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古的制度中，忽里台大会的地位有多重要？

成吉思汗立国之初，将组建的九十五个千户中的三十多个千户以及蒙古国东、西两翼之地授予诸子诸弟，如《史集》中记载的分封给察合台的千户：“成吉思汗将上述两异密（八鲁剌思部人巴鲁剌——合剌勒札儿千户、弘吉剌惕部人术哥那颜千户）及其他姓名不详的异密门，连同四千军队全部分给了察合台。”

这些被分封者也唤做诸王兀鲁思，他们集军、民、政权于一身，在自己的封地内掌握着封民的生杀大权，极易形成割据势力。

入觐者的身份

因此需要通过定期觐见的方式对其进行节制。此外的六十多个千户直接隶属于大汗，史集中曾提及随着千户百户制度的衍生，归属于大汗的千户发展至近百个。这些千户在指定的地方生活、牧养，成为大汗的产业，编制在中央兀鲁思之内。

千户是大蒙古国的基本军事单位和地方行政组织，他们承担了蒙古国大部分军事任务，因此可称为直属军队投下。负责管理千户的首领被称为那颜，他们隶属于被分封的诸王贵戚之下，在所在领地内有很大权力，可以依照扎撒和习惯法对属下人民进行审判，一些较为强大的那颜甚至有机会在忽里台大会或举行朝会典仪时觐见蒙皇帝。

窝阔台汗灭金后，结合辽金“二税户”的办法，在汉地实行五户丝食邑分封制度，将七十多万中原州县民户分赐给诸王贵戚功臣。

其具体内容是被分封封地内，每两户出丝一斤给朝廷，每五户出丝一斤给封君，给封君的内容需要经过朝廷征收和发放。尽管结合了汉地官僚体制的五户丝食邑制度能够节制封君，一定程度上控制其权力，但食邑户与领主之间仍然存在一定意义的领属关系，尤其在世祖之前，食邑户在一些场合下相当于兀鲁思封民。

因此加强对食邑户领主的统领，以此巩固蒙古政权稳定是很有必要的。窝阔台汗于己丑年分封汉地三万户和甲午年分封汉地四万户后，忽必烈又进一步提拔了在汗位之争中支持自己的将领，对于汉军万户做了进一步的补充。

为节制汉地世侯不断增大的军政财权，蒙古皇帝提出汉地世侯需将子弟送至元廷，以子弟为质，这样，蒙元时期的质子制度也延伸至汉地世侯中。

《元朝名臣事略》中：“其国内属，质贵族子十人，燕真年最少，世祖时犹王也，庄圣太后遣之入侍，尝同卧起，寒暑饥渴，曾不告劳。”可见，此时，征子入侍已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严忠贞、史天倪、张弘范、贺胜、刘秉忠等人都曾入侍元朝，他们在此后的政治生涯中都有不小的作为。

由此，不仅被分封的汉地世侯需要履行按时朝觐的义务，他们送去元廷的质子也可通过入质的方式觐见君主。除此之外，由于蒙古人的征服欲望，一些将领长期在外领兵，流连于前线。

如1286年，忽必烈召时任荆湖平章的奥鲁赤入觐，安排他参与征交趾事。蒙古自草原时期就以军事为第一要事，因此在外统兵之将领被临时性征召入朝并不是罕见之事。蒙古疆域的快速膨胀，吸引了不少如马可波罗、柏朗嘉宾等外国藩客，他们游历来到元廷，有幸参加朝贺集会。

从而觐见蒙古皇帝，奉上贡物并享用宴饮，这些外国藩客也成为入觐的人员组成部分。基于以上，蒙元时期入觐元廷的对象包括蒙古诸王宗藩、被联合或征服诸部首领及子弟（如畏兀儿亦都护）、汉地士侯及其子弟、蒙古贵族首领或千户那颜、前线将领及地方大员、外国藩客等等。

忽里台大会

蒙古皇帝通常通过御前奏闻制度来处理日常事务，即召见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等枢要机构的大臣来进行最高决策，但涉及到选举汗位或遇到重大事务的商议时，则需要召开忽里台大会。

忽里台大会在一些史书中被称为“忽里勒台”或者“忽邻勒塔”，在蒙语中指的是“大朝会”，《元史》中的“大朝会”指的就是忽里台大会。前来参加忽里台大会的成员众多，范围很广，包括了蒙古诸王宗藩、汉地世侯、蒙古贵戚首领、部分千户那颜、重要将领等。

