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建都为何在建康与临安之间摇摆不定

公元1126年十一月，金兵南下攻破汴梁（今开封），一年后的1127年四月俘虏北宋徽、钦二帝，北宋灭亡。

在金军南侵的危急关头，宋钦宗被迫接受朝臣的建议，任命徽宗九子康王赵构为大元帅，团结勤王军马，以解京城之围。

赵构集合各地军队会于河北大名。但在军队整顿完毕，准备救援钦宗的时刻，众人对于如何实施救援方面，产生了分歧。副元帅宗泽主张应火速率军南下驰援开封，但赵构却做出向东平府转移的决定，并命宗泽带数千兵马，以赵构名义救援开封，吸引金军。赵构则带领军队主力逃向东平，之后在高阳关路安抚使黄潜善、总管杨惟忠率部到来时，又转向济州，并于1127年5月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睢阳区商丘古城）即位，改年号“建炎”，建立南宋王朝。

南宋建立，离东京汴梁太近，金人随时可以长驱直入，应天府不能久待，必须再度搬迁都城。于是迁都问题成为南宋统治者稳定新政权与抵挡金军南侵所必须立即考虑并迅速抉择的首要问题。

在金兵的追击下，宋军不敢正面迎敌，一触即溃，赵构从应天府到建康（今南京），从越州到明州，甚至出海逃避。

更为荒唐的是，赵构逃到扬州竟不顾国家危亡的现状，沉湎于酒色，错失巩固前线的大好时机，直至金军杀来，惊吓间丧失生育能力，再度南逃。直至1138年才确定临安（今杭州）为行在，长居建都，直至1276年蒙元灭宋，历时138年。

相比长安、洛阳、汴梁、建康，历史在临安定都的只有五代时期的吴越国。原因还是因为吴越国势力范围只在越地，临安是管辖之地。南宋政权虽然据有南方半壁江山，但淮河以南还都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建都建康还是临安，始终是君臣绕不过的话题。

迁都建康，大家认为是可行的。建康是六朝故都、东南要地；东南久安，财力富盛，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凭险长江，有利于军事上的固守。就这样，迁都建康从商议变成了定论，赵构在商丘仅待了五个月，便弃城出走了。

建康与临安，相距不过五六百里，但一个濒临长江、一个濒临钱塘，一个是六朝古都，一个是东南盛地。定都建康的意见主要是看中建康的形胜条件，定都临安的意见主要从当时南宋政权的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的实际出发。

建康在建炎二年被金兵攻占，又在建炎三年被金兵焚毁，相比更荒凉。临安一带虽在宣和二年被方腊攻陷，又在建炎三年被金兵攻占，但与建康相比，其损失不算太大，大致上还保留了繁荣。

赵构每次驻跸临安，均有大臣的反对声音，屡次力谏定都建康。即便是到了孝宗时期，陆游等人依旧反对临安为都城。

“苗刘兵变”给了赵构当头一棒，这个意外打击使他接受教训，于是提出三种方案要大臣们抉择。他说：“朕若定居建康，不复移跸；与夫右趋鄂、岳，左驻吴、越；山川形势，地利人情，孰安孰否，孰利孰害?”

朝堂之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各的说辞，各有各的想法，一时难有定论，赵构只好决定暂留建康。

但是，形势越来越严重，建康危若累卵，赵构心神不宁，群臣逐渐倾向临安。正在准备移跸迁都临安之际，金兵再次南下，赵构一路逃难，由越州而明州，最后乘船从定海逃往温州、台州。金兵下海追了三百里，幸遇台风暴雨，被迫退兵而去。

从越州北返的赵构，升越州为绍兴府，作为行都，改年号为“绍兴”。不过，赵构在绍兴只耽留了一年多，又以“漕运不继”为借口迁往临安。

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三月，赵构移跸临安府，下诏曰：“昔在光武之兴，虽定都于洛，而车驾往返，见于前史者非一，用能奋扬英威，递行天讨，上继隆汉，朕甚慕之。朕荷祖宗之休，克绍大统，夙夜危惧，比者巡幸建康，抚绥淮甸，既已中固过圉，奖率六军，是故复还临安！”

为了迷惑舆论，赵构将杭州改名“临安”，对外称“行在”，意思是不忘中原，这里只是皇帝的临时驻地。

赵构一言九鼎，决定定都临安，而不是多数人主张的建康。其实，无论是建康还是临安，在地理位置上,它们都易于控制富庶的江南，但唯一的区别就是建康的优势在进取，临安的优势在防守。

在朝堂上，君臣公开议论建都大计，大多数人虽赞成定都建康，而到了真正选择的时候，却选择了临安。之所以最终弃建康而选临安，主要有四点原因：

其一，自西晋衣冠南渡以来，江南少有战乱，经济得到全面快速发展，有了“钱塘富庶，由是盛于东南”的说法。特别是北宋时期，临安位于江南中心腹地，地理位置极其优越，商贾往来贸易频繁，称为“东南第一州”，繁盛一日胜过一日，成为东南地区的大都会。

其二，临安城位于江南腹地、钱塘江北岸，金兵南下必须要先攻破淮河、长江防线，然后面对的是众多城池，这对南宋来讲是极佳的缓冲。而且杭嘉湖地区水网密布，有天目山山脉作为天然屏障，对善于平原作战的金军骑兵是最好的防御。再看建康就没有什么优势，金军突破长江或从长江中上游顺流而下，建康城四周多是平原，无险可守。

其三，临安城秉承北宋的风格，富丽堂皇、繁荣热闹，自大街及各个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没有一间虚空的房屋，可以说没有一家不做买卖的，其繁华绝不逊于汴京。尽管前有靖康之耻，但对南宋的君臣而言，临安可以继续享乐，乐此不疲，忘记耻辱。临安在生活风俗上与尚奢靡的汴京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北方人到临安后没有因生活上的不适应而产生失落感，有了“上下晏安，而钱塘为乐国矣”。

其四，临安三面环山、一面环水，有令人留恋的风光、美丽的西湖、环湖优美的山势、精美的食物，符合宋代文化精致秀雅的审美取向和情趣，得到宋朝士大夫的青睐，有了更多的文化认同。同时，朝中官僚虽来自四面八方，但其亲属基本上都住在临安附近。

欧阳修曾在《送慧勤归余杭诗》中，直接把临安和汴京作了比较：“趣俗僭宫室，倾资事雕墙；佛层尤其侈，耽耽似侯王，文彩丹漆，四壁金火辉煌，上悬百宝盖，宴坐以方床。胡为弃不居，楼身客京坊；辛勤营一室；在类燕巢梁。南方精饮食；菌笋鄙羔羊；饭以玉粒粳；调之廿露浆。一馔费千金；百品罗成行；晨兴未饭僧；日昃不敢尝。乃兹随北客；枯粟充饥肠。东南地秀绝，山水澄清光；余杭几万家，日夕焚清香。烟霏四面起，云雾什芬芳；岂如车马尘，鬓发染成霜。”在欧阳修看来,临安一带比汴京还要奢侈、繁华。

定都临安后，稳定局面导致南宋朝廷上下不思进取，歌舞升平，当岳飞、韩世忠等将领死后，南宋士大夫们彻底失去了恢复旧都的斗志，更加过着一种不思进取、纸醉金迷的生活，正所谓：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整个南宋王朝一百余年，纵观南宋，只有孝宗、宁宗时期曾两次北伐，除此再无，于是有了“东南妩媚，雌了男儿”之语，这不得不说与定都临安有极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