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为何要举办盛况空前的朔方勒兵？

公元前119年，霍去病出代郡、卫青出定襄，十万汉骑东西两翼出击，千里奔袭、扫荡漠北。

霍去病部，斩首虏七万余人，击溃匈奴左部；卫青部，斩首虏一万九千余人，击溃单于主力。

漠北之战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

武帝朝的战略重心也随即发生转移，由边地而内政、由塞北而南疆。

此后将近十年时间，匈奴鲜再来犯、塞北少有战事。

尽管如此，汉武帝仍旧不忘匈奴、汉廷从未忽视塞北。

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勒兵萧关，数万汉骑狩猎新秦中。

公元前111年，汉帝国出动十万骑兵平定勾结匈奴叛乱的西羌。

公元前110年，诏告天下：亲巡边陲、以“择兵振旅，躬秉武节”，并置十二部将军，观兵塞北。

汉武帝由甘泉宫出发，巡行上郡、西河、五原等北地边郡；再出长城、登单于台，至朔方郡、北临黄河。

史载：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

十二部将军威风凛凛、十八万汉骑金戈铁马、千余里旌旗招展，即为汉武帝朔方勒兵之壮景。

同时，郭吉出使单于庭，向匈奴单于宣告大汉战书：大汉皇帝力邀匈奴单于草原一战。

南越王头已县于汉北阙矣。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为！

汉武帝为何要举办盛况空前的朔方勒兵？

司马迁《封禅书》记载：

上议曰：“古者先振兵泽旅，然后封禅。”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馀万。

也就是说，汉武帝朔方勒兵的目的就是封禅泰山前的规定动作，仅此而已。

封禅，只是一个观察角度，或者说是司马迁的视角、封禅的视角。

但世界是复杂的，很多事情往往都是多种机缘，或巧合而就、或形势使然。

所以，探究朔方勒兵，还需要结合漠北之战后的汉匈形势，由史实条件判断目的初衷，即由前及后。

甚至还要参照朔方阅兵的实际功效，由历史意义反推目的初衷，即由后及前。

1.漠北之战后，武帝朝的内政重心

漠北之战，大量杀伤了匈奴的有生力量，漠南无王庭就是明证。

但是，举凡大国征战，往往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所谓全甲破敌，要么是局部战争、要么是偷袭得手。

如公元前127年，卫青、李息千里大迂回、全甲河南之战。

而漠北之战却是汉匈之间的大决战。

汉武帝举国倾兵、卫霍两大名将同出漠北，而匈奴单于也是亲临战阵、待敌北境。

对于匈奴，漠北之战是惨败；对于汉朝，漠北之战也是惨胜。

甲士死数万、战马死十余万。

战场损失大，损失影响更大。

武帝朝彻底拼光了汉初积蓄七十余年的殷实家底，而且遭遇到了财政危机。

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

汉武帝尚武好战，所以对战将、对士兵的赏赐从不吝啬，封侯、赐田、授金都是大手笔。

但至此时，却出现了“战士颇不得禄”的窘境，足见漠北之战的影响之大。

所以，汉帝国接下来的战略重点就是内政，而目的就是要解决财政危机。

汉初以来便形成了薄赋的传统。

所以，汉武帝无法直接在农民身上施力，只能在财政政策上下功夫。

具体的财政手段：

一是盐铁专营，把国家财政危机转移至天下。

二是铸五铢钱，之后又垄断铸币权，向天下收铸币税。

三是兴修水利，解决已经出现的粮食危机。

四是算缗告缗，向商人和豪门收取财产税，算缗是收财产税而告缗则是赤裸裸地抢劫豪门。

此外，还有卖官鬻爵，用国家爵位跟有钱人做交易。

接下来还有更狠的，就是公元前112年的酎金夺爵，直接夺爵106人。

配之以酷吏峻法，汉武帝不仅彻底解决了财政危机，而且实现了中央府库丰盈。

同时，又有两项亦军亦民之政，一是效仿秦制施募兵制，增强军力；二是举马政，再兴养马。

这两条政策直接是在军队和战马上做文章，所以武帝朝能够长保武功独步天下。

2.重心南移而不忘北境，武帝朝的伐谋伐交伐战

汉武帝继位之初，最先施展武功的地方是以会稽威闽越，而不是以马邑谋匈奴。

如公元前138年：

遣中大夫严助持节发会稽兵（闽越），浮海救之（东瓯）。

在匈奴战事成为帝国主要矛盾时，汉武帝仍旧在南方大举作为，具体就是经营西南夷。

但是，一因丞相公孙弘的反对、二因无力支撑南北同时举事，所以只能减罢西南夷事而专营朔方北境。

既然北境已平，那么汉武帝的目光就可以再次转移到南方了。

公元前113年，汉武帝派安国少季出使南越、路博德屯兵桂阳。

公元前112年，汉武帝派五路大军出征南越；次年，南越灭国。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四路大军出征东越；是年，东越国灭。

