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玉的悲剧，源于冒犯了皇帝和他的皇权

张廷玉，康熙三十九年进士，因谨慎干练、口风紧、记忆力强而获康熙提拔。到了雍正朝更是被皇帝大力重用以及视为肱骨--“虽是君臣，情同契友”。为了表彰张廷玉并示其宠信，雍正许下了让其“配享太庙”的承诺。

注：清朝一共有二十六名王公大臣获配享太庙的资格，满人二十三名、蒙古亲王两名、汉臣中只有张廷玉一人。

张廷玉不仅在康、雍两朝青云直上并备受恩遇，乾隆登基的第一天他也在新皇帝面前立下大功。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暴疾驾崩于圆明园。因为他首创了“秘密建储制度”，众王公大臣并不知晓雍正选定的继承人是谁，而且宦官也不知道雍正的立储密诏是什么样子、放在什么地方。

在这个搞不好就要出大乱子的关键时刻，张廷玉站了出来主持大局。因为雍正八年时，突发重病的雍正为防万一，将立储密诏出示给张廷玉看过。张廷玉表示大行皇帝选定的继承人是宝亲王弘历，并且协助太监找出了密诏“用黄纸固封，背后写有封字者即是”。

这份拥立之功，乾隆自然记在心中。不但当夜任命张廷玉为辅政大臣之一（张廷玉、鄂尔泰、果亲王允礼、庄亲王允禄），第二天乾隆又回赠了张廷玉一份大礼。大学士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其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每年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巨。大学士鄂尔泰志秉忠贞，才优经济，安民察吏，绥靖边疆，洵为不世出之名臣。朕可保其始终不渝，将来二臣着配享太庙，以昭恩礼。

乾隆以遗诏的方式重申雍正的承诺。这样张廷玉不但确保了此殊荣，还可以通过遗诏的发布，在生前就享受朝野内外的褒赞和艳羡，声望一时达到人生的顶点。

乾隆也不是只在虚名上做做样子，他登基后授张廷玉总理事务大臣、军机大臣（乾隆曾短暂关闭过军机处）等重要职务，始终让张廷玉位列中枢。除此之外乾隆还命内务府在紫禁城里专门建了个小房子，专供张廷玉在宫内当值时休息使用。乾隆甚至破例封其三等伯爵“系格外加殊恩”（清依明制非军功不封爵位）……

但是这种种殊荣并不表示乾隆对张廷玉一点意见也没有，而且乾隆的“那点意见”还挺要命–朋党。

雍正在宠信张廷玉的同时，也宠信着另一个人–鄂尔泰。张廷玉和鄂尔泰死对头，不但同事十多年基本不主动与他说话，而且鄂尔泰只要有过失，张廷玉都要抓住机会讥讽一番。

两人的尖锐对立，再加上他们分属汉、满的出身，朝堂官员自然而然地围绕他们形成了两个对立的群体–“张党”和“鄂党”。

乾隆三年，果亲王允礼病逝；乾隆四年，庄亲王允禄因“弘晳逆案”退出朝堂。当初的四辅臣就只剩张廷玉和鄂尔泰，“张党”和“鄂党”不但斗得更为激烈，也再次形成了让清朝皇帝们头疼不已的“满汉之争”。

以至于乾隆在上谕中都公开的发起了牢骚：而无知之辈，妄行揣摩。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亦所不免。《乾隆朝上谕挡》

由于张廷玉和鄂尔泰都谨慎小心并未留下明显的把柄，加上乾隆也需要利用“张鄂两党”的互相掣肘，来维持朝堂平衡。所以乾隆登基后虽然一直在打压两党，但并未主动整治张廷玉和鄂尔泰，只是偶尔言语敲打警告一番，不过乾隆十年情况变了。

这一年鄂尔泰病逝，“鄂党”对于皇帝的危险性不再那么大了，对应的“张党”重要性也就没那么高了。乾隆在加快组建自己班底的同时，也暴露出他对“满汉之争”的真实看法。

虽然治理天下必须倚重汉臣，但是江山毕竟是满人打下来的，因此朝堂理应满人做主角。所以鄂尔泰去世后，领班军机大臣（首席军机大臣）的职务并未如张廷玉预期的那样落到他的头上，乾隆提拔了张廷玉的后辈钮祜禄·讷亲。

注：清朝军机大臣一般五人左右，日常众军机名义上是共同议事，但实际是由首席军机大臣做主。皇帝下发的军机处处理的奏折，由首席军机大臣分配具体的处理人而且原则上不得外传其他军机。

已七十高龄的张廷玉似乎失去了他的“谨慎小心”，在军机处当值时当众掷笔长叹“精力竭矣”。这到底是正常感叹还是牢骚，各有各的看法，但朝堂中很多官员开始为张廷玉“抱不平”。

讷亲不得不上奏乾隆，表示自己资历尚浅不敢排于张廷玉之前。为此乾隆搞了个折中，改令军机处理事时，满文奏折讷亲为主，汉文奏折则张廷玉排前。事情虽然被解决，但是也激怒了皇帝。

在乾隆看来张廷玉不是在感慨年老，而是在“讨”名位和权势，还是“裹众挟君”。可以说张廷玉在乾隆心中的形象因此事也开始“破损”。

乾隆十三年，因年事已高加上也意识到皇帝的新班底里没有自己的位置了，张廷玉遂以年迈为由多次奏请致仕返乡。乾隆十四年冬，皇帝同意了张廷玉的辞呈，允许他“原官致仕”（退休并享受原职待遇）并赐御制诗做为临别纪念。

