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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八月,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禛驾崩,其子爱新觉罗·弘历受遗诏继位,也就是乾隆皇帝。
乾隆是个有理想的皇帝,刚继位就准备放手大干,但其在头一年(包括雍正十三年的后四个月)的执政时间里,基本上就是在和死去的雍正皇帝唱反调。
雍正皇帝崇尚僧、道,生前养活了不少相关人士在皇宫内帮其修道炼丹,根据《清史稿·高宗本纪》中的记载,乾隆首先就拿这帮人开刀:“九月......壬寅,止进献方物。禁内廷行走僧人招摇。”
从传言雍正皇帝的死因是服食丹药过多来看,乾隆的这个行为无可厚非,历史上死于丹药中毒的皇帝不少,乾隆对此厌恶和警惕是应该的。
可在此之后,乾隆的许多行为就完全颠覆了雍正在遗诏中称赞他“居心孝友”的说法,把雍正爱干的事全给掀翻了。
如乾隆登基后的当月:“庚戌,召杨名时来京……戊午,赏李绂侍郎衔,命管户部三库事。”次月“丁丑,起彭维新为左都御史。”
这几个人中,杨名时早在雍正六年就被论罪罢官,且根据《雍正起居注》中的记载,他是雍正相当厌恶的官员,称其为“逆子”、“逆臣”,还骂他是“巧诈沽誉,朋比欺朦,从不实心办事,毫无亲君爱国之心”。
李绂因和雍正宠臣田文镜互相攻讦,于雍正五年两次被雍正判为死罪,后虽免死,但此后弃用时间也长达八年。
而彭维新是受乾隆的叔叔,果亲王允礼的弹劾,被雍正关在监狱中。
除以上三人之外,早在雍正四年就被罢官的前江苏巡抚张楷,雍正七年因触怒雍正,被发配到军中效力的前监察御史谢济世,等等诸人,全部被乾隆召回为官。
简单来说,就是雍正朝获罪,不被雍正喜欢,甚至厌恶的官员,乾隆都予以重用。
乾隆对待雍正朝的论罪官员如此,对待雍正朝判定的一些案件,也是如此。
比如,乾隆于十月“命治曾静、张熙(两人都是雍正朝吕留良案中的关键人物,极力宣传反清复明,雍正和曾静编《大义觉迷录》,以此反驳民间反清言论)罪。”两个月后,即“磔曾静、张熙于巿。”
而这两个人,是雍正曾公开宣言:“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并予以保护的的人。
乾隆元年三月,乾隆“释汪景琪、查嗣庭(金庸先祖查昇的堂兄)亲族回籍。”
汪景琪是年羹尧的死党,其所编著的《西征随笔》被雍正狠批为:“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汪景琪被雍正杀掉后,脑袋在菜市口悬挂十年之久,家人全部发配给披甲人为奴。
查嗣庭于雍正五年因文字案,被定为“讽刺时事,心怀怨望”之罪,本人自杀后,还被雍正下令戮尸,子孙十六岁以上者全部被杀,十六岁以下者,包括女眷,全全部发配给披甲人为奴。
如此被雍正判定的重罪之人的家人,乾隆全部赦免。
雍正不想杀的人,乾隆马上给干掉,雍正判重罪的人,乾隆却马上赦免,他想干什么?
和上述乾隆刚一继位就马上反雍正的政策相比,乾隆十三年后,全部赦免被关押的雍正的兄弟们、恢复被开除宗籍的允禩、允禟等人后代的皇族身份,就不算什么了。
古有“子不言父过”的伦理规则,或许乾隆皇帝的治国理念和雍正皇帝不太一样,可要改变雍正的某些政策和行为,也不至于如此急迫。
即便是为了其宽仁治国的理念,但在继位之初,雍正尸骨未寒之时,这样的行为难免不令人遐想。
乾隆为何要不顾及雍正的颜面,急切地推翻雍正的各项主张?
其实,根子是在雍正身上,而乾隆的这些反雍正政策的行为,也是得到了雍正的许可。
乾隆继位之初,清朝上层的政治气氛是很紧张的,这都是雍正在位十三年中,因为要强硬推行“摊丁入亩”、“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等受大部分士绅、官员反对的革新政策带来的结果。
雍正是用比较严酷的态度对待反对者,由此带来的是,皇权和臣子们的严重对立。
比如被雍正发配充军的谢济世就公开指责其是“杂霸之治”,这代表了绝大部分官员对雍正和皇权的不满。
这样的紧张氛围和对立关系,显然不利于清朝的统治,初继位的乾隆知道,病死的雍正也知道。
雍正如果不病死,未来也会采用部分和乾隆类似的手段来缓和和臣子们的关系,只不过因为突然病死,没来得及做。
而为了继任者乾隆能顺利地掌握权力,且不受道德伦理的指责,雍正在遗诏中,给乾隆铺好了路。
在《雍正遗诏》中,有这么两段话,可以表明雍正的态度:
至于国家刑法禁令之设,所以诘奸除暴,惩贪黜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者也。然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时。从前朕见人情浇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势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今人心共知儆惕矣。
凡各衙门条例,有从前本严而朕改易从宽者,此乃从前部臣定议未协,朕与廷臣悉心斟酌,而后改定,以垂永久者,应照更定之例行。若从前之例本宽,而朕改易从严者,此乃整饬人心风俗之计,原欲暂行于一时,俟诸弊革除之后,仍可酌复旧章,此朕本意也。嗣后遇此等事,则再加斟酌,若应照旧例者,仍照旧例行。
从中可以看到,雍正清楚的表明了“然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时”的态度,且明明白白的告诉乾隆,他采取的严苛政治行为,是特殊情况下的暂时实行,乾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随时更改。
正是因为有了雍正如此正式的交代,乾隆才能在继位之初,不用理会孝道的伦理羁绊,大张旗鼓的推翻雍正的一系列严苛行为。
雍正是个相当有本事的皇帝,对于政治态度和行为的宽松和紧张,有他自己的路线图,他在位时,目标就是把国库堆满银子,既然完成了,自然就会缓和君臣关系。
乾隆和雍正的治国理念稍有不同,没有雍正的遗诏,他也会改,只不过,不会那么快的改,毕竟,要考虑到雍正的声誉。
而雍正也不傻,用遗诏的方式,让乾隆可以放心大胆的改,父子配合如斯,当然就能继续“康乾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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