在南越之地，设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等九郡。

对东越之民，全部迁徙至江淮之间，空置东越旧地。

在征伐东越和南越之时，汉武帝加大了对西南夷的经营力度。

在治道、置官、出使均难以奏效的情况下，汉武帝便再次施展武力套路，依托巴蜀、直接出兵。

武力镇抚之后，设置牂柯郡、越巂郡、沈黎郡、汶山郡、武都郡，对西南夷施行郡县治理。

对内解决财政危机、对外拓土南疆，但是汉武帝以及大汉朝堂从未忘记北方的匈奴。

但不是采取武力，一是因为匈奴远遁；二是因为财政危机。

待财政危机有所缓和，大将霍去病却英年早逝，所以兴兵匈奴被长期搁置。

不伐战并不代表不伐谋、不伐交。

针对匈奴的伐谋伐交之策，主要是内外两手：

第一是经营河南之地、河西之地。

在河南之地大举移民垦荒，使河南之地得号“新秦中”，就是像关中秦地一样富庶。

在河西之地先后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等郡，同时持续实施移民垦荒之策。

第二是出使西域、出兵西羌。

公元119年和公元115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同时营建河西走廊，加强了汉帝国对西域的控制。

公元111年，汉武帝派大将李息平定西北羌乱，并设置护羌校尉，以军事和政治手段彻底切断匈奴与羌人的联系。

伐谋伐交的结果就是：

河南之地、河西之地，不仅成为帝国郡县，而且成为征伐匈奴的战略基地、成为控制西域的战略要道。

匈奴面临来自长城和西域的攻势，生存空间被大幅压制。

匈奴袭扰汉境，只能止步五原、朔方；而汉朝出兵匈奴，则纵马一跃便是单于庭。

3.朔方勒兵仅为封禅的形式主义？

公元前112年，西北羌人叛乱，同时匈奴攻略五原。

公元前111年，西域小国开始攻略汉使，匈奴骑兵袭阻通使道路。

这是朔方阅兵前两年的外部局势。

而内部形势呢？

内部的财政危机在一系列雷霆手段之后得到了好转。

但是对南越、对东越以及对西南夷的三次用兵，以及对新设郡县的经营，再次加重了财政负担。

所以，汉帝国虽然在军事上屡建武功，营中有铁骑、库中有武备，但是财政却捉襟见肘。

原因是用钱的地方实在太多。

特别是此时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让汉武帝感到了危机。

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北出萧关、狩猎新秦中。

所谓狩猎就是军事演习，而新秦中就是卫青收复的河南之地。

这期间，汉武帝发现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新秦中一带千里无亭徼。

亭，是指烽火亭；徼，是指边地要塞。

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

汉武帝这个人很情绪化，所以赏必重赏而罚必重刑，要杀人从来都是举族屠戮。

但是，除非郡国造反，这种“诛北地太守以下”的施刑却是极为少见的。

只能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亭徼太重要。

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

这就是亭徼的军事价值，是足以应对匈奴入侵的重要屏障。

第二个是武帝太重视。

自收复河南之地后，汉武帝为了城筑朔方，竟罢撤了对西南夷事（只是暂缓，仍旧派官派吏），而且持续性地大移民。

所以，对于汉武帝而言，新秦中是战略性的大事，在北境与南疆之间选了北境，而北境之重就是河南之地。

对于匈奴，汉武帝未曾忘记、朝堂也未曾忽视，而北地郡府却搞成了“千里无亭徼”。

也就是在这一年，即公元112年。

匈奴入五原，杀太守。

久不寇边的匈奴人到底还是来了，来即斩杀封疆大吏，胡骑可能并未彪悍，而汉军可能已经羸弱。

这就是一个更强烈的信号。

这个时候，汉武帝就必须重视匈奴、必须重视北地了，特别要重视北境武备。

而边郡武备松弛的原因，就是和平太久。

自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战后，漠南无王庭而匈奴鲜来犯，北地边境的武备在和平的环境下持续了太长时间。

所以，北地边郡需要重新紧张起来，而帝国骑兵也需要重新彪悍起来。

对于匈奴的蠢蠢欲动，汉武帝以及帝国朝堂也必须做出回应。

于是，公元前111年，李息将十万众平西羌；于河西再建张掖、敦煌二郡，以此彻底切断匈奴与羌人的勾结。

同年，遣公孙贺率一万五千骑出九原两千里、遣赵破奴率万骑出令居数千里，未见匈奴骑兵却宣示了帝国态度，就是要以战止战。

伐谋有经营河西、河南，伐交有孤立匈奴的外交手腕，那么伐战也要做出表示。

战场攻杀已经不可能，因为匈奴人不想打也不敢打，且大军深入又难见所获，于是就只能耀兵逞威于草原了。

所以，朔方勒兵，也就成为帝国伐战的一种表现形式。

既要示之以强、震慑匈奴，又要示之北地、巩固武备。

（汉使郭吉）语卒而单于大怒，立斩主客见者，而留郭吉，迁之北海上。然匈奴亦詟，终不敢出。

匈奴亦詟（zhé）。詟，胆怯也。

武帝诏书雄傲，郭吉言辞挑衅，于是单于大怒，当即斩杀了引郭吉入见的匈奴主客。

但是，单于虽怒火中烧，而匈奴却已胆战心惊，所以“终不敢出”。

朔方勒兵起到了震慑匈奴的作用，使这个“好杀伐，国人多不安”的乌维单于终不敢为乱汉境。

由前及后，从汉匈之间的大国形势到北地武备的具体情况看，足可认为加强北地武备的必要性。

大汉盛而匈奴怯的碾压态势又决定了一种不对称的和平局面，使得汉匈再战难以成行。

所以，朔方勒兵便是一步有深意的举动，而非仅是为了封禅的形式主义。

由后及前，从匈奴“终不敢出”的效果看，朔方勒兵，剑指匈奴、令单于胆寒，也可以视作强汉一朝的雄略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