由于乾隆第一次拒绝张廷玉辞官的理由是“卿受两朝厚恩，且奉皇考遗命，将来配享太庙。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之理”，张廷玉担心日后有人会拿这个做文章，导致自己无法配享太庙。

三朝的恩宠加上对“殊荣”的渴求，让张廷玉做出了一个“谨慎且大胆”决定--要求乾隆对于他的配享问题给予书面承诺。（张廷玉）奏言：“蒙世宗遗命配享太庙，上年奉恩谕，从祀元臣不宜归田终老，恐身后不获更蒙大典。免冠叩首，乞上一言为券。”上意不怿，然犹为颁手诏，申世宗成命，并制诗示意，以明刘基乞休后仍配享为例。《清史列传·卷十四》

张廷玉的要求但凡是皇帝都会愤怒，更别说性格谨慎、敏感的乾隆了。

首先，允其配享太庙明明白白写在先帝遗诏里，天下人尽皆知。这时提出这种要求难道是怀疑他这个皇帝会不遵先帝遗命么？在古代的价值观里，这不仅仅是怀疑皇帝不守承诺，还意味着怀疑皇帝不孝、忤逆父亲，没资格做皇帝。

其次，“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赐”臣，那是皇帝的权力。而臣获“赏”，则不是臣子的“权利”。得之谢恩，不得则应反思自身为何未得皇帝赞许并律己戒行。君不赐，臣不能讨、更不能要。主动向皇帝“讨”的臣，必然是恃宠而骄的奸佞，而向皇帝“要”的臣，那就是“挟君”的贼子。

不过考虑到张廷玉的资历、贡献以及后世的评论，乾隆咽下了这口怒气。在就张廷玉的辞职发布的上谕中再次重申了世宗的“成命”，并手写御制诗一首给张廷玉做凭据。造膝陈情乞一辞，动予矜恻动予悲。先皇遗诏惟钦此，去国余恩或过之。可例青田原佑庙，漫愁郑国竞摧碑。吾非尧舜谁皋契，汗简评论且听伊。注：青田指明朝刘基、郑国指唐朝魏征、皋契为舜帝时期两位著名贤臣。

乾隆在御制诗里明显没有遮掩自己的怒火，相信张廷玉也能从诗中读出乾隆的嘲讽。也因此有了导致矛盾进一步升级的–“张廷玉不给乾隆面子”。

原本张廷玉需要亲自入宫叩谢皇恩，但第二天他却让儿子张若澄代其入宫。因资料匮乏，真实原因已难以考据。但是天寒之说并不足信，因为此前几天张廷玉一样天天入宫到军机处当值。笔者个人认为他是想“低调”，不想被同僚讥讽或落下炫耀之名。

但是张廷玉的这个选择，这让本就憋了一肚子气的乾隆愈发的羞恼，他觉得张廷玉这是公开表达对他“御制诗”的不满。这也让乾隆愈发肯定了自己的看法--“朕待群臣，事事推心置腹，而伊转不能信，忍为要挟之求”，张廷玉是个“忽悠”了父皇的佞臣贼子，进而认为他没资格配享太庙。

但是配享太庙毕竟写入了遗诏并早已诏告天下，乾隆也很难直接取消。乾隆遂决定剥夺张廷玉爵位、取消原官致仕资格（改为以大学士致仕，降低退休待遇），以示惩戒。

屋漏偏逢连夜雨，一个突发事件又进一步激化了张廷玉和乾隆之间的矛盾。

乾隆十五年初，皇长子永璜薨逝。还未来得及离京的张廷玉不得不先参加葬礼（乾隆原本命他春天解冻后乘船返乡）。但已成惊弓之鸟的张廷玉却着急着回去，在初祭之后就上奏请求离京。

没让你走，你竟然又主动要求走，再次刺激了对他印象已经很差的乾隆。乾隆遂以“无情无义”（张廷玉做过永璜的老师）将张廷玉大骂一通，并借机玩了招“阳谋”。乾隆逼问张廷玉，你的德行是否能与诸贤臣比肩并一起配享太庙？

在强调“君子当谦”的古代，张廷玉的回答必须是“不配”。乾隆顺势就同意了他“放弃配享”的要求。这还没完，乾隆又用四川学政朱筌贪赃案（朱筌是张廷玉儿子张若澄的岳父）来整治张廷玉。不但以查抄朱筌赃款为由抄了张廷玉的家，还给张廷玉扣了一顶“黑帽子”。

朱筌和雍正朝著名“罪人”吕留良是同乡，乾隆认为朱筌是当年“吕留良案”的案犯之一，虽然当时被宽宥未定罪，但事实证明他就是个败类。雍正处理“吕留良案”的谕旨大多出自张廷玉之手，乾隆由此诛心的质问张廷玉“乃公然与为姻亲，是诚何心？”最终乾隆以此将朝中张氏一门的亲眷几乎全部罢斥，并收缴了张廷玉三朝所获所有御赐之物。

原本认为自己将青史留名、位列人臣巅峰的张廷玉却落得一个名声扫地的下场，五年后带着无限遗憾离开了人世。

实际可以看出张廷玉从始至终都未擅权、也没有真正的涉入“朋党”，而且乾隆也认同这一点（不然张廷玉下场会更惨，例如明珠、索额图）。但不论有意还是无意，张廷玉还是冒犯了皇帝和他的皇权。所以乾隆对这个三朝元老依然展示了自己的冷酷手段，这也正是“伴君如伴虎”。

最后乾隆可能也意识到自己对待张廷玉太“虎”了，在得知张廷玉的死讯后，以“皇考之命，朕何忍违”为由恢复了张廷玉的配享资格，只是九泉之下的张廷玉已无法知晓这个“喜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