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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县阳白遗址

类别:人文 发布时间:2023-08-31 17:35:00 来源:戏说三国

五台县阳白遗址龙山特磬及相关问题

王滨贾志强

《中国音乐学》1991年

1987年秋,忻州地区文物管理处与山西大学配合宁长公路运煤线基建工程,在五台县阳

白村西墩台梁(东距五台县城约15公里)之上发掘古文化遗址一处。其中在I区H111:出土一枚特帮(图一),为我国考古发现中时间较早的同类乐器之一。鉴于目前我国音乐界同仁已对先商文化特磬做了一些开拓性的研究工作①,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就五台阳白遗址特磬及其相邻遗迹的关系,对这一考古发现在我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和原始宗教文化史中所包含的价值和意义从不同的角度试作一些探索性的研究工作。

五台县阳白遗址

五台县阳白遗址

一、特磬的出土情况和时代的推断

五台阳白特磬编号为87SWYH111:1出土时正面(敲击面)向上,覆盖于灰坑H111南端一年龄为八岁左右小孩②骨骼的下腹与股骨之上。小孩葬式为仰身直肢、面向东,方向20℃。两手自然下垂贴紧盆骨,两腿并拢。骨骼保存较完整,未发葬具痕迹和其它随葬品,但由葬式和石磬的放置情况看,应属于较正常的埋葬方式(图二)。

H111位于I区T1201东南隅,坑口开在2B尾底部,且打破生土层。平面形状东部近半圆形、坑壁规整,西部坑壁不规整,其边缘由西北向东南曲折倾斜,在最南端以小半圆弧与东壁相连接。灰坑东西宽0.40-2.10米、南北长约3米、深0.30—0.40米。另在坑的西北角有一浅沟与H111相接,浅沟的西端伸入F105房基之下,北侧被H106打破。(图三)

由T1201的地层叠压关系,说明H111在本探方内其相对年代早于H106、和2B层,而晚

于第3层。根据对H106和2B层出土陶器等遗物为排比分析,H106和2B层的时代与Ⅲ区T3101:2B层(原编号87SWYT3101第3层)约略相当。T3101:2B层所出木炭经中科院考古所实验室测定9,(实验室编号:2K——2255)其绝对年代(经树轮校正)为公元前2145±95年。I区

第3层虽未经碳14测定,但包含物时代特征显明,为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存。再依据H111自身所含的陶器标本分析,我们大体可将H111的时代定在龙山文化早中期,那么,出自H111的特磬其时间当距今为4300——4400年之间。

五台县阳白遗址

二、石磬的形制和制作工艺

阳白特磬利用浅灰色板岩制成,平面近于不等边梯形,表面较平整。与同时期其它地点所出特磬相比较,器型略小且薄,而且是从股部向鼓部逐渐加厚的。通长41.5、高24.5、厚

0.8——2厘米,整个形制较规整。尽管如此,但与后世定型的石磬尚有较大的差异。不过阳白特磬的鼓、股分明、顶部有悬孔,且偏于股部一侧,悬起后底边与水平面能形成较大的倾角(约45°),已具备后世石磬的一部分主要构成因素。

五台阳白特磬是利用遗址西边1公里处马鞍山(五台山余脉)底部基岩所出产的富于层理和光洁面的灰色泥页岩(板岩)按照当时当地原始居民对石磬形制的理解和预先设计进行制作的。其工艺过程大致可包括:选料(即从石质的软硬和疏密等方面考虑。);选型(易于制作、且适合观念中磬形的要求。);整形(阳白特磬的四边均有打制修整的痕迹。由断痕观察,鼓边和底边似均利用原自然边缘,又因鼓部较厚,出于磬体厚薄均匀考虑,用间接打击法将鼓部背面的石料剥去一层,其边缘留下了一段较浅的弧形接口;底边则采用碰砧法将凸出的部分去掉,也留下了几个大小深浅不等的弧形缺口。股边和顶部同样使用碰砧法截去了与磐体相连的多余石料,最后用锤击法进行修整,其边缘也多有不规整的小缺口。)整形之后在磬的上端近股边处用琢制法穿一悬孔(图一)悬孔的具体位置见下表:

