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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嘉淦像
《行旅图》(清 局部)
近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退票事件”引发关注。现代景区有免费的,也有收费的,但还是以收费的居多。毕竟开发与维护都需要成本,如果完全免费,又没有政府补贴,别说经营者无利可图,就连清扫垃圾都搞不下去,消费者体验也就谈不到了。那么,古代景区收费不收呢?会不会也像现代大多数景区那样要门票呢?
我们可以跟随清朝官员孙嘉淦的脚步,感受一下三百多年前的景区和门票。
泰山娘娘庙“票银人二钱”
孙嘉淦,字锡公,山西人,乾隆年间名臣,当过工部尚书、刑部尚书、吏部尚书、直隶总督、湖广总督,还做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翰林院掌院学士,在京城是部院大臣,在地方是封疆大吏,地地道道的高官。但下面要说的故事发生在康熙年间,那时候孙嘉淦还很年轻,还在翰林院当庶吉士,相当于实习生。
在翰林院做实习生不久,孙嘉淦的母亲过世了,他辞去官职,丁忧守孝。守孝期间,妻子又不幸病逝,儿子也不幸夭折,他悲痛之余,百无聊赖,便计划通过旅游来化解痛苦。用《诗经·邶风》里的话说:“驾言出游,以写我忧。”驾上马车去旅游,以便倾泻(“写”通“泻”)我忧愁。
康熙六十年,即公元1721年,农历二月十四,孙嘉淦与一位科举落榜的朋友结伴,离开北京,向南进发。他们过卢沟桥,过琉璃河,过白沟、雄安、任丘,从河北入山东,经过德州,抵达泰安。
到了泰安,当然要爬泰山,孙嘉淦的目标是山顶,可是爬到半山腰,就被人拦住了。阻拦者说:“不可,山顶有娘娘庙,领官票而后得入。”(孙嘉淦《南游记》,以下凡未标明出处的,皆出于此)你们不能再爬了,山顶有娘娘庙(即碧霞元君祠),得买票才能上去。孙嘉淦问买票得多少钱,回答是“票银人二钱”,每人2钱银子。
2钱银子是多少呢?10钱为1两,清朝1两银子的标准重量为37克,所以1钱有3.7克,2钱即7.4克。按今天白银现货每克5.8元估算,7.4克还不到50元,并不算贵。
然而我们不能这么换算,因为白银价格浮动极大,古代白银的纯度也较低,最标准的“纹银”才含93%的纯银,当时7.4克白银跟今天7.4克白银的真实价值是不能画等号的。
那该怎么换算呢?得看当时白银的购买力以及当时的收入水平。查《康熙实录》,康熙六十年九月,山东新米市价为每石纹银16钱。清朝1石的标准容积为60公升,大约装米80公斤。16钱银子能买80公斤大米,那么1钱银子能买5公斤,2钱银子能买10公斤。孙嘉淦去碧霞元君祠,每张门票的代价相当于10公斤大米,折合人民币仍旧是几十元的样子。
低品京官年俸可买娘娘庙200张门票
再看收入水平。康熙给百官发俸禄,沿用顺治十三年(1056年)的定例(该定例直到清朝末年才被废除),孙嘉淦身为低品京官,丁忧以前的年俸只有40两。40两银子等于400钱,一年不吃不喝,只够买碧霞元君祠200张门票。
清朝史料长编《东华录》第九卷收录某官员奏请康熙增加俸禄的一篇奏折:“知县四十五两,计每月支俸三两零,一家一日,粗食安饱,兼喂马匹,亦得费银五六钱,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尚有二十余日将忍饥不食乎?”知县通常是七品官,年俸只有45两,折合月俸3两多,养家糊口加养马,每月薪水只够花五六天,如果不贪污,剩下20多天就得挨饿。康熙是怎么批复的呢?就仨字:“知道了。”
