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灭亡后女真文化得到传承

金朝国势衰落后，1215年，其将领蒲鲜万奴自立为王，国号大真。1216年降于蒙古，1217年再度自立，改国号东夏。1233年，东夏为蒙古所灭，沦为蒙古的藩属。东夏占据的东海地区属女真故土，一直是东部女真聚居区，女真传统文化底蕴深厚。东夏立国时间不长，虽然对女真社会发展有所推动，但从长远看，这种推动力和影响力不大，当地女真人并未像南迁的女真人那样被汉化。相反，他们将先后迁入的汉人、渤海人、契丹人等融合，即女真化。明代，以东部女真为主体的女真族逐渐复兴，史称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他们传承女真文化，仍然保持其固有的民族特征。

女真诸部使用共同语言

语言是维系民族的重要纽带，又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一般说来，在民族诸特征中，语言较为稳定，变化最慢。元明女真与辽金女真一样，操女真语，不仅女真地区的女真人如此，而且明朝辽东东宁、三万、辽海等卫的女真人也一直操女真语，朝廷往往从中选拔女真通事(翻译)，“盖取其族类同，语言习也”。据《辽东志》载，辽东的女真通事，成化年间有七人，弘治年间有八人，正德年间有二人，嘉靖年间有五人。

记载明代女真语言文字的资料，流传下来的不多，主要有永乐年间编定的《女真译语》，即《女真馆杂字》和《女真馆来文》，共收女真语基本词汇871条，女真字近700个。此外，还有明末会同馆编的《女真译语》，共收女真语单词和词组1155条，无女真文字和进贡表文，仅用汉字记录了当时的女真语音。《女真译语》是女真通事们编辑的读物，成为后来研究女真语的重要资料。

明末，努尔哈赤兴起，他一再强调首要目标是统一“言语相同的诸申(女真诸部)”。可见，女真诸部使用的是共同的语言。

《辽东志》在记述黑龙江流域各族分布和文化习俗时，只提到以松花江流域生女真和熟女真为代表的“女直”语言相同。当然，他们操用的语言与黑龙江下游诸族的语言有异或完全不同。《重建永宁寺记》则说到，明朝使者前往奴儿干等地，会遇到语言障碍，“非重译莫晓其言”，表明沿途诸族并未形成统一的语言。明朝往往要以操女真语的海西女真为中介，经辗转翻译，才能与其他诸族沟通。

女真文字在传承中发展

女真文字创制于金初，有大字和小字两种，先后颁行。经元入明，女真文字仍在汉区和女真地区行用。明代，女真赴京朝贡，要进呈表文，表文用女真文字书写;朝廷发往女真各部的敕谕或任命女真官员的敕书，也用女真文字书写，例如：永乐元年(1403)，明朝通过朝鲜李朝招谕图们江一带的斡朵里、兀良哈等部，敕谕行文即“用女真书字”，李朝君臣看不懂，只得“使女真说其意，译之而议”。永乐时，女真馆编辑的《女真译语》收入了一些女真词汇和表文，以供有关官员学习和使用。其时，女真致书朝鲜李朝，也往往使用女真文。此外，女真人私下书信往来，也行用女真文字。

明中叶，一些海西女真部落已不用女真文，而行用蒙古文。随后，朝鲜李朝发往建州女真的书信“用女真字、蒙古字翻译书之”。在建州女真中，蒙古文也逐渐取代女真文，出现了“汉字、女真字皆不知”的现象。到努尔哈赤兴起时，“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明代，女真逐渐废弃表意的女真文字，学习并采用了拼音的蒙古文字，这在女真文化史上是一大进步。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噶盖利用蒙古文字母创制了新的女真文字，史称“老满文”。这种拼音文字优于原先的女真文字，是女真民族文化素质提高的表现。

民族习俗呈现多样性

元明两代，朝廷对女真实行“随俗而治”或“俾仍旧俗”的政策。就女真社会制度来说，大略有三：一是“生儿年长即异居”，一旦儿子成年，就娶妻成家，分家另过。这种个体家庭有的仍依附父、祖家族，从事劳作及其他社会活动;有的则脱离父、祖家族，从原来的村寨、部落乃至部族游离出来，附属于其他村寨、部落乃至部族。二是世袭制，采取父子袭替或兄终弟及。各部落酋长是世袭的，朝廷任命的女真官员也相应世袭。一般说来，由嫡长世袭，而后是次子，再后为兄弟。三是家内奴隶制，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已普遍使用奴隶劳动，大小酋长皆奴役奴隶，来源主要依靠掳掠辽东汉民和朝鲜边民。

入明后，随着朝廷的招抚，女真诸部逐渐南迁，兼营农耕、畜牧和渔猎，文化习俗具有兼容并蓄的多元性。渔猎一直是女真人的传统生业，使他们养成了“喜射猎”的传统习俗，生产和军事组织“牛录”就是从集体围猎演变而来。畜牧在明代女真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他们放牧马、牛、羊群，弯弓驰射，练就了“善骑射”的本领。农耕对女真人来说并不陌生，辽代女真人就“喜耕种”，“以耕凿为业”。随着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南徙并定居辽东“边外”，其农耕经济更有长足发展，海西女真“屋居火食，差与内地同，而户知稼穑，不专以射猎为生”，建州女真“喜耕种，善缉纺，饮食衣服，颇有华风”。在多种经济类型基础上形成的文化习俗，便于不同民族之间的往来交流。

在婚嫁方面，女真存在收继婚风俗，“父死娶其妾，兄亡娶其妻”。婚嫁有纳采纳币之俗，内容大致相同，唯贫富有别而已。在丧葬方面，土葬与火葬并行，有“烧饭”遗风。祭祀之礼有“祭天”和“月望祭七星”。“若有疾病”则“祈祷”，即请萨满跳神。在女真传统的文化习俗中，发式和服饰是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重要标识。据《三朝北盟会编》载，辽金女真“妇女辫发盘髻，男子辫发垂后……留脑后发，以色丝系之”。元明女真承袭这一发式，朝鲜人称之为辫发。辽金女真的服饰，据《大金国志》载：“土产无桑蚕，惟多织布，贵贱以布之粗细为别。又以化外不毛之地，非皮不可御寒，所以无贫富皆服之。”为便于骑射，他们的服装多为短襟，紧身窄袖，皆左衽。这种款式也为元明女真继承和发展。

形成独特的民族认同

在长期的共同文化沉淀中，女真人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意识，主要体现在民族认同上。元明女真怀念故国，一直不忘先辈创建金国的业绩。元代后期，女真诸部不堪元朝统治者的压迫和奴役，不断进行反抗，有的公开打出“大金子孙”旗号，以复兴故国相号召。明代弘治十年(1497)，斡朵里酋长童所老加茂之子童清礼在朝鲜李朝为官，奉命出使建州，他在与建州卫首领达罕等人交谈时，追述金朝，情不自禁地说：“大金乃我远祖，其强莫盛”，切实表达了女真人的民族认同感情。

明末建州女真兴起时，首领努尔哈赤也以金朝后裔自居，把自家的姓氏改为爱新觉罗，奉“金”为国号。《旧满洲档》和《后金檄明万历皇帝文》多处称金朝为“我们金国”、“我们先朝金国”，尊金朝皇帝为先帝。努尔哈赤之所以一再打出复兴金国的旗号，不是他个人一时的主观意愿，而是要适应元代以来女真复兴的潮流，增强女真民族的内聚力，以实现其统一女真诸部、建立并巩固女真政权“诸申国”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