五台县阳白遗址

三、阳白特磬的悬挂敲击方式和音高的测定

五台阳白特磬保存十分完整,由器表面观察,基本上未遭风化,悬孔上端有明显的磨损凹痕,而最为重要的是该件特磬因鼓部较厚被加工剥落掉一层的一面未见一点鼓击痕迹,而在较平整光洁的一面尚保存有当时敲击时留下的疤痕。经笔者仔细观察统计,敲击痕共有150余个,且分布十分集中。主要位于当磬悬挂起时正对悬孔之下中轴线两侧,即在鼓部与股部中间靠近底边处。(最下一个疤痕距底边约1厘米)其范围约宽12,高7厘米。疤痕均较浅,约为0.05厘米深;平面多呈圆形或麦粒状、痕经多数为0.1——0.2厘米;个别稍大,约为0.4厘米(图四)。由上述敲击痕的数量、位置和大小深度可以说明:

1.特磬在当时己有正面(敲击面)和背面之分。

2.由磬的敲击面和悬孔的位置可以确定特磬的悬挂方式是鼓部在前、股部在后(这与后世石磬的悬挂方式是一致的)。

3.当时的特磬已有固定的敲击点,我们今天测定音高时应以原敲击点的音高为特磬的音高,而不应以“……发音最好,最便于演奏的部位所发音高为准①。”

4.由疤痕的大小和深浅推测,击磬的工具应是硬度较大、体积较小、一端有钝锥状突出的形式较为固定的石锤。而击磬者手部的力量亦较弱,再结合特磐出土时的情况,可大体确定特磬覆盖之下的小孩即是该氏族内专门负责击磬的“司磬者”。

5.经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测音③,特磬音高为:小字2组d,——8(音分),584.62HZ(频率),声音清脆,但余音很短。

四、相关问题的探索与研究

1.磬的起源

磬的起源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一是磬的祖渊是什么?即磬起源于何物?二是磬在何地由哪个原始民族最早制作和使用的?下面依据考古、文献资料以及文化人类学等材料对上述两个问题分别加以探索。

首先从考古资料方面来讲,我们迄今所能见到的较早的石磬主要分布在两个区城。第一个区域是黄河中上游及其支流地区,包括山西襄汾陶寺⑥闻喜南宋③、夏县东下冯③、河南禹县阎砦④,陕西榆林①、青海柳湾①,共出土9枚特磬。另一个区城是辽西大凌河上游地区,包括建昌大东沟②、建平喀喇沁和硃碌科水泉④,共出土了3枚特磬。第一个区城范围

大、出土数量多;第二个区城虽出土数量较少,但其分布范围却相对地较集中。五台阳白特磬虽不在以上两个区域之内,但其位置恰好处于两个地域的连接点上。

按时间排列:第一个区域的早晚顺序为陶寺——南宋——阎砦——柳湾——东下冯,榆林石磐未见更详细资料,时代暂难确定。其时间跨度约从公元前2440年——公元前1644年,

近千年之久;第二个区域早晚顺序为大东沟——喀喇沁——硃碌科水泉。不仅出现时间较晚;且时间跨度也仅四百多年①。五台阳白特磬时间上晚于第一个区域的陶寺特磬却早于第二个区域的最早的大东沟特磬。

按形制划分:《初研》一文将第一个区域的石磬分为四个类型⑤,五台阳白与大凌河流域所出特磬形制与前四个类型有异,似应再加一型。虽然从地理位置来看,五台阳白遗址(位于津沱河流域)地近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位在两个区域的接壤地带,但特磬的形制与大凌河流域所出的却具更多的相似因素。这种情况当不是偶然的,再考虑到上述两地特磬时代的早晚关系,两者之间似应有早晚承属的因素在在。

