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晚年的广州贸易，引发了一场金融危机

18世纪中期，三个都叫做“乔治·史密斯”的苏格兰人从英国启程抵达印度，投身于英属东印度公司的生意。

为了加以区分，美国历史学者、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韩洁西将这三个人分别称为马德拉斯的史密斯、广州的史密斯、孟买的史密斯。

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散商

必须明确的一点是，英属东印度公司在很多问题上与英国政府、英国商人阶层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甚至相差甚远。在大规模向中国输出鸦片以前，英国政府和商人阶层不得不长期忍受贸易逆差，不断给清代中国提供白银，但这对于东印度公司并不算是什么坏事，而是意味着丰沛的中间利润。

从这个意义上讲，东印度公司与清代中国设置在广州的贸易管制机构，以及具体的贸易行（十三行）构成了紧密的利益连接。这一连接也被称为“广州体制”，在鸦片战争爆发前，曾经持续运作了150年之后——19世纪50年代，因印度大起义，英国政府才决定将印度直接纳入帝国殖民范畴，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经营才宣告彻底结束。18世纪晚期，英国政府曾试图游说中国的乾隆皇帝，与中国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和贸易合作关系，东印度公司对此持相当程度的反对意见——这个不难理解，如果中英合作紧密，就不存在东印度公司的利益空间。

当然，英属东印度公司并没有绝对意义上垄断英国、欧洲与清代中国的贸易。韩洁西在其所著的《史密斯先生到中国：三个苏格兰人与不列颠全球帝国的崛起》书中谈到，大量的英国等多个欧洲国家的自由商人在17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与中国广东、福建籍的商人密切合作。正是这些合作，让三个史密斯卷入其中。

上述的英国散商，再加上东印度公司的活动，使得当时的中外贸易变得十分复杂。一来贸易活动的主体更为多元，二来贸易以及服务于贸易的金融活动更加活跃、隐蔽、复杂，考虑到当时并不存在中英两国的贸易和货币宏观管制，所以贸易和金融活动难以避免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引发风险。这种风险被证明大大超出了当时的清代中国以及英国方面政治和商业领域人士的估量，对于中外贸易的走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持续影响。

1784的广州：金融和政治危机

马德拉斯的史密斯，以及广州的史密斯在18世纪80年代走向了破产。他们破产的消息都刊载在了当时伦敦的报纸上。而东印度公司也决意将大量的英国散商赶出中国广州。这一转折的原因就在于当时的中外贸易运作中，引起了一场金融危机。

广州的史密斯在中国广州，印度多地与英国伦敦之间从事金融交易，以较高的利率向中国商人贷款。天有不测风云，南中国海的海盗猖獗，以及贸易行情等因素的影响，让大批的中国商人陷入资不抵债的困境，英国的投资者就贿赂了一名英国海军上将和一名少将，让他们将军舰从印度派往中国，进而在广州引发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和政治危机。

这场危机的关键其实在于，当时的中外贸易十分繁盛，但在东印度公司以及中国的广州，却没有匹配的金融服务。中国商人不得不求助于欧洲和亚美尼亚在华的放贷人，中国的两广总督和粤海关监督对此听之任之。乾隆皇帝曾经下过诏令，要求每年中外债务必须结清，否则过期不计。但放贷人显然不承认自己了解过这方面诏令——实事求是而言，如果这项诏令落到实处，中国商人将无法在当时融资。

英国投资者相信自己的债权，会得到清代中国官府的保护。尽管东印度公司表示这一点绝无可能，但考虑到放贷的高额利润以及一贯惯例，所以欧洲人仍然大量在广州发放贷款。这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前述的“广州体制”的重要缺陷。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的贷款逾期，包括《史密斯先生到中国：三个苏格兰人与不列颠全球帝国的崛起》这本书提到的三个叫做史密斯的苏格兰人所发放的贷款。广州的史密斯在向广东巡抚求助无果后，曾希望绕过广东一级，直接向乾隆皇帝上书（没有成行）；而后又勾连了英国海军将领，调用英国炮舰，威胁广东、广州官员。

此举引发了轩然大波。尤其是东印度公司的代表，担心此举触怒清廷导致贸易被禁。而清代中国的广东官员则设法继续向皇帝隐瞒，通过向行商施压，希望尽快解决华商拖欠英国投资者的款项问题。初步协议并没有让英国人满意，尽管广州知府和南海知府都亲临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协商，仍然未能达成一致。

1784年11月24日，在珠江口，英国船只“休斯夫人”号的炮手向一艘路过的欧洲船只鸣炮致敬，却意外地击中了一艘清政府的海关船，造成两名中国水手身亡。广东巡抚最初希望将“休斯夫人”号炮手交给英国人处置，但这一绥靖态度激怒了乾隆皇帝。

为了平息皇帝的怒火，广东巡抚派出兵将，逮捕了“休斯夫人”号的货监：孟买的史密斯。东印度公司一度拒绝调停此事，为此，广东巡抚封锁了商馆区，摆出了不惜中断中外贸易的姿态。广东巡抚还设法分化了欧洲各国的商馆，让法国人、荷兰人、丹麦人都保持中立。最终，英国人交出了涉事炮手，赎回了孟买的史密斯。涉事炮手次年1月被秘密处死。

英国远东政策的转向

这一场闹剧很大程度上宣告了英国散商在中国生意的终结。东印度公司趁机将之驱逐出广州，并在印度和广州同时就公司雇员涉及向华商放贷等问题展开内部调查。而东印度公司和散商的腐败，以及生意运作引发政治和金融风险的问题，也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注意。埃德蒙·伯克为代表的有权势的政客，都渐渐涉入其中。

正如《史密斯先生到中国：三个苏格兰人与不列颠全球帝国的崛起》书中所提到的，三个叫做乔治·史密斯的苏格兰人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小角色，恰恰相反，他们与英国政坛和商人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政治态度不至于马上决定英国政策的转向，却可以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

毫无疑问，三个史密斯都向英国政坛人士传递了重要信息，那就是清代中国不再是欧洲人曾经认为的富庶、文明、有教养、治理良好的国度，而是“僵化、停滞、压迫和野蛮的”。这之后赴华拜会乾隆皇帝的英国使节马嘎尔尼也证明了这个判断。这就为后来英国通过印度向中国输出鸦片，以及通过炮舰政策迫使清政府开放贸易解除了心理上的负担。

东印度公司一如既往地阻挠英国政府与清代中国建立官方关系的努力——那些被逐出中国的散商，其实就是推动马嘎尔尼使团访华的主力。马嘎尔尼使团没能达成目的，东印度公司显然会感到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