婆也抚养过他，他主要在政府的管教下成长。他从没在一个地方待满过两年，辗转于收留所、安置所、少年营、青年营、青年管理局，这些地方相当于管教所加学校。十八岁时，他因为橄榄球打得好被一家本科大学录取，后因膝盖受伤，无法打球，奖学金被取消。也许那是一个改变人生轨道的机会，可惜错过了。此后，他两次进两年制的社区学院，因为违法离开第一家，因拖欠大学贷款离开第二家，没有完成学业。他也有亮点，学习成绩优良，为今后写作奠定了基础。

有个社工说：“克里夫，你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待足够长的时间，所以无法说是谁负责抚养了你。你是州政府养的孩子！”他给自己定位：“我不是一个正常的孩子，也没有正常的成长。”这个不正常的孩子年纪很小就加入黑帮，长大后贩毒，暴力攻击，持枪抢劫。

1995年7月，克里夫二十六岁，已结婚三年，在岳父手下做建筑工。他十几岁时就知道自己有心理问题，只是没有去诊断治疗。案发前的那个星期五，他觉得心理特别异常，便去约了下周三看心理咨询师。那个星期天，还没有到预约的时间，克里夫便犯了大罪。中午时他在一个朋友家喝酒，吸大麻，下午和朋友诺贝相约去挣外快——抢钱。晚上九点半，克里夫戴上手套，用头巾蒙着脸，手里揣着一把鲁格左轮手枪，和诺贝来到附近一家常光顾的酒铺。诺贝爬上柜台，将十六岁的店员萨米·纳瑟打到在地，萨米爬着从后门逃生。萨米的叔叔，店主沙伊·纳瑟从后面的房间冲出来，扑向克里夫。克里夫向他连开数枪，把他打死。

四天后，克里夫被抓起来，关在金斯县的牢房里。他看着一根长长的管子从墙上伸出来，心里想：“我可以把床单一端缠在脖子上，另一端缠在管子上，结束所有的痛苦！”这时候，他想起了上帝。克里夫前一年因持枪案件被关在金斯县的牢房里，卡塔长老前来邀请他参加一个神学项目，学了五个月，他便皈依了上帝。皈依上帝的人不可以犯罪，可他还是杀了人。如今，他想起了上帝。按照他天真的想法，上帝可以拯救他，帮他摆脱困境，把他弄出去。后来他才意识到，上帝解决问题的方式没那么简单，是让他受审，受囚禁，感受死神向他靠近，地狱里熊熊热火向他逼来。

在准备受审的日子里，卡塔长老又出现在他面前，说服他明白一个道理——他需要认罪忏悔。由于这个罪行如此重大，认罪的后果会使他与自由无缘，克里夫用了一年的时间，才在法庭上忏悔。他承认，杀死沙伊·纳瑟是对上帝和人类犯下了滔天大罪。

1996 年 7 月 26 日，克里夫脑子里永远无法抹掉的日子，他被送进圣昆丁监狱。他是自1978年加州恢复死刑后关进圣昆丁的第404个死囚。爱干净的克里夫一看牢房脏得一塌糊涂，没打扫干净就把他塞进来，眼泪禁不住流下来，心里充满绝望。可他是等待处决的人，谁会在乎他的牢房干净不干净呢？

圣昆丁监狱的死囚单元

来到监狱还不到一个月，一场预演发生了。这是自加州恢复死刑后的第二次处决。狱友汤姆·汤普森要面对死神。这也是克里夫终有一天也要面对的。那天晚上，他没心思看电视，也睡不着，便打开收音机，希望听到州长在最后一分钟出面阻止死刑。新闻却说，汤姆·汤普森已被注射了药物，停止了呼吸。克里夫又流下了眼泪，默默祈祷。他想：“这台杀戮机器要持续多久？”

第二天清早，即处决五个半小时后，死囚们像往常一样从牢房里走到院子里来，享受一天中仅有的三小时放风，一切如常。他们照常举重，打篮球，打多米诺骨牌，只字不提汤姆·汤普森，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克里夫很震惊，很生气，对着院子大叫：

“你们到底怎么了？昨晚有人被杀了，你们表现得就像他不存在一样！”

“没人在乎！他们只是杀死一只小鼠。”旁边有人告诉他。

“昨晚有人死了，今天人们照样走动，就像他从未存在过一样！” 克里夫重复一遍。

“对我们来说，他没有存在过。我们得活下去，不能让处决妨碍我们活下去！”

