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夜，我独自夜行百里

本文转自：重庆晨报

□谭岷江

1985年秋，我14岁，上初三。寒假到了，别的年级都放了假，我们还需补课“充电”10来天，要到腊月二十八才放假。

一天早上，我肚子疼，便跑去厕所蹲了大半个小时，没有做早操和参加晨跑，班主任高老师非常生气，再加上此前屡屡犯错，高老师“数罪并罚”，要我马上回去请家长。

那时，我记忆力好，成绩也不错，但却是个倔小子，便自作聪明想出对策—脱光衣服在寝室里冻，自虐地期待着迅速感冒：“我要是发高烧了，他（班主任）不但不会让我回去请家长，还会掏钱带我到医院去看病，甚至还会亲自来照顾我。”上午第3节下课时，一位班干部男同学回寝室拿东西，问我为什么光着身子（事后才知道是高老师让他来打探消息），我便将意图说了，这位同学迅速跑去向“领导”汇报。高老师听后更加生气，马上跑来寝室，喝令我穿上衣服，然后“押”着我在食堂吃了饭，又“押”着我走了10里路，直到任家坡河边，才放心地回去。我只好耷拉着脑袋继续往家走，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请家长。我边走，边在心里嘀咕：“这是我的耻辱，到时候还不知道母亲怎么看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呢。”我一边走一边想事，走得很慢，磨磨蹭蹭，近6个小时才走了40里，到了王场乡，离到家还有一半多的路程。我在路边唯一的食店吃了一碗小包面，补充了热量，天便黑了。

从王场乡到沿溪乡都是公路，我又摸黑走了10来里。到了沿溪乡的两汇口，我必须离开公路走大路，然后借着微弱星光继续走。走着走着，天空竟下起小雨来，路变得非常滑。我稍不注意，便摔了跟头，跌得眼冒金花。

在连续跌了七八个跟头后，我不得不放弃大路，改走路边的庄稼地，深一脚浅一脚，慢慢往前走。路上要经过四五个村庄，可是这些村庄都早早熄了灯火，连以前我讨厌的狗儿也不叫了，一路寂静得只能听见自己的喘气声和脚步声。

就这样，也不知到底走了多久，夜色越来越暗，我终于走到了一个叫恸子塘的地方，离家只有一里多路了。恸子塘是小河的一个回水塘，是乡亲们常常提到的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方，不过100来个平方米的它，几乎每隔一年就要淹死一两个孩子，悲痛的母亲来这里恸哭，咒骂可恨的淹死鬼唤走了她的孩子。淘气的我，也曾在恸子塘遭遇过生死大劫—一个夏日午后，我独自悄悄跑去塘中洗澡，不想竟被河底的淤泥陷住，挣扎了好几次也不能脱身，就在索性闭目等死时，人居然浮了起来，最后才逃过一劫。

想到之前的经历，我不寒而栗。没有别的选择，我只好小心翼翼地脱了鞋，踩在上游相对安全平稳的水中，用手摸索着往前移动。不一会，我背上冒出阵阵冷汗，心里却想：“怕什么？恸子塘已经饶过我一次了，这次也会饶过我的。”过了河上了岸，我嫌穿鞋太麻烦，干脆提着满是泥浆的鞋子，慢慢往前走—这样就可以不踩庄稼地，直接赤脚在大路上走了。在离家200多米的地方，突然听到前面路上传来奇怪的声音，我很害怕，便大声咳嗽壮胆。对面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听到我咳嗽，也大声咳嗽起来，并问：“是谁？”我一听声音，立刻哭了起来：“姐，是我。”

对面走来的正是父亲和大姐，他们刚从乡医院回来。原来，小妹病了，正在乡医院住院，母亲在医院陪护，家里只有正读师范放寒假回家的二哥，父亲和大姐怕二哥害怕，便连夜赶回家。进了屋，我才发现，此时已是第二天凌晨1点多了。从两汇口走到家，平时最多两个小时，而这次我竟在黑夜中走了近7个小时。

第二天一早，二哥作为爸妈的代表，带着我走了两个小时山路，来到忠县复兴场的沙湾渡口，坐船到了西沱。下船后爬坡上坎，下午3点左右到达了学校。二哥带着我来到高老师面前，高老师却笑眯眯地对二哥说：“没事了。”更让我没想到的是，高老师竟将之前收缴的《刘志丹》还给我，然后对我说：“你先去图书馆还书，然后去教室上自习吧。”

听了高老师的话，我既生气又感动。生气的是，他让我打破了从不请家长的记录；感动的是，他居然这么简单地就原谅了我，而且还归还了收缴的书，我再也不用担心去图书馆花钱赔书了。

（作者系重庆市石柱县作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