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秦国的成功，地缘优势也不容忽视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扫六合，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后世之士都认为秦国之所以能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西陲小国走到这一地步，商鞅变法功不可没。

但事实上在战国时期，七国内部都掀起了轰轰烈烈地改革运动，除了秦国商鞅变法之外，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吴起变法、齐国的邹忌变法等都提升了各国的实力。

秦国之所以能够从七国之中脱颖而出、力战群雄，一定程度上还要考虑其地缘优势，秦国地处六国以西，偏居一隅，北、西、南皆无强敌，而且坐拥巴、蜀，尽享天府之利，如此才能默默积蓄实力，惊艳华夏列国。

列国变法，大同小异

春秋战国是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型的关键期，列国之间兼并战争愈演愈烈，逐渐形成了“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的局面，各国若想在战争之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想办法强兵富国，提高实力。

同时，传统的制度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国内经济衰弱，军队人心涣散，贵族特权激起了民众的不满，因而人们渴望变革的呼声不断增强，在此背景下，各个诸侯国纷纷掀起变法运动。

公元前422年，李悝首先在魏文侯的支持下担任魏国之相，主持变法，他剥夺贵族的特权，招徕四方人才，任之以官，授之以爵禄，建立起一套封建的官僚制度。

李悝还主持编订了中国第一部法典——《法经》，打破了奴隶社会中“刑不上大夫”的规矩，为镇压农民起义和打击奴隶贵族势力提供了依据。

同时在经济上，李悝废井田，承认土地私，有，鼓励民众积极参与农业生产，不仅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确立了小农经济制度。

军事上，他实行严格考选制度的“武卒制”不论财产多寡，以身体、技巧作为征兵条件，提高兵卒的社会地位，不再区分“国人”与“野人”，入伍者还可赐田宅，免除家中徭役。

李悝变法之后，魏国的实力迅速增强，到魏惠王时，西攻秦国，又灭中山，还联合韩、赵两国败齐伐楚，一时称雄中原，诸侯见此纷纷主动加入改革大潮之中。

公元前386年，楚国任用吴起变法，免除三代以上无功贵族的爵位和俸禄，开发新土地，迁徙旧贵族垦荒，吴起还主张节省费用，鼓励耕战，加强国防，奖励军功，使得楚国国富兵强，能够平百越，并陈蔡，却三晋。

公元前360年前后，邹忌在齐国称相，主持变法，从此齐国渐强，公元前351年，申不害在韩昭侯的支持下实施变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总之，纵观列国的变法，几乎都是顺应时代的要求，政治上废除流传上千年的世卿世禄制，任用贤才，制定新的官僚体系和俸禄制度；经济上，承认土地私，有，劝课农桑，开垦土地；军事上按照军功奖赏士卒，提拔优秀将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秦国同样如此，公元前356年，商鞅担任左庶长，开始在秦国内实行第一次变法，他大力推广李悝的《法经》，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按军功赏赐设置十二等爵，制度，同时重农抑商，奖励垦荒，强制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

公元前350年，秦国迁都咸阳后再行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实行土地私，有制，普遍推行县制，同时统一度量衡制，编订户口，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

商鞅的变法策略实际上是在李悝、吴起等人的基础之上与秦国国情相结合而制定的，与前人大同小异，譬如县制最初是诞生于晋国，当时各国几乎都已经开始实行，秦国应用的其实算比较晚。

通过两次变法确实为秦国增加了赋税收入，提高了军事实力，但当时列国都在大力变法，国家实力均有提升，商鞅变法对于秦国的崛起确实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秦国最后的成功归因于商鞅或许言过其实。

背靠巴蜀，俯视东方

秦国之所以能统一六国，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秦国的地理位置，据学者考证，秦国起源于非子，他因为养马有功而被周孝王分封于秦地以对抗戎狄，当时的秦地是在今甘肃天水一带。

后来周平王迁都雒邑时，秦襄公派兵参加护送，由此被封为诸侯，“秦国”始建，秦人这才有资格与诸侯通聘享之礼，同时势力范围逐渐向关中发展，后经数代国君的英明治理，秦国的疆域不断扩张。

及至秦惠文王末年，秦国的疆域已经到了令六国恐慌的地步：以陕西的关中地区为核心，北部覆盖陕北黄土高原，南方掌握四川盆地以及汉中，东边有黄河与函谷关，西边则是甘肃地区广阔的荒漠草原。