五台县阳白遗址

根据原始社会艺术活动的胚芽起源于劳动生产实践的理论⑩,磬的祖渊应与当时的生产工具有关。在仰韶、龙山文化时期,农业生产工具中的长方形有孔石刀与早期特磬的形制是最为接近的。长方形有孔石刀最早见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晚期的遗存中,但数量较少,到龙山时期使用数量和范围更为普遍,其分布地城北达辽西、西至甘青,南抵江淮、东濒大洋。但数量大、类型丰富、仍占生产工具中主导地位的中心区域仍在晋、陕、豫交界处及其近邻地区。这种情况与早期原始特磬的出土地点是大致吻合的。尽管两者之间在体积大小方面存在着十分悬殊的差异,但在形制方面,石刀与特磬之间均能找到相对应的类型。如下图所示:

有孔石刀在新时器时代晚期出现之后,是原始居民在秋季收获粟黍类重要农作物中使用的主要工具。在当时,限于生产力的低下和交通、交换条件的制约,粮食的丰欠对从事原始农业种植的每个氏族或部族的生存具有性命攸关的利害关系,由于石刀使用的普遍性和在其它生产工具中所占的重要位置,即与收获关系最为密切,所以石刀产生并在收获的劳动中大量使用之后,很可能在当时农业居民的意识里渐渐地成为丰收与庆贺的象征。再据原始社会泛神论与万物有灵论观点①以及磁山、裴李岗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对产生、生活用具的崇拜现象@推测,石刀很可能在当时的巫术活动中被当做祛求丰收的一种法器来使用,而随着宗教文化的不断发展和巫术活动的半职业化和职业化,石刀作为原始宗教的崇拜物越来越显得普通和微不足道,那么既保持了石刀的基本形制而又具有很大威慑和神秘力量的石磬自然就脱颖而出了。

“磬”字最早见于商代殷墟武丁时甲骨③,而“庆贺”、“庆祝”的“庆”始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才见于典籍,根据上古文字同声通假的用法,“磬”在“庆”未出现之前的这一段时间里除了它本身所表示的是一种礼乐器的意义之外还应包含有庆贺、庆祝的意思在内。也就是说“庆”的意义是由“磬”的本意衍生而来的。这样,从古代文字的演变过程也可以看出磬的使用与原始农业居民秋收后的庆祝活动以及石刀之间有着一种十分密切的、内在的联系。通过原始农业居民在经过一年的辛勤劳动获得了充足的粮食之后,怀着欣喜和感激的心情举行庆祝、祭典活动的场面,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和理解磬与石刀之间应该包涵着一种未被后人认识的、特定的、深邃的原始宗教意义。

综上所述,再联系东下冯二里头文化地层中出土的特磬与安阳小屯村②所出虎纹特磬在形制上与陶寺、闻喜等地早期特磬所表现的一脉相承的宗缘关系,以及西周、春秋时间在华夏诸国中普遍使用编磬的这一历史现象,本节一开始所提出的特磬起源的两个问题似可作如下解释:

一、石磬的祖渊应是石质类生产工具,而其“直系祖先”应为仰韶文化晚期始出现的长方形单孔石刀。

二、磬的起源地与长方形有孔石刀最早出现的地域是相一致的,大体上包括了以黄河中游晋、陕、豫交界地为中心及其邻近地区。其最早制作和使用的原始民族应是农业文化较为发达的晋西南早期龙山文化的创造者。