元一代的皇帝通常由忽里台大会商议后选定，即使是前任大汗本人任命，仍需要通过召开忽里台大会正式确定。同时，每逢大规模出兵或制定重要律法时，也需召开忽里台大会，邀请“黄金家族”成员共同商榷。

在蒙古早期政治制度中，忽里台大会的地位举足轻重，涉及到蒙古国的政治决策和道路抉择，都需在忽里台大会上完成。正如箭内亘在《元朝制度考》中提到的：“所谓国家之重大事件者，第一选举合罕（即皇帝），第二出征外国，第三颁布法律是也。”

出席忽里台大会的人员

出席忽里台大会的人员主要是宗室诸王、百官群臣和外国使节。原则上诸侯王和宗亲需要悉数到场，《元史》记载：(六年)夏五月，帝在达兰达葩之地，大会诸王百僚，谕条令日：凡当会不赴而私宴者，斩。诸出入宫禁，各有从者，男女止以十人为朋，出入毋得相杂。

此条明确指出诸王百僚不许无端不赴忽里台大会，违者将予以斩首的惩罚，另一条史料也可补足：壬辰，亦奚不薛病，遣其从子入觐。

帝曰：“亦奚不薛不禀命，辄以职授其从子，无人臣礼。宜令亦奚不薛出，乃还军。”亦奚不薛在未禀报世祖的情况下遣其子赴忽里台大会，世祖认为其不遵守亲自觐见的规定，无人臣之礼，随即对其进行处置。

1224年，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结束后举行忽里台大会，而术赤称病姗姗来迟，此时大会已经结束。一位忙忽惕人前来禀报曾目睹术赤在不参加朝会时去上山打猎，于是成吉思汗命令察合台和窝阔台攻打术赤。

可见，在惩治不参加朝会人员时，即使是自己的儿子也不能被姑息。第三，忽里台大会召开的时间大多集中于太祖、太宗、定宗、宪宗时期。铁木真在1206年召开的忽里台大会标志着大朝会被确立为蒙元王朝的一项制度，此后，凡是关于出征、登基等大事都需举办忽里台大会的制度被写入青册。

这一时期黄金家族通过忽里台大会集体议事，宗室亲王的权力很大。柏朗嘉宾在他的行纪中提到成吉思汗颁布的一道敕令：“无论任何人，如他骄傲自大，以至于未经宗王们推选而主动提出想成为皇帝，就应该毫不留情地处决之。”

这表明理论上新任皇帝需要得到王室宗亲在忽里台大会上的承认才可顺利登基，虽然诸王宗亲在实际中并不能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但至少证明他们被赋予了这样的权力。选举蒙古可汗的权力或许不是经常落到实处，但通过忽里台大会确定新君的地位这一过程必不可少，选汗的忽里台大会更像是一场政治结盟。

另有一条史料也可佐证诸王勋贵在忽里台选汗大会上的言辞很有分量，《湖广行省左丞相神道碑》提到：“劝进之初，诸侯王未一，唯一王阘察耳尝有书。帝忘其谁在也，顾左右问，公（近侍阿里海涯）曰‘臣所有之’。书出乃决。”

可见塔察尔的一纸文书在意见纷纭的情况下具有分量，最终推立忽必烈为皇帝。忽里台大会在宪宗后走向衰落的一大原因是王室中对于王位的争夺，1241年窝阔台合罕去世，他下令皇孙失烈门即位，而皇后托列哥那支持长子贵由即位，由此展开了一系列的争斗，最终以贵由汗的胜利告终。

王位争夺的战争一直在黄金家族延续，愈演愈烈，至忽必烈即位前达到高潮。1259年蒙哥汗病逝，其弟阿里不哥和忽必烈展开了王位之争，二人分别召开忽里台大会以示正统，争斗多年后，忽必烈最终胜利，随之而来的也是他对反对者的政治大清洗。

因此，以选汗为主的忽里台大会的政治职能由于内部争斗被不断削弱，甚至成为争夺王位的道具。尤以阿儿浑觐见蒙哥汗为代表：失烈门和蒙哥汗争夺王位时，作为窝阔台系家臣的阿儿浑未出席蒙哥即位的忽里台大会，当失烈门阴谋刺杀蒙哥的计划败露后，阿儿浑被迫觐见蒙哥汗，实则是接受审讯。

总的来说，此时出席忽里台大会意味着对新王的认可和臣服。而忽里台大会不再是一项选汗制度，而是军事和政治力量的角逐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