后来又有大臣奏请惩处贪官,康熙说出心里话:“凡事不可深究者甚多,即如州县一分火耗,亦法不应取……若尽以此法一概绳人,则人皆获罪,无所措手足矣。”贪污这种事不能深究,因为人人都知道官俸太低,不贪污就活不下去,如果严格按照律条抓人,官场上将无人能够幸免。言外之意,俸禄是不能增加的,但贪污是皇帝默许的,只要不太过分就行。所以在康熙一朝,尤其在康熙晚年,贪污之风盛行,少贪即是清官。
既然康熙时期的官员收入不限于合法俸禄,那么拿官俸去衡量门票就显得不科学了,所以我们更要看看平民百姓的经济状况。
康熙年间,京杭运河北段要清理淤泥,通州官员雇民工做这项工作,给每个民工每月发放1两,即10钱。与此同时,昌平官员统计赋税,每亩耕地每年缴纳田赋2钱银子,成年男子每年缴纳人头税2.8钱银子(以上数据均出自康熙年间修订的《顺天府田赋考》)。也就是说,孙嘉淦去泰山买一张碧霞元君祠的门票,相当于通州民工6天的收入,相当于昌平农民每亩地的田赋,相当于成年男丁大半个人的人头税。这么一比较,泰山碧霞元君祠要的门票实在很贵。
门票既为了增加收入也是为了筛选游客
孙嘉淦最后买票没有呢?买了,而且买了两张,跟那位科举落榜陪同出游的朋友一人一张。但是他们的旅游体验却很差,因为买票之后仍旧不能往上爬,卖票的人说,今天买票,明天才能登顶。次日凌晨,孙嘉淦与同伴再次爬泰山,千辛万苦登顶成功,已经是晚上,远远望去,山顶上繁星点点,可是走近了瞧,“男女数千,宿止道旁,燃炬以丐钱。”竟是几千名乞丐打着火把拦路要钱。孙嘉淦感慨人心不古,同时也抱怨当地官员没能尽到职责,搞得这么多百姓乞讨度日。
究竟有没有给乞丐钱,孙嘉淦没有记载,只说他终于走进碧霞元君祠,“正殿五间,而三门皆有铜栅,门内金钱积深二三尺,堂上有三铜牌,明末大珰所铸,余无可观,束庑廊下,石柱中断。”仅有5间大殿,其中3间被铜栅栏围着,隔着栅栏可以看见香客投入的铜钱,堆积厚度将近1米,正堂可以进去,竖着3枚铜牌,由明朝末年太监铸造,其余没什么可看的,门廊下的石柱也断了,无人修理。
从泰山下来,孙嘉淦又去曲阜参拜孔庙,然后离开山东,先后进入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广西等省份,再转回湖南,北上湖北、河南、河北,年底回到山西老家。这趟出游历时大半年,经过9个省份,游览的名胜除了泰山碧霞元君祠,还有曲阜孔庙、淮安韩信祠、扬州隋炀帝行宫遗址、镇江金山寺、苏州虎丘、杭州西湖、杭州岳飞庙、杭州灵隐寺、绍兴鉴湖、富阳严子陵祠、南昌滕王阁、衡山南岳庙、全州光孝寺、桂林漓江、长沙道乡台、赤壁祭风台、武汉黄鹤楼、遂平嵖岈山、禹州大禹祠、登封少林寺、登封中岳庙、豫北王屋山、易县黄金台、涿州轩辕台……孙嘉淦将此番行程写成长篇游记《南游记》,但他对绝大多数景点的描写都非常简略,没有再提那些景点要不要门票。
按常理推想,无论是对公共景区拥有管辖权的地方官府,还是对私家园林拥有运营权的富商大贾,都有可能出售门票。之所以这样做,既是为了增加收入,也是为了筛选游客。特别是那些闻名遐迩又空间逼仄的景点,假如人人都能免费进入,那么每个人都将没有立足之地。乾隆年间出版的《扬州画舫录》就提到,扬州一位周姓富翁建成一座园林,占地仅有几亩,但布局精巧,风景优美,慕名来访者众多,那周姓富翁就印制了一批长3寸、宽2寸的“园票”,让看园子的仆人出售给访客,不买票就不能进。
古代有没有不要门票、人人能进的景点?肯定有。明朝著名旅行家徐霞客在《粤西游日记》中就说过,广西柳州的柳宗元祠堂不要门票,祠堂里的小潭“罗池”颇负盛名,他兴致勃勃地前去观赏,结果非常失望——传说中清澈见底的罗池竟然变成淤塞的泥塘,塘底堆满砖石,塘面漂着垃圾,苍蝇绕着垃圾嗡嗡飞舞,黑压压的蚊虫铺天盖地。好好的景点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就是因为当地官府不仅不收门票,还强迫附近的百姓免费接待前来游览的过路官员,让百姓们轮流值班,牵马抬轿,搞得大伙苦不堪言。老百姓没办法,就把怨气撒在风景的头上,偷偷往罗池里扔石头、丢垃圾,让它不再有吸引力。
