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平心静气地说，也许我们到了应该还债的时候

为什么题目上加了个平心静气地说？是因为本文中会使用的几个词，如超前、透支、还债等，都很容易引起情绪化的反应和争论。其实，这大可不必，我们就将其看作是一种往往需要经历的过程就是了。

前几天，我梳理了日本从高速发展到停滞30年的过程（见《日本在从长达30年的停滞中走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逻辑的脉络：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后发国家的经济起飞，往往都会经历一个二三十年狂飙猛进的时代，而这个时代，又往往是与大兴土木，大搞基础设施建设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会积累大量的债务，甚至会形成某种程度的泡沫。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必然需要为这些付出代价。这也没什么好埋怨的，就是一个客观的过程。

我们用高速公路作为一个例子。前一段时间，我曾经说过，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曾经争论过一个很荒唐的问题：中国人多地少，高速公路适合不适合中国国情？（见《80年代争论过一个半很荒唐的问题》）我想，现在谁也不会再提这种愚蠢的问题了，但当时就是这样无知。前些天看到交通运输部公布的一个数字：我国高速公路总里程已经达到17.7万公里。在世界上占第一位。作为对比的，在2022年，美国高速公路里程为10.6万公里。

有人说，我们只用了30年就走完了世界上最快也要100年走完的路程。这话从事实的角度说，一点不错。我查了一下，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是什么时候建的，结果是其说不一。加拿大人说，早在19世纪，他们就修建了从多伦多到尼亚加拉大瀑布的高速公路。美国人说，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是他们在1925年修的从纽约到旧金山的高速公路。意大利人说，第一条高速公路是他们在1926年设计并建造的。德国人则认为，世界第一条高速公路是1932年建的科隆至波恩的高速公路。根据这当中大部分说法，说我们用30年时间走完了世界上最快也要100年的道路，完全符合事实。

其实，这也是后发国家共同的特点。后发国家的一个特点，就是发展的压缩性，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我们用多少年走完了发达国家用多少年走完的路。这是后发国家的特点，也是我们幸运的地方，甚至还可以看作是我们的优势之所在。

房地产也是如此。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只有七八平米，到2000年也只有9平米。住房紧张，住房困难，是当时最突出的问题。但从9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的房地产突然爆发式发展。《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显示，我国城市家庭人均居住面积为36.52平方米，城镇住房自有率高达96%，这两个数据甚至高于许多发达国家。中国城市居民居住条件的改善速度之快，在世界上都是少见的，也是大家都能切身感受到的。

但我们一定要知道，这都是超常规的发展。而在超常规发展的背后，是大量的投入，是大量的债务沉淀。我们迅速发展的基础设施是债务堆积起来的，我们一夜之间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是债务堆积起来的，甚至遍地的开发区，繁华现代的都市，都包含着巨额的债务，政府的债务，企业的债务，个人的债务。不然，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其实，也不仅仅我们是如此，日本也是同样道理。有人说，日本搞了60年基建，结果负债率也成了世界第一，指的就是这个过程。

但问题是，欠债早晚总是要还的。过去这三十年，日本人在干什么？就是在还债。这都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我原来有一个好朋友，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叫刘立群，他已经过世了。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们有一段时间在一起研究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他就一再主张，中国应当大搞基础设施建设。为什么？因为当时劳动力比较年轻，正是搞基础设施建设的好时机，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所以，当时的超常规发展有它的道理，大举借债也是必然的，但借债需要还，也是硬邦邦的道理。这就是我说的，都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超常规发展的受益者。我们的居住条件改善了，城市漂亮了，出行方便了，这些我们也都享受到了。没有这些，就没有我们现在的生活。但同时，我们也得知道，我们也是债务的承担者。

所以，在最近几篇文章中，特别是在《不要搞错了，消费的真正问题是过度、超前、透支》一文中，我反复在讲这样的几个词：过度、超前、透支。其实，这几个词还不能完全从消费的意义上来理解。过度、超前、透支，其实也可以说是我们整个经济的特征，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的特征。而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具体的人来说，享受/债务比，请原谅，这是我生造的一个词，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这当中会有很多不公平，但这是 另外一个话题。

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介绍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并勉为其难的梳理日本的发展过程，因为我对日本的发展不是很了解（见《孙立平：巨额债务之后，可能是一场漫长的不景气》），就是想，我们要面对这个过程，更进一步说，要寻找更好的办法平稳地度过这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