从地图上看，秦国“于称雄诸侯中独僻居住于西北”，而且秦国的北、西、南三个方位都没有强敌：

秦国以西是落后的西戎部落，而秦国从受封于秦地开始就一直在与其作战，周平王曾有言“戎无道，侵伐我丰岐之地。秦能逐戎，即有其地。”公元前750年，秦人取得了第一次伐戎的胜利，从而掌控了岐山以西的土地。

公元前697至前687年，秦国相继击败彭衙氏、冀戎、卦戎、小虢等部落，公元前637年，秦国用武力赶走了陆浑之戎，十五年后又突然发动攻击，灭掉了陇山以西的戎人集团，从此“西戎八国服于秦”以后无法构成对秦国的威胁

秦国以北则为狄族，春秋初期比较活跃，经常南下骚扰华夏列国，不过早在战国之前便已经被消灭，北狄民众一部分与汉民族融合，另一部分则退出了中原之地，不成气候。

战国晚期，北方匈奴崛起，时而侵扰秦、赵、燕等国的边疆地区，但是当时匈奴的实力还比较弱，列国不惧，而且秦国还有高耸的长城防御，边防更加稳固。

秦国以南是号称“天府之国”的巴蜀之地，公元前316年，巴、蜀两国互相攻击均求援于秦国，惠文王趁机发兵南下，司马错、张仪联手配合灭掉蜀国，紧接着又灭巴国，占领了今四川盆地全境。

原本巴国与楚国暗通款曲，能够掣肘秦国，但当巴蜀入秦之后，秦国的疆域扩大了将近一倍以上，楚国却元气大伤，再无与秦国抗衡之力。

与此同时，取得富饶的巴蜀，为秦国日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四川盆地物产丰富，良田万顷，“取其地，足以广国；得其财，足以富民”，秦的国力变得更加强盛，此后，“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更为重要的是，秦国的东方虽然群雄环伺，但其位于高原之上，而我国地形西高东低，总体上看秦国之于六国呈现俯视之姿，《读史方舆纪要》中评述道：“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充分说明了秦国由弱至强的地势优越性。

关关相护，进退得宜

秦国“东有……函谷、蒲津、龙门、合河等关；（南有）……武关、峣关；西有……陇山关、大震、乌兰等关，北有黄河南塞……”，可谓是关关相护，易守难攻之典型。

秦地又称关中之地，其中的“关”指的就是函谷关，这里是秦国东出的必经之地，函谷周围群山夹峙，路途艰险，“左右绝岸十丈，中容车而已。”全程“东自崤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号曰天险”，险要的地势使得秦国多次在战争中守住关中门户，保住本土不失。

公元前318年，苏秦推魏怀王为纵约长，联合齐、楚、赵、韩、燕五国之师伐秦。次年，秦将樗里疾率军东出函谷关，与六国联军在原阳一带展开决战，秦军据险以对，击杀敌军八万多人，震惊列国。

公元前298年齐韩魏合纵伐秦，历经三年苦战未能攻入秦国函谷关，公元前288年齐与秦国相约，秦国称西帝、齐国称东帝，惹得诸侯大怒，而秦国函关紧锁，无以施之于秦国，只能施之于齐国，据此便可以看出函谷关之于秦国的重要军事价值。

秦国东南有武关，这是中原进入关中的侧路，亦为“秦、楚两国间往来的大道”，不过“自武关至长安西四百九十里，多从山中行，至蓝田始出险就平，盖自古为险阨矣”，可知武关地处艰险之地，也是易守难攻的关隘。

公元前316年秦楚大战之时，秦国故意吸引楚军从武关入关中，在蓝田大败楚军，公元前299年，秦昭王诱骗楚怀王到武关会谈，待楚王入关之后，便关闭武关，将楚怀王绑架到秦都，逼其割让巫郡、黔中郡。

怀王不允，次年，秦“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其十五城而去”。楚国国力被大幅削弱，而怀王也在两年之后客死咸阳，由此其他诸侯国心生戒备，不敢再直接攻打秦国。

其他如大散关、蒲津关等也都是通过山河环绕的自然屏障与中原各国截然分开，使得秦国进可攻、退可守，在闭关期间能否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休养生息，而一旦出兵又如虎狼之师，所向披靡。

总体看来，战国中期时的秦国如同一个大口袋，前边只有函谷、武关等险要狭窄的山路可通中原，而其背后则是富庶的巴蜀粮仓，能够提供充足的军备物资，可谓地利占尽，秦国能够统一六国显然是毫无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