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皮尔金顿：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西方的叙事不灵了

【文/菲利普·皮尔金顿 翻译/观察者网 薛凯桓】

自19世纪末精神分析学兴起以来，哲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理论家门都开始喜欢上在所谓的“叙事”中寻求心灵的庇护。在世界各地的大学课堂上，“叙事”这个模糊的术语现在经常被用于描述人类社会的现象。我们被灌输一种观念：“叙事”赋予了我们身份和自我认同。有了连贯的叙事，我们就有了连贯的身份；没有叙事，我们的自我认同就会开始崩溃。

这种对“叙事的过于关注”会令人陷入一种后现代式的迷茫，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这种叙事甚至会令人产生虚无主义的幻觉：在一个一切都是“叙事”的世界，牛顿的《数学原理》和卡罗尔的《爱丽丝梦游仙境》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但这并不意味着叙事分析一无是处，恰恰相反，叙事分析很有用。

十多年来，我们对我们自身形成连贯、逻辑通顺的“叙事”的能力一直在下降。我所说的“我们自身”，是指在历经了三十年的战争、荒凉和经济动荡之后，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现在的形式所出现的西方集团。它所讲述的故事在冷战期间得到了具体体现：西方将支持自由和反对苏联极权主义的自由，冷战的胜利标志着我们成功实践了我们的叙事。

但这个框架也随着柏林墙和共产主义阵营的垮台而崩溃了。一夜之间，西方人陷入了迷茫，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叙事方式。幸运的是，没过多久，新的叙事方式就出现了，后冷战的叙事代替了冷战的叙事。

1989年柏林墙倒塌是西方冷战时期自由主义叙事的鲜明体现 图片来源：纽约时报

后冷战叙事滥觞于1990年的海湾战争，当时萨达姆领导的伊拉克对科威特发动了入侵，主要目的是夺取其石油储备。美国和42个国家组成的军事联盟进行了干预，伊拉克人很快被击退，科威特也在西方的支持下重新独立。这就是后冷战时代新叙事的种子：赢得冷战的西方将在新的现状下维持世界和平。

这个新叙事方式的基础是西方的强大经济实力，失去了外敌并整合好内部的西方一时间风头无两，新经济形式和新的技术产生了新的意识形态。它强调西方发达国家从高度工业化经济体向技术驱动型经济体的转型。这种想法随着计算机革命、金融和贸易法规的放松，以及九十年代西方经济繁荣的良好氛围疯狂成长，并最终发展成体系化的理论。那是一个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在股市飙升时演奏萨克斯管的烈火烹油的世界。

然而，到了2000年代初期，这种后冷战的叙事开始破裂。第一个打击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崩溃，股市的巨大泡沫在世纪之交被戳破；然后，三年后，美国入侵伊拉克，揭开了反恐战争的篇章。

这次入侵与第一次海湾战争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在海湾战争中，萨达姆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在这一次侵略者的角色由美国人扮演。这场战争是由英国和美国挑起的，遭到了如法国等许多欧洲国家的反对。它以虚假的、定制的情报为依据——也就是现在臭名昭著的“狡猾档案”（dodgy dossier，又称伊拉克档案或二月档案。是2003年为英国于2月3日由布莱尔工党政府通讯与战略主管阿拉斯泰尔·坎贝尔向记者发布的、内容涉及伊拉克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一份简报。这些文件最终被英国政府用来佐证其参与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正当性。）和所谓的“化学武器证据”。

2003年联合国安理会上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鲍威尔展示“化学武器证据

尽管如此，即使有这些不和谐的声音，我们的叙述仍然能做到大体一致和逻辑贯通：美国的经济继续快速增长，战争引发了反战运动，人们对小布什政府的忍受度达到了极限，最终诞生了未来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但接下来是下一次打击——也是真正的重击。

2008年，随着美国两房市场的崩溃，无数人在2000年代的收入增长化为了泡影，而这一切都是由住房债务所推动的。更令人沮丧的是，随着该行业自由化而兴起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金融架构，最终被证明已经腐烂，西方走到了不得不求变的前夜。

一切才刚刚开始，2008年的垮塌使两个本应早已远去的幽灵——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和左翼民粹主义运动，再一次从废墟中崛起了。前者的代表性事件是美国的茶党运动，他们将政府和企业视为腐败的创造者和享受者。它的左翼表亲们，如崛起的伯尼·桑德斯和杰里米·科尔宾等人，也以同样的方式看待事情。这两个运动仅在首选解决方案上有所不同，左派希望有更多的政府干预，而右派则希望削弱政府的作用并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

在随后的几年里，左翼运动又渐渐销声匿迹了。在美国，新兴起的左翼运动被民主党的主流思想所容纳吸收。民主党在吸收了新左翼运动的可取之处后，以不影响经济底线但又相对激进的社会和文化议程赢得了其选民的支持，成为了左翼运动在美国的唯一代表性存在。在英国，左翼代表人物工党领袖科尔宾的人物形象在一波丑闻中迅速崩塌，一群迷茫的“布莱尔派”掌握了权力，左翼运动在英国由此式微。

