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为什么会忌惮夏侯氏？因为他们曾见证曹魏政权兴衰

汉末三国，曹氏、夏侯氏两家关系密切，夏侯氏诸将及其后人均堪称曹氏心腹，亦共同见证了曹魏政权的兴衰。小说《三国演义》中，司马懿既诛曹爽后，猛然发现曹爽亲族夏侯玄尚领重兵守备雍州等处，担心夏侯玄起兵发难，于是急调夏侯玄回京。而夏侯玄之叔夏侯霸闻讯即起兵造反，被心向司马氏的郭淮、陈泰镇压后，夏侯霸寻思无计，便只身入川投奔蜀汉。

夏侯霸在小说中的形象大抵继承了夏侯氏诸将的勇武之风。关于夏侯霸奔蜀的情节，小说仅简单进行了叙述，而历史上则记载更加详细。据《魏略》记载[1]，司马懿诛曹爽后，由于夏侯玄是曹爽的表弟，又时任曹魏征西将军，握有重兵，司马懿旋即征调夏侯玄回京。作为夏侯玄之叔（笔者按：夏侯霸为夏侯渊之子，夏侯玄为夏侯尚之子，而夏侯尚是为夏侯渊从子，故夏侯霸在辈分上是夏侯玄之叔）的夏侯霸担心受到牵连，加之接替夏侯玄征西将军职位的郭淮亦心向司马氏且此前与夏侯霸不和，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夏侯霸内心不安，进而萌生弃魏奔蜀的想法。此外，据《魏氏春秋》记载[2]，夏侯霸曾邀夏侯玄一同奔蜀，但夏侯玄不愿投奔敌国，一口回绝。

夏侯霸奔蜀后，按律，夏侯霸叛，亲属应入族刑，但曹魏朝廷对夏侯霸之子却采取了“议功”的处置方式，以夏侯渊旧勋赦免夏侯霸之子的死罪，徙乐浪郡[3]。所谓“议功”，属于“八议”之一，“八议”源于《周礼》中的“八辟”，其意为“若亲贵犯罪，大者必议，小者必赦”，即法典规定的八类犯人在犯罪时必须交由皇帝亲自裁决和依据法典应减轻处罚的特权制度。“八议”入律是曹魏律法的一项重要举措。夏侯渊曾于正始四年（公元243年）以功配享曹魏庙庭，故其孙可因其祖之旧勋“议功”得以免死。

所谓“八议”实际上是官僚贵族的特权和豁免制度，但就夏侯氏家族的成员而言，也有适用“议功”之例和不适用“议功”两种不同的情形。适用“议功”之例即上述夏侯霸之子因其祖夏侯渊旧勋得以免死，而不适用“议功”之例即上述的夏侯霸之侄夏侯玄却未能因其父夏侯尚旧勋得以免死。

夏侯玄在小说中的形象较为模糊，主要表现即在小说第一百零九回与中书令李丰，光禄大夫张缉共谋剿除一手遮天的司马师，但由于机谋泄露，夏侯玄等被司马师腰斩于市并诛灭三族。历史上，夏侯玄的形象较之于小说更为丰满，记载也较其叔夏侯霸更为详备。不同于夏侯氏一贯的武人形象，夏侯玄颇有名士的风范，在当时的名士中亦享有极高的名望。司马懿诛曹爽后，夏侯玄被司马氏征为大鸿胪，从雍凉前线被调回京师，失去兵权。回到京师后，夏侯玄“不交人事，不蓄华妍”，但即便如此，其还是卷入了反对司马氏的活动。司马懿死后，中领军许允曾对夏侯玄说：“现在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了！”夏侯玄却叹息道：“司马懿在世时尚能以世代交情（夏侯玄之妹夏侯徽为司马懿长子司马师第一任妻子）善待我，而司马师、司马昭却是不能容忍我的。”[4]嘉平六年（公元254年），中书令李丰和皇后之父光禄大夫张缉在朝堂上酝酿反对司马师的活动，打算谋废司马师，以夏侯玄为大将军，不料机谋泄露，李丰被杀，夏侯玄被廷尉收捕治罪。根据《世语》记载，夏侯玄入狱后，不承认自己有罪，不肯写下罪辞，至于如何定案，夏侯玄让时任廷尉的钟毓自己书写。而钟毓深知司马师欲置夏侯玄于死地，作了诬辞，自愧于心，不免涕泣[5]（笔者按：与小说描述略有不同，历史上夏侯玄更像是卷入反对司马师的活动中而非积极主动参与到反对司马师的活动中）。最终，夏侯玄被罪以大逆无道，诛灭三族，其余亲属徙乐浪郡。该案中，夏侯玄却未能得以议父夏侯尚之功（夏侯尚亦曾于正始四年以功配享曹魏庙庭）而免死。史载，夏侯玄临刑前“颜色不变，举动自若，时年四十六”，而后世以夏侯尚从孙嗣后[6]，可证实夏侯尚一支皆已灭门。

夏侯霸、夏侯玄均属于夏侯氏在三国后期的优秀人才，但最终结局却是夏侯霸逃亡、夏侯玄被诛，不免令人唏嘘。而同为夏侯氏后人，在“议功”的适用上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个例子，前后差别，大抵也是因为具体环境不同。前者，司马氏诛灭曹爽，出于巩固既得利益和收买人心考虑，故对夏侯霸之子适用“议功”得免死罪。至司马师掌权，曹氏的力量已经完全处于劣势，对于夏侯玄这样颇有影响力的人物，司马氏正欲除之而后快，故对夏侯玄自然不适用“议功”。这也大抵反映了“八议”这类特权的不确定性，以当今的视角看来，这样的制度亦有违律法的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