克里夫无语了，只在心里默默地念叨：“该死的，悲伤在哪里？哀悼在哪里？没有人流一滴眼泪，没有悼念活动，什么都没有！”

克里夫所经历的，对他是超现实的冲击。可是，这是现实，圣昆丁监狱就是执行死刑的地方。有一部分死囚声称无辜，还在折腾着上诉，胜诉的希望很渺茫；还有一部分希望尽快被处决，了却此生；剩下的在等死，即使不被处决也会老死于此。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地方，死囚们心冷如铁，似乎不该强求他们。狱警们面对一个个罪大恶极的囚犯，想着怎么防止他们闹事，要求他们施以同情，似乎有点强人所难。也许只有像克里夫这样刚进来的人才会带着外面的温情，流下眼泪，尽管他在一年前冷酷地夺走一个无辜人的生命。

我问克里夫是不是会想起受害人。他告诉我：“我让自己每天都在想受害人，不允许自己忘记他！”

有一次，律师无意中把案发现场的一张照片寄给克里夫，让克里夫看到了他终生难忘的场面——沙伊·纳瑟痛苦地躺在酒铺地板上，腹部有三个弹孔，还没断气。那场面由他造成，当时他只顾逃跑没仔细看，如今在画面中看得清清楚楚。克里夫一直收藏着那张照片。每当他开始为自己的遭遇感到难过时，都会拿出照片，提醒自己，是他夺走了他人的生命，他犯的罪给一个八个小孩的家庭造成永远无法弥补的伤害。

克里夫在监狱里因患抑郁症而参加心理治疗，看到参加者大多不认真对待，便把照片带去给他们看。他说：“如果我来这里寻求帮助但不认真对待，便是亵渎上帝，就像扇了沙伊·纳瑟一记耳光，他死得没有任何意义！”不知道这话在其他囚犯心中引起什么反应，医生认为他认真对待治疗。

沙伊·纳瑟只活了四十七岁，他有个妻子，八个孩子，远在也门，克里夫很想知道他们现在过得如何。他请律师去找沙伊的侄子萨米，问他是否愿意来监狱听他忏悔，萨米不愿意。克里夫明白，很多受害人的家人不愿意面对罪犯，只是希望罪犯腐烂在监狱，直至老死，不再出现。如果他们知道克里夫还能写诗，发表，得奖，说不定会觉得不公平。

克里夫不愿意腐烂下去。他知道别人那无法抹去的怨恨是因他而生，但他不能永远生活在怨恨的阴影下。他今年五十三岁，说不定可以活到八九十岁，不能就这样浑浑噩噩活下去。

这些年来，监狱又陆续处决了十一个死囚，每一个处决都提醒克里夫，他可能是下一个。不过，在恢复死刑后的四十几年中，虽然死囚不断被关进来，人数增加到七百多，却只有十三个人被处决。那台杀戮机器慢慢运转，到了2006最后一个处决后，停下了。州长搁置处决，不再执行。加州人心在变，如果举行公投，死刑很可能就被废除了。

克里夫大几率不会被处决了，死亡的危险来自自身。他经常陷入绝望，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写信给我：“老实说，我没想到会在监狱里坚持这么久！我过去常常想自杀，尽管每天都在学习圣经，仍然无法摆脱结束生命的想法。给别人造成的伤害让我陷于痛苦中，太过痛苦。我总觉得自己足够聪明，不会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我没有意识到困扰我一生的精神疾病有多严重。”

杀人这种事，常常处于医学和法律之间纠缠不清的地带。正常人需要非常强烈的理由才会杀人，非正常人的理由就是人不正常。圣昆丁监狱的死囚有大半精神不正常，因此也配备有最好的精神疾病设施。克里夫接受治疗后，开始明白自己得了躁郁症，时而亢奋，时而抑郁。什么时候开始的，无从知道。也许吸毒的母亲种下了孽，也许小时候用气枪打狗是症状，也许杀人前如果看了心理咨询师可以避免一场悲剧，也许律师用另外一种策略辩护，他会被送去强制治疗，而不是判死刑。他陷进另一座监狱，没人来囚禁他，他却无力掌控。他在心魔的监狱里。

所幸在牧师的引导下，克里夫已洗心革面，向暴力和毒品告别。在医生的治疗下，他的症状限制在可控的范围内，不再想自杀。遇到他认为是不公的对待时偶尔会发怒，但他只动口，不动手。躁郁症却是无法根除。