与此同时，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则发生了变异。在英国脱欧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崛起的推动下，英国的右翼发生了分化，许多倾向自由主义的煽动者被右翼分子们划清了界限，右翼运动变得更加务实。例如，它不再只是为了减税而减税。相反，右翼们想要文化和经济的全面复兴，减税等经典的右翼议题从目的本身再次回归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在西方社会和经济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下，这种演变出乎人们的意料，但又相当的合乎情理。

然而，在今天，我们有理由相信右翼民粹主义运动也失败了。尽管唐纳德·特朗普曾一度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但他并没有带来太多建设性变革。相反，美国的政治体系变得高度不稳定，许多先前存在的、维系这一体系的规范开始瓦解。最近几周，随着特朗普的被捕和被起诉，这种情况达到了顶峰。美国实质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短暂时期，并不太可能在短期内从中恢复过来。

在英国，脱欧运动如愿以偿，经过多年的争吵，保守党最终成功让英国退出欧盟。然而，保守党所承诺的一切美好愿景又落了空，成功脱欧的英国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英国经济并没有像保守党承诺的那样在脱欧后火箭一样起飞，大规模的移民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英国脱欧更加体现出西方自由主义叙事的破灭

右翼民粹主义对文化和制度的担忧仍然与英国脱欧之前如出一辙。与此同时，英国也没有发生什么灾难性的事情。留欧派耸人听闻的经济崩溃、与欧洲关系的“断绝”、贸易额急剧下降等灾难性的预言也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确实，脱欧后的英国，其主流正是“一切照常，宛若一潭死水”。

所以，在英国和美国，我们有理由认为我们如今已经没有了真正连贯、合乎逻辑的叙事。没有人知道下一步该去哪里或该相信什么。最近发生的三起重大事件表明，这种迷茫的立场已经使我们的政治文化功能严重失调。

第一起重大事件是新冠疫情的爆发以及封锁、疫苗等形式的应对措施。将这一重大事件与伊拉克战争等事件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今天，大多数西方人都认为伊拉克战争是一个错误。这是一场悲剧，并产生了可怕的后果，但我们已经设法接受它，这是我们确定好的叙事。即使你坐在一张满是陌生人的餐桌旁，你都可以跟他们聊几句伊拉克战争并痛批小布什政府的无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着不完美但好歹存在的共识。

然而，新冠疫情以及政府的应对措施却并非如此。这个问题没有确定的共识，我们是否真的以审慎、理性的应对战胜了病毒？还是我们的反应过度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性后果？这个问题至今没有答案，它宛如一块溃烂的伤疤一般在严重撕裂着我们的社会。

第二起事件是发生在去年的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笔者想要再强调一次，我们对这一事件没有任何官方或被广泛接受的叙事。大多数人仅仅只能认识到这是一件大事、将在未来的几年内产生巨大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仅此而已。然而，对于管道为何被摧毁、是谁摧毁了它以及这意味着什么，我们还没有一个连贯且合乎逻辑的叙事。相反，阴谋论思想渗透其中，并且像新冠疫情问题一样愈演愈烈。

然后是发生在今年夏初的俄罗斯兵变事件。6月26日，俄罗斯瓦格纳私人军事公司负责人叶夫根尼·普里戈任宣布发动兵变并向莫斯科进军。事情发生后，西方媒体欣喜若狂，如同雪花一般多的报道和解读充斥着我们的眼球。我们被媒体们告知，一场改变世界的政变正在展开，这样一个重大的、可能与苏联解体能够相提并论的历史事件，正在我们眼前发生。但最后，什么都没有发生。普里戈任停止了进军与普京政府达成了和解，然后带着他的一些部队前往白俄罗斯。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没有看到这一事件的历史性影响。这种不确定性和连贯、合乎逻辑的叙事的缺失令我们迷茫，进而溃烂。

讽刺的是，每一个真正改变世界的历史时刻，我们却往往漠不关心。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社会缺乏叙事的问题变得越来越明显。最近发生在尼日尔的政变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这场政变暴露了法非关系中令人不安的一些深层事实，而我们却对此知之甚少以至于宁愿忽略它们。

2023年3月18日，反战人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白宫北侧拉斐特广场举行集会，敦促美国政府反思伊拉克战争 图片来源：新华社

然而，当我们试图去漠视真正的重大事件时，我们的全球影响力就会减弱。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死循环，世界上越来越多的“重大事件”——或者说伪重大事件——正在发生，并引发我们社会的激烈反应，但随后似乎又偃旗息鼓，一切照常。我们人民的热情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循环中消耗殆尽，以至于真正的改变到来时，人们却变得麻木、漠不关心。

在最初的热情甚至歇斯底里却没了下文之后，人们会被迫继续前进，而不去关心刚刚发生的事情。换句话说，西方乃至美国作为一个社会整体，在没有形成连贯的、被广泛接受的叙事的情况下正在如行尸走肉一般漫步前行。我们随波逐流，任由疑惑不断发展，并由于一种因西方已然束手无策而产生的迷茫心态，最终失去了上进心，这就是我们如今所处的境地。

（本文原文刊载于英国新闻网站UnHerd 原文网址：https://unherd.com/2023/08/the-west-is-losing-the-plot-ukraine-trump-narra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