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海路贸易的两条路，一条官方掌管，另一条明文禁止通行

“先朝时，女真常至登州卖马，后闻马行假道为高丽截隔，岁至不至。”

这是宋金海路上的经济联系最早的元丰五年（1082年）诏令。女真人在北宋时期从辽东半岛泛海到登州贩卖马匹，但之后道路被高丽阻断，双方海上贸易由此断绝；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双方签订的“绍兴和议”结束了十数年的战争，宋金对峙的局面基本形成。

在这一时期宋金边境附近设置了若干大小的榷场，而在金朝的山东半岛地区设置了一个特殊的榷场——密州榷场。除了这个官方机构外，还有一条虽被明文禁止，却依旧兴盛的贸易路。两条路并行，一明一暗中发展。

熙宗皇统二年五月（1142年），“许宋人之请，遂各置于两界。”

在这段史料中可以看出金代各个榷场的设置时间大约是在金熙宗皇统二年（1142年），但由于密州胶西榷场在宋金众多榷场中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它因这个地理位置不同产生的其他影响，是其他榷场不能相比的。

密州胶西的地理位置是十分优越的，密州知州范锷曾上书说，密州板桥镇靠近大海，是商人们聚集的地区，东面可以连接福建、浙江地区，向西则可以连接京东、河北等路，是贸易往来交通发达的地区。

金朝时期山东半岛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南方海上贸易的目的地大都是这里，同时这也是海上走私贸易的终点。在这里设置榷场，可以对海上榷场与走私贸易进行有效管理，维护海上贸易的稳定。

唐代胶州地方属于高密，称为板桥镇，因为板桥镇名气大，所以后人直接称密州板桥镇。唐代密州板桥镇的海外贸易已经十分发达，高丽和日本的商人也常由此到中国。但是当时主要是以登州、莱州为主要的对外港口，密州板桥镇虽有发展但是规模远不及登州、莱州，也没有受到当时政府足够的重视。

密州板桥镇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商品贸易大港是在北宋时期，也是因为和辽朝的关系。登州和莱州两处港口失去了之前的优势地位，密州板桥镇在北宋中期建立了市舶司。

宋金榷场作为两国贸易的主要场所，必然会受到政府的严格管理，宋方关于榷场设置官员的记载比较详细，榷场设置主管官两名，押发官两名，“榷场置主管官二员，押发官二员：主管官系朝廷差注，押发官从措置官辟差。”关于场官的记载有“榷场，与敌国互市之所也。皆设场官。”

这些管理榷场事务的场官，在提刑司的监管之下，管理榷场内的各项事务。

关于榷场内商品交易的情况，商人们按照其货物价值分类：数额在百千以下的，十人为一保，留一半的货物在榷场内，用剩下的一般前去泗州榷场交易，交换到北方的商品后，再将另一半商品带去。

宋金之间除了陆路走私，还存在海路走私。

海上走私的路线大致是南宋江浙地区和金山东地区之间的走私，并且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南宋航海技术的先进，因此海上走私大多是南宋向金的走私。

建炎四年（1130年）七月“丙午，诏闽南越商贾常载重货往山东贩卖，令沿海诸州禁止。”“禁泉州商人泛海私贩，上宣谕累有约束禁止私贩海商人。”在海上走私贸易如此猖獗的情况之下，南宋对海上的禁令也更加严格，乾道二年（1166年）“五月二十八日，枢密院言勘会海船兴贩货物等往山东。”

不难看出南宋对海上走私行为管控是十分严格的，但是在如此情况之下海上走私依然十分猖獗。

南宋海上走私贸易频繁的地区主要是浙江地区，其中以明州（今浙江宁波）和越州（今浙江绍兴）为重要地区，在这一地区多有山东游民航海而来交易商品，“明越濒海材落间，类多山东游民，航海而来，以贩籴为事。”

并且还对做水手的沿海居民，要五家为一保，禁止向京东发船，“权行籍定，五家为保，毋得发船往京东，犯者并行军法”。

除了上述的措施之外，南宋政府还奖励举报走私的行为，对于积极举报的人，除了给予他官职之外，还会有许多赏钱，因此沿海居民对走私举报有着极大的热忱，也很好地遏制了南宋向金朝的海上走私情况。

对于官员来说，如果官员所在地区被举报有海上走私的情况，要受到牵连处罚，或是流放或是贬官，这种处罚不会因为国家大赦天下而受到免除的，目的就是为了督促当地主管官员，对海上走私不徇私情，不收受贿赂。

但是在海上走私如此巨大的利润之下，沿海商人还是不顾律法，海上走私情况依旧很多，主管官员往往也禁不住诱惑，私下纵容走私的发生，因此即使制定了严苛的法律和政策，南宋向金的海上走私也未曾断绝。

南宋向金海上走私的货物主要是米麦和绢帛，每次出海进行走私数量巨大，利润也是数倍。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主体是沿海商人，在南宋时期沿海城市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在杭州、明州、泉州等地就产生了很多富商大贾，而这些人有极其雄厚的财产，但他们并不满足于国内的市场，而是把目光放到了利益巨大的海上走私之中。

这些人依靠雄厚的财力可以自己铸造船只，雇佣船员，从而在对金朝的走私中获取巨额的利润。而那些小商人们也想在走私贸易中获取好处，他们只能联系从事海上走私的船员，几家进行联合共同出资，进行海上走私，赚取走私商品的差价。

如此多的走私情况，必然离不开当地主管官员的暗中支持，所以沿海的南宋官员们为了获取更多的金钱以及享受更好的生活，大肆收取商人们的贿赂，默认或者是支持沿海商人们海上走私的行为，形成了沿海商人和沿海官员的利益链。

长此以往必然会造成南宋吏治更加腐败，走私贸易更为猖獗。

促进两宋时期海路贸易繁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商品经济的繁荣、航海技术的进步，这些都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使得海路贸易在两宋时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良好的国内国际市场为海上贸易的繁荣提供了条件。当时两宋的政治经济发展远远高于周边的国家，周边各国对宋朝的经济与文化有着仰慕之情，并且想要建立友好的经济文化往来。同时宋朝的一些精美的商品流入到欧洲国家受到了欧洲人的喜爱，欧洲商人们看到来自东方的商品有利可图，也参与到东西方的贸易活动之中。

宋朝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繁荣海外贸易的前提，南宋时期，由于北方的战乱，人口大量南迁，不仅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也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重心的不断南移，以及南宋都城建立在南方的临安，带动了南方的经济发展，并且商品的生产地和消费地也从北方迁移到了南方，这些都为海外贸易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海外贸易的发展也反哺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促进了南方沿海城市经济的繁荣，加快了经济重心南移的进程。两宋时期朝贡贸易的发展也促进了海路贸易的发展，在朝贡贸易这一政策之下，对周边各国的交往不是以经济为目的，而是要彰显出大国风度，甚至还要付出相当多的财政支出才能达到万国朝贺的盛况。

但是朝贡贸易中的商品大多是流入到了统治者阶层之中很少能流入市场，因此在朝贡贸易的带动之下，海外市场对两宋产品需求量也十分巨大，这就促进了海路贸易的发展。

综上在两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的进步，国内外市场的稳定，相应管理机构和法律政策的制定等，使得海路贸易在两宋时期进入一种空前繁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