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狮子坐：集采药效之争，消除信息差是关键

这两天，舆论场里关于“集采药”的话题沸沸扬扬。

今年地方两会上，有多位政协委员关注到集采药品的质量和疗效问题，并分享了自己基于临床实践的经验和生活中的个体感受。

有本职工作是医生的委员坦言，在这么低价情况下，药物质量可能不稳定，比如“抗生素过敏、血压不降、麻醉药病人不睡、肠道准备的泻药不泻或者量不够”。

看着密密麻麻的跟帖，不少网友心有戚戚：集采药效果似乎真的不如进口药或原研药。不少人甚至觉得，集采制度本身就是最大的锅。毕竟，谁都懂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钱是降下来了，货还能好用么？

这个道理，很符合大众直觉和经济学常识，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成立，但在药品领域，还真未必。

为啥这么说？有个基本逻辑需要澄清：集采制度本身和集采药品质量，其实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混为一谈反而会模糊讨论的焦点。

一个已被多起案件证实的情况是：我们用的部分药品，存在着价格虚高的情况，背后往往牵扯腐败问题。最典型的就是“带金销售”：医药代理商为了让药品进医院而送出的回扣，最终都转化为经营成本，导致药价虚高。但问题是，这部分虚高的价格，大部分由代理商获取了，生产企业并没有获得相应收入。这就导向了一个吊诡的局面：药品价格上去了，药品质量却没跟上。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站在代理商立场上，从生产企业拿货的底价和其销售价之间的价差越大、适应症越万能，就越是“好药”。前两天国家医保局的官员说得更直接：虚高的价格原来就没有形成企业利润，没有用在质量上，没有用来研发创新药，而是进入了中纪委专题片中腐败分子家中的夹墙里。

恰恰是集采制度，跳过了代理商环节，通过公开竞争，让中标药品直接进医院。这就挤掉了很大一部分价格水分，大幅降低了用药成本，特别是一些终身服药的慢病患者和收入不宽裕的群体，受益很大，也有能力负担更高级的药物了。

所以说，妖魔化集采制度，真没必要。

但社会对集采药效的担心，确实也是客观存在的。归根结底，这是一种朴素的信息焦虑：集采药里有多少是仿制药？仿制药和原研药的差别到底是什么？实际药效如何？不少人其实并不知情，也不知道能从什么渠道获取信息，来填补这种焦虑。

而且，医药集采药效和患者体验之间，常常存在着一种感受上的温度差。普通人没有医疗机构相关的检验条件，对药效的感知常常依赖一种直观的“体感”：过去好像一天就好了，如今两天才好，是不是集采药效的问题？未知引发焦虑，焦虑带来恐慌，是一种常见的链路。特别是社交媒体的“信息茧房”效应，会进一步集合、放大这样的恐慌。

其实，为提高仿制药质量，中国自2016年起，就开展了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指对已经批准上市的仿制药，按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的原则，分期分批进行质量一致性评价。

具体来讲，一致性评价需同时满足药学等效性和生物等效性两方面。能够过评，是参与集采的基础门槛。根据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目前，全国每年抽检各类药品 20 多万批次，总合格率连续多年稳定在 99% 以上。

当然，有一些业内的担忧考虑到了更高质量的医疗诉求：现行一致性评价缺乏临床等效性研究，不等同于高质量保证，需要更高要求的行业标准和企业内控标准。

更进一步讲，对药效的一致性评估，也不能完全一劳永逸。有医疗人士曾建议，一致性评价不能成为一次性评价，必须长期观察患者的各项指标，尤其慢性病药物的副作用潜伏期更久。

回看这次上海两会上委员们的联合提案，也是强调了要严管控整个药品质量的监管体系，确保药物和一致性评价过程中的各项药效完全相同；完整公示一致性检测结果，不仅局限于简单的名录列举；建立统一的反馈平台，收集临床医生对于集采药品使用的药效情况及意见，及时反馈等。

归结到底，这些提案表现出一种一致性的努力：要填补公众、医疗一线和集采药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差和感受度。

这不仅仅意在消除一些没有必要的恐慌，让大家能更放心地用药，更是为了形成共识，从而让不同社会主体能够“握指成拳”地合力直面问题、解决问题。

集采药的质量，不仅仅关乎集采制度，其实也和药品研发、药品质量监管、药品使用等环节息息相关，这就涉及企业、药监、医院等不同主体。有业内人士就建议，应该由医保和药监等多部门配合，对原研药与仿制药的生物等效性评价作出更细致、有说服力的解释。

这种解释，显然不能停留在政策和文本层面，更要听到一线的声音，这同样是消减信息差的过程。真实的反馈，往往是查漏补缺、消除恐慌的最重要依据。目前来看，如何让研究在设计上更合理，能够纳入更多不同方面的声音，让论证更加充分，仍需更多积极有为的制度安排。

其实，无论是两会上的委员建言、网友的跟帖讲述，还是医疗专家的意见和科普，亦或是相关部门对社会监督的积极回应，都是一次次“有为”的努力。

这同样基于一个朴素的道理：开诚布公地讨论问题，才有更多的可能去更好地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