七年多来，汤姆几乎每天和克里夫通电话，每次根据监狱的规定限定十五分钟。他们聊各种话题：克里夫被狱警拒绝，没得到一份照顾老病囚犯的工作；看了新的心理医生迪克森；在狱中教圣经；考虑是追求文学还是神学还是两者都不放弃；送贺卡庆祝卡西的七十岁生日。更多的时候，克里夫困在燥郁症中，汤姆想帮他解脱病魔，获得自由。

于是，汤姆对于监狱里发生的一些事情了如指掌。其中一件是克里夫和死囚们躲着狱警玩起了“钓鱼”的游戏。

“钓鱼”绳是一条由从旧内衣抽出的毛线缠绕织成的绳子，末端绑着空牙膏管以增加重量。绳子从楼上小牢房的铁栏杆缝隙间扔出来，扔到走道外的空间，垂到楼下。楼下的克里夫用“棍子”把绳子拉到自己的小牢房。“棍子”用纸筒沾粘而成，末端有个回形针做的钩。他把糖棒（candy bar）系到绳上，让上面的囚犯提上去。

这是克里夫趁狱警上厕所的机会和其他囚犯在传送糖棒。以上的操作是上下楼传递。同层传递则是将系在 “钓鱼”绳上的糖棒从一间小牢房前拨拉到另一间小牢房前。邻近的小牢房之间，也可以把糖棒塞到铁栏杆外，隔壁的囚犯取走，并用同样的方法传给其隔壁的囚犯。

克里夫所在的单元有四层，每层有五十四个小牢房，每个小牢房住一个死囚，总共关着大约两百个死囚。克里夫住在第一层最左边。整个单元的死囚们，扣掉几个不愿参与的，互相配合，可以把糖棒从第一层最左边传递到第四层最右边。

克里夫和汤姆

克里夫在监狱里做生意，经销紧俏的糖棒。囚犯可以在监狱里买到种类有限的糖棒，但克里夫从外面邮购监狱里买不到的，深受囚犯们喜爱的糖棒，比如在美国很流行的好时（Hershey）巧克力棒，然后卖给狱友。

他们所用的货币是邮票。囚犯们不许持有钞票，他们在狱中做事挣钱，或收到外面亲友寄来钱，得存在监狱的账户里，只用于购买监狱里的东西。邮票便成了其他用途的地下钞票。克里夫从小牢房里传出糖棒，放风时在院子里收回邮票。

死囚们之间有不成文的规矩，不可截留属于别人的糖棒。如果为有人敢干，便是犯了众怒，从此便没有参与的资格，还要受到报复。传递糖棒得逃过狱警的监视，否则糖棒和传递工具会被没收。通常是几个人配合，有人负责放风，等狱警上厕所或不注意时，发出信号，克里夫和狱友在几分钟内完成传递。囚犯在如此绝境中设计并执行这一套商品传递系统，创造力令人叹为观止！克里夫则成为富有的死囚。

狱警并不用心来管这种小事。克里夫每年收到两千多支糖棒，重量大约两百五十磅，如果他一个人全吃了，恐怕早就活不成了。他们原可以查到，并知道这些糖棒有了去路。但监狱里有更严重的事情。死囚们之间的纠纷有时恶化到捅刀子的地步，克里夫入狱后就发生了好几起。还有，许多死囚沾上毒瘾，毒品杀人多于处决，克里夫入狱后就发生过十几起。管管刀子是怎么到囚犯手里的，毒品是怎么泛滥的，才是狱警们要管的要事。糖棒会让人血糖上升，加重糖尿病，不是好东西，但有好处，就是让死囚们获得一些乐趣。他们很难获得其他乐趣。死囚们高兴了，狱警们也就不头疼了。

基于这个原因，汤姆帮克里夫做生意，没有心理负担。只是对于升高血糖这个副作用，心里有些内疚。

克里夫在监狱里做生意，没有汤姆在外面配合不行。克里夫卖出糖棒，收到邮票，把邮票寄给汤姆，每次寄八百一千枚。汤姆通过纽约一家专门经营邮票的公司把邮票换成美元，用所得美元邮购糖棒，寄给克里夫。其余的钱用于给克里夫购买其他商品，或赠送他人。