出远门去旅游门票终归是小钱
门票始于何时?如今很难考证。按《东京梦华录》第七卷记载,北宋京城开封西郊的人工湖金明池平常用来训练水军,每年农历三月会对外开放,人人可以游览,但如果要在那里钓鱼,“必于池苑所买牌子”,必须去金明池管理处买一张票。宋人笔记《麈史》则记载北宋洛阳的风俗习惯:每年春天,各私家园林对外开放,游客不管去哪一座园林参观,照例都要给看园子的管家一笔“茶汤钱”,也就是小费。管家收了小费,不能全装进自己腰包,照例要拿出一半交给主人。本质上讲,这笔小费就相当于门票,但具体数额可能是不固定的,游客大方就多给一些,小气就少给一些。
《麈史》还记载,司马光在洛阳有一座小型园林叫“独乐园”,每年春天也对外开放,游客也会向他的管家支付小费。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春天,司马光的管家看守独乐园,总共得到20贯小费,将其中10贯上交,司马光高风亮节,一分钱都不要。他的管家同样高风亮节,用那10贯钱给司马光盖了座亭子。10贯钱能盖一座亭子,说明不是一笔小钱,而司马光独乐园开放一个春天就能收入20贯钱,说明门票收入不算低。
如果说宋朝的一些景区已经开始要门票,那么宋朝以前呢?按乾隆年间成书的大型地方志汇编《江南通志》记载,五代十国的后晋时期气温骤降,太湖封冻,湖边出现一座冰山,当地居民便将这座冰山拖到岸上,用苇席围起来,谁想进去参观,必须拿出钱来。您看,这也算是门票,不正规甚至不合法的门票。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各种文献浩如烟海,在宋朝和五代十国以前,也许早就有了门票,这需要感兴趣的朋友去仔细钻研,阅读和梳理更多的文献。抛开这个问题不谈,我们最后来说说古代旅行家怎么解决旅行成本问题。
常识告诉我们,出远门去旅游,门票终归是小钱,真正花钱的是交通和食宿,而古代交通落后,途中旷日持久,旅行成本其实是比今天高得多的。孙嘉淦在《南游记》开篇说,旅行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像大禹治水那样,为了天下苍生而旅行;第二种是像司马迁那样,为了访求历史而旅行;第三种是像汉武帝东封泰山那样,为了炫耀功业而旅行;第四种是像官宦和商人那样,为了求官求财而旅行。孙嘉淦认为,像他那样单纯为了排解郁闷的心情而旅行,属于非常少见的旅行,普通百姓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普通百姓为什么不会这样做呢?因为填饱肚子都成问题,如果远方没有更好的饭碗,出远门就等于找死。
幸亏我们生活在物质生活丰富、交通条件便利的现代社会,普通人随时就能出游。
文并供图/李开周责任编辑:李晓(EN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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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照生成时间:2023-12-27 08:4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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