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女性的社会地位高不高？带你一探究竟

这一次，接着讲关于宣太后的故事，咱们聊聊秦国女性地位的问题。

我觉得，很难用这些特例来证明女性在秦国的社会地位高。宣太后可以主持秦政，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娘家兄弟给力。魏冉是秦国的实权派，但他很难去学周公那样辅政，因为周公辅佐年少的周成王，相当于亲叔叔拉拔亲侄儿，这种血缘关系保障了辅政——甚至摄政——的合法性，而魏冉和秦昭襄王不是叔侄关系，而是甥舅关系，辅政合法性严重不足。所以魏冉最合适的姿态应该是这样的：我这个做舅舅的当然得拉拔一下外甥，不过最重要的是，我是在帮我姐姐，我姐姐一家孤儿寡母多不容易啊，我能忍心不管么？#秦国#

帮衬一下不幸守寡的亲姐姐，这是人之常情，很能说得过去，而既然主要帮衬对象是亲姐姐，而不是亲外甥，那么宣太后自然就有必要走上前台，否则魏冉的辅政形象就不够好看了。

女人地位低，这是当时的常态。道理不难理解，毕竟是父权制的社会，女人注定没法和男人平起平坐，没有任何事情强有力到“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韩非讲过一个社会现象，说父母生了儿子就会接受祝贺，生了女儿就直接溺死。韩非分析说：无论男孩、女孩，一样是爹娘生的，为什么待遇如此不同呢？还不是因为爹娘心里都有自己的小算盘，盘算长远的利益，生儿子有利，生女儿吃亏。（《韩非子·六反》）

韩非想拿这件事来说明的道理是：天下至亲的感情莫过于父母对子女的感情，但即便如此，还是有那么多的父母为了自身利益杀掉自己的亲生骨肉，亲子关系尚且如此，在君臣关系里就更别拿感情和道德品格说事了。

溺杀女婴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在各个时代都不罕见。对于父母而言，养男孩还是养女孩，投入的成本差不太多，但将来的收益有可能天差地别。养儿可以防老，可以充当壮劳力。儿子多了就有家庭战斗力，而战斗力强了，在村里的话语权也就强了，就能横着走了，所以多生男孩才划算。如果生了女儿却没能狠心把她溺死的话，怎么才能不吃大亏呢？办法就是养大之后卖个高价，所以嫁女儿的时候必须要收高额彩礼。假如没法用女儿换彩礼的话，那么可想而知，历史上溺杀女婴的事情还会更多，多到女性太稀缺了，男人愿意花大价钱讨老婆了，女婴的存活率才有机会提高。

但如果说女性地位的低下，生命的脆弱全都来自男权的压迫，这并不对。

像溺婴这种事，往往并不是亲爹背着亲妈下的狠手，而是夫妻同心的结果。

一般情况下，男人并不会团结起来，商量好一起来剥削压迫女人。女人的敌人基本都是女人，正如男人的敌人基本都是男人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女人总是为难女人，正如男人总是难为男人一样。同性之间才构成强竞争关系，而异性之间往往是互补关系。

今天我们习惯了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这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副产品，通常的说法是：正因为男人都上战场了，大后方搞生产就只能由女人顶上去了，女人干了男人的活儿，给自己挣来了选票，使“男女平等”成为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

那么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在古代社会，女人干了男人的活儿，能给自己提升地位吗？

事实上，古代女人确实经常要干男人的活儿，尤其在战乱时代，象杜甫的《乒车行》里说的那样：“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男人全被拉去打仗了，农活儿只能由女人来干。但干了也就干了，女人的地位并没有因此提升。

战国年间，打仗就是家常便饭，女人不但要种地，甚至还会被编入军队。

《商君书》有一篇“城守”，论述的是城市防御的战术要领，女人占了很大的戏份。守军要分成所谓三军：成年男子为一军，充当作战主力；成年女子为一军，充当工程兵；老弱男女编为一军，做点杂事。工程兵的任务，诸如拆房子，挖陷阱，设路障这些事，都是女人的事。《商君书》还特别叮嘱了一个要领，那就是三军必须保持高度的独立性，彼此之间不能往来。道理不难理解：如果成年男子和成年女子有了往来，再骁勇善战的人都会变成和平主义者了，情意绵绵之下只想耳鬓厮磨、长相厮守，谁还肯卖命作战呢？一旦有奸人从中施展阴谋诡计，那就该有亡国之忧了。

战国年间打城市防御战，最有名的就是墨家。墨家擅守，所以才会有“墨守成规”这个成语。墨家的守城战术虽然五花八门，但也算得上“吾道一以贯之”，那就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所以当我们翻开《墨子》这部书，会发现女人总能充当守城战士的角色，巾帼不让须眉。

从《商君书》和《墨子》来看，就算它们的战术建议仅仅是理论上的，但也足以说明让女人上战场在当时算不得有多么地冒天下之大不韪。

这样一看，似乎在战国时代就有了实现男女平权的社会基础，但为什么竟然没能实现呢？

这就意味着：两次世界大战真的就是女权上升的主因吗？

坦率讲，我并没有想通这个问题。不过，换个角度来看，关于适婚年龄的传统习俗是不是造成男人对女人的绝对优势呢？

通观全世界，父权制的社会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在适婚年龄的传统上，男性年龄远高于女性年龄。从各种史料来看，丈夫比妻子年长10岁左右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还要想到，在人的自然生理发育方面，青春期才是最佳的婚配、生育年龄段。那么丈夫比妻子年长10岁左右的话，就意味着几乎相差一代。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常规意义上的婚姻关系里，丈夫之于妻子近乎于父亲之于女儿。这并不是古代中国的独有现象，而是全世界古代父权社会的通例。那么，只要夫妻之间自然相处，妻子就很容易成为从属性的角色。

父权社会里，男人确实在积极散播一种观念，那就是男尊女卑是天地自然之理。社会学把男人的这种努力称为合法性神话，也就是说，男人为了抬高自己，贬低并控制女性，编造出了一套冠冕堂皇的鬼话。但是，很难说古代的男人们真的存心编造谎言，因为他们只要认真观察过身边的世界，看到公鸡打鸣，母鸡下蛋，就很有可能真诚地相信两性各有各的天职。如果反过来，让母鸡打鸣，公鸡下蛋，那将会是整个鸡界的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