汤姆之所以愿意帮助克里夫做生意，主要是为了让克里夫获得成就感。克里夫做起事来，人处于正常状态，或者比较亢奋；他不想做事时，便是陷入抑郁。汤姆不希望克里夫一直困在心魔的监狱里。

今年9月9日，汤姆又一次和克里夫坐在探视大厅的小笼子里。这是汤姆七年来第十三次探监，也是将近三年来因新冠疫情中断探视后的第一次。如果忘记监狱，他们像是在咖啡馆聊天的老朋友。他们之间肤色的差别，教养的差别，学者和杀人犯的差别，都不存在了。从逆境中过来的克里夫，聪明，博学，有创造力，令人汤姆觉得惊奇。汤姆愿意和这样的人做朋友。克里夫曾经交过一些监狱外的朋友，后来都逐渐走散了，汤姆承诺要做一个永远的朋友。

探监的机会有限，他们平时只能通电话。七年来每天通话，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如克里夫感染新冠病毒，在医院了躺了八天，捡回一条命，如汤姆一年前因腿伤感染葡萄球菌，差点丧命，治疗加疗养五星期，他们不得不暂时中断联系。

汤姆想帮助克里夫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就如医生帮助他治疗心理疾病、精神疾病、失眠症、糖尿病，如牧师帮他面对上帝的怒火，求得宽恕。这些职业人都不把他当成恶人，汤姆也不把他当成恶人，只以朋友的身份帮助他。我以为汤姆是出于教徒的情怀，特别是他们的相识起因于对神学的兴趣，汤姆说不是。教会的牧师曾请汤姆讲讲作为基督教徒如何拯救失足者，他没答应。他觉得与克里夫的关系是私人友情，与教堂和教徒身份没有太大关系。

我问汤姆，和杀人犯做朋友，心里没有个坎吗？

汤姆说，克里夫生长于那样的家庭和环境，几乎注定不会有好结果；他犯罪时不知道什么叫犯罪，毕竟，人不会无缘无故杀人；他现在已脱骨换胎，本质上是好人；和好人做朋友，没有心理负担。

问题是，克里夫陷在另一座监狱里，不能自拔。进入狂躁期，他会有灵感，写诗，或者积极做事。他要汤姆帮他买东西，或者帮狱友转钱。这些事看似正常，但克里夫会一下子要求办两三件事，急不可待，所以汤姆认为那是狂躁的表现。更为严重的是，抑郁是他的常态。

克里夫抑郁时常抱怨失眠。小牢房太热，或太冷，风扇太响，其他囚犯太吵，狱警来得太早，都影响他睡觉。他醒来爱看表：半夜醒来，一看是一点十七分；迷糊过去又醒来，再看是五点；吃过早饭后困得很，又想睡。汤姆建议他醒来不要看表，他改不了习惯，建议他戴上耳机，他说生怕晚上监狱里有什么重要宣布。也许，克里夫只需要诉说。据说，许多心理医生的治疗方法就是倾听。

汤姆有时候转换话题，谈两人都喜欢的体育运动，篮球，橄榄球，四十九人队，借以分散克里夫的负面情绪。有时，他们角色转换，汤姆讲养育外孙外孙女遇到的困难，克里夫会给他提建议。他们之间不是单向的友情。

汤姆六十几岁时，提前从旧金山州立大学语言学教授职位上退休，照顾患绝症的妻子多年，直到她去世。那期间，女婿自杀，女儿无法承受而失踪，留下四岁的女孩和一岁半的男孩，即将成为政府收养的孩子。汤姆把外孙和外孙女收养起来，当起了法律上监护人，实际上的父母。这个责任一直延续到今年外孙成人，当上水手，这时汤姆已经八十三岁了。

汤姆曾和二哥卡尔谈论生命的意义何在。二哥说：“只有为他人服务，人生才有意义。”汤姆原以为一生写过许多学术著作和论文，便是意义，但这些都成了过去。抚养两个孤儿增添了新的生命意义，帮助克里夫也增添了新的意义。

汤姆告诉我：“我们每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囚徒，需要解放。有人囚禁于躯体，有人囚禁于财富，无法做自己想做的事，都是囚徒。不能把我看作受过良好教育，头脑清醒，做事正确，遵纪守法的好人，把克里夫看作反面，其实我们都受囚禁。我们两人之间是平等的朋友关系。”

这样看来，汤姆在帮助克里夫获得某种自由时，自己也获得某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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