2.特磬的用途

五台县阳白遗址

根据以上各处特磬出土情况分析,除陶寺四枚特磬均为原始部落内社会地位与权力较高

者拥有外,其它地点特磐的拥有者与普通氏族成员之间地位上似无太大差别。而且,这一时期特磬的出土地点除陶寺和东下冯可能为当时的政治、经济、人口中心外,其它地点均为当时普通氏族或部落的聚居地。如五台阳白遗址从地理位置、生态环境以及自身的规模着,绝无可能成为当地的政治、经济、人口中心。另在辽西建昌与建平县相当集中的区城内发现三枚几乎同时期的特磬,也说明了这些特磬在当时各地氏族内存在的普遍性。《国语·楚语》;“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赞天乎?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日现,在女日巫。……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管,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界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至,求用不匮。及少眸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民神同位、民读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圆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灾祸荐臻,莫尽其气。颛项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浸读,是谓绝天地通。”该段对话,实质上是对我国上古代巫术与政治相结合这一意识形态的转变过程做了虚假参半的回忆性描述。前半部分用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普遍规律来检验,纯属虚幻的“故事”,而后半部分则揭示了原始社会晚期原为普通氏族成员或以普通氏族为单位即可有的通天地的手段逐渐成为一种由极少数人或少数氏族、部落独占的手段。也就是说,以往通过巫术活动和各种法器的帮助,人人都可以与神相见,但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通天地的手段便为专职现巫所独占了。在当时宗教与政治尚难区分的情况下,取得宗教垄断权利的现巫自然很容易成为政治上的垄断者,成为凌驾于他人之上的集宗教与政治权利于一身的“领袖人物”。目前所发现的特磐均属原始社会末期的龙山文化阶段,也即正好处于巫术与早期政治相结合的渐变过程之中。一些文明较发达的地区,这一过程己经完成了,如陶寺遗址;而更多的地区则正在开始或没有开始这一转变。特磬的出土情况和地理分布与上述转变过程也是正相吻合的。

另外,从五台阳白特磬敲击面保留的打击痕数量仅约150多个分析,特磐在当时是不能随意敲击的,更不可能单独用为乐舞的伴奏。特磬在先商时期的用途应主要是在氏族和部落内部举行“丰年祭②”等重大宗教庆贺活动时使用的通神法器。而“用于乐舞的伴奏,以增强乐舞的节奏感……②”的功能可能晚到西周以后才具备。

缩上所述,笔者认为,石磬由石刀演变而来之后其用途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经历了不

同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从事农业生产的氏族公社中普遍存在的宗教祭礼活动中的“生产工具崇拜偶象”或通神施法工具;第二阶段,除尚保留有第一阶段的部分功能外己演变为少数专职现巫和部落集团中用以表现其政治地位与宗教权力的象征性礼器。第三阶段,即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磬做为礼器的性质进一步强化,做为“生产工具偶像崇拜”的原始意义在文明人的脑海中便失落殆尽了。

3.对阳白“司磬者”身份的初步推断

根据前引《国语·楚语》等古文献资料和民族学、民俗学的调查材料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的现巫一致应具备下列条件:一、成年人(当然也有一些民族如女真、蒙古等例外)。二、品行端正。三、聪明有智慧。四、生产生活经验丰富。五、社会地位较高。陶寺拥有特磬的大墓主人可能具备上述条件,而五台阳白特磬的拥有者是一个年龄为八岁左右的小孩,显然不具备以上五个条件。那么,他在阳白氏族聚落的成员中其身份究竟如何呢?据石磬出土情况和小孩的葬式以及磬面的敲击痕观察,可以肯定阳白特磬确是由小孩在其生前所一直掌管和使用的。这一点虽不能完全肯定小孩是专职现巫,但至少说明在阳白氏族聚落举行重大宗教活动之时,他是充当重要角色的。再考虑到F105是I区所发现的房子中面积最大的一座(直

径5.3米,其余房屋直径一般在4米以下),其主人的社会地位应相对较高一些。而H111与F105时代相近且有密切关联,这种遗迹关系显示了“司磬者”与大房子主人之间应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解释为,他己经是被大房子主人指定的为氏族聚落服务的专职现巫或是他就是大房子里的小主人。不管是哪一种关系,都说明在五台阳白氏族聚落里,现巫虽没有与敢治完全集合,形成特殊的贵族阶层,但现巫己经由兼职开始向专职化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因现巫的政治作用尚未充分发挥,所以对充当现巫的人的条件和要求在不同的时间和地域以及不同的文化族属之间是根据当时当地和本族属原始宗教概念的内容特点、发展水平来决定的,尚未形成各自统一的、固定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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