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你了解中国和缅甸两千年贸易史

一、西南国柱，被低估的永昌郡

公元一世纪，东汉设永昌郡，具体城址考证为今保山市隆阳诸葛营村一带，所辖范围东至洱海，西达怒江以西，包括今天缅北地区、德宏、临沧、滇南部分地区，“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据《续汉书·郡国志》记载：永昌郡共有20万户189万多人，是当时全国的第二大郡，怎么样，意外吧。

虽说土地广袤，人口不少，但在很长一段时间，相对中原而言，永昌是个遥不可及而又荒蛮危险的地界。从永昌或上缅甸出发到伟大的长安或是洛阳，会是一场史诗性的旅行，相关记载，一支骠人杂技团从蒲甘一带出发，用了两年的时间才到达长安。正是因为道阻且长的原因，汉中央设置永昌郡后下大力气修建了永平到永昌的道路，并大量迁移汉民，为中央对西南的掌控打下基础，同时，也拉开了西南丝绸之路的序幕。

永昌郡的设置是中国版图在西南划的一个势力范围圈，此后，沿永昌郡展开的南丝绸之路，成了汉王朝对外贸易的一个主要通道，英国历史学家哈威在《缅甸史》中说，公元前2世纪以来，中国以缅甸为商业通道，“循伊洛瓦底江为一道、循萨尔温江为一道，尚有一道循弥诺江（今亲敦江）经曼尼普尔乘马需三月乃至阿富汗。”

商贸的开通，使得永昌成为汉帝国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也有人认为，永昌郡成为了印度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汇地，发达程度很长时期一直领先于云南其他地方。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写道：“永昌郡成为中国西南与天竺（印度）、大秦（罗马）等国通商的大都市，象牙、犀角、光珠、孔雀、翡翠、猩猩等珍贵异物，经永昌来到内地。”

到永昌郡任职一方面路途遥远，水土不服，极为辛苦，另一方面，由于荟萃珍奇异宝，却是捞钱的好地方。《华阳国志》卷十中·广汉士女·郑纯传中说，到永昌郡做官的，皆富及十世。郑纯，永昌郡首位长官，清廉爱民，毫发不犯，夷汉均服，稳定了汉朝在西南边陲的统治，也起到了汉人治边的表率作用。

两晋以后，中原陷入混乱，不要说永昌郡，就是整个云南也脱离了中央的管控足足有一千年，云南回归中央王朝，丝绸之路重新活跃，中缅商贸进入一个新的高峰期，那得是蒙古人来了以后……

二、元缅战争开启的中缅贸易高峰

提及蒙古人之前，先说说骠人和缅人的关系，不然一部介绍中缅贸易的历史，早期的主角不能就这么不知不觉消失了。

大约在公元九世纪，缅甸未来的主人——缅人姗姗来迟，出现在缅甸中部，建立蒲甘村落，随后逐步扩张势力，并于11世纪建成首次统一缅甸的蒲甘王国，古代缅甸的开启者骠人被认为是同化在缅族中，从此，缅甸再无骠人。那么姗姗来迟的缅人究竟是何方神圣呢？几乎可以肯定缅人来自中国青藏高原，进入云南后，曾属于南诏的一个部落，而南诏与缅甸的关系，又是很长的一部历史，此处略过。

1287年，元兵进攻蒲甘国，蒲甘城破，蒲甘国成为元朝的藩属，并逐渐失去对缅甸的掌控。说到蒲甘的消亡，和当时困扰蒲甘的寺院经济有很大关系。这种现象在笃信佛教的国家都出现过，中国、泰国都采取强制性行政手段，解决了寺院规避税收、囤积良田、劳力等棘手问题，遗憾，蒲甘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因为信仰消耗了民间大量的人力财力的窘境，实际上一直都困扰着缅甸。

众所周知，元军的铁蹄向西一直踏到欧洲布达佩斯，非洲埃及，所以对中国传统的丝绸之路的需要更甚，这次伐缅战争促成了西南丝绸之路的兴起以及中缅贸易的又一次高潮，这也应了西方的一个观点：先军事后经济。大量的军人、商人开始长期生活在缅甸，带动了消费和贸易，也促进了文化之间的了解和交流，另外，从中原带来的农耕技术也推动了当地农业水利的发展。

据载，中国商人元代开始长期析居在勐拱、八莫等地区，主要经营红宝石、玛瑙、银矿的开采，当时的翡翠还不像明清那样受欢迎，估计老场口极品唾手可得，价格很低，而银矿的开采高峰期则要在明清时期了。当时在缅的华人数量远远超过了现在人的想象，估计这也跟逃避中原的蒙古人统治有一定关联，他们主要从事经商、开矿、马帮等，资料显示，仅江头城（八莫，也有认为杰沙）一带就至少有几万中国人，当然，他们有不少属于季节性的矿工。这里形成有文字记载的“德由谬”（中国城），这大概是中国海外最早的华人区。

元代还曾一度出现过汉族和掸族结合的掸族分支“汉掸”，以至于到现在，对中掸混血还有叫“汉掸”的。实际上，每逢改朝换代，缅北就会成为华人避难区，元、清、民国，每次都会对缅北或多或少产生影响。元对缅北还带来一个很大的社会结构冲击，还处在奴隶社会的掸族在影响下，较快地升级到了封建社会。

另据史书记载，元朝与缅甸的官方往来、互派使节也比较频繁，几乎每年都有，较大地促进了经济活动。

三、麓川崛起走私猖獗

1312年，“思汗法”（思可法）在勐卯（瑞丽）称王，建立“麓川王国”。蒙古人表示不同意，于是思可法在德宏境内两次把蒙古人饱揍了一通，经过一番漫长的拉锯战后，双方在澜沧江划江而治。而三十年前，盈江傣族首领阿禾（也作阿颌）夹在元帝国和蒲甘之间，疲于奔命，依仗蒙古人赶走蒲甘军队，赋税没少上，欺负没少挨，哪又想得到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傣族同胞这么快就开挂。

爆长的麓川王国势力范围包括：北接喜马拉雅山系，南达泰国，东至老挝，西到今天印度东北，大半个云南尽收囊中。麓川的崛起得益于蒲甘没落以及元帝国的迅速衰弱，就在南中国的蒙古贵族连马都不会骑的时候，麓川王国这个昔日的“吴下阿蒙”不知不觉悄然做大。

世界就这样，当你觉得自己很牛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比你还牛的人出现。

麓川王朝走向巅峰的时候，明朝出现了。丛林之虎思汗法去世后，王位争夺激烈，整个傣族联盟在明中央的高压下，开始出现裂缝。1388年，在今大理南部的南涧县，展开了历史爱好者津津乐道的定边之战，沐王胜，傣王败，随后按历史学家们的说法，此后的百年间，麓川王朝逐步被明中央肢解。怎么说呢？一开始，麓川的发展战略就有问题，如果保持只南下不北上的策略，缅甸甚至东南半岛的格局很可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然而，打仗归打仗，生意照常做，江头城一带的生意依然是热火朝天，常规的珠宝仍旧是热门货，此外，棉花、西洋布这些新鲜物品出现在中缅贸易的清单中，而且在国内非常畅销，有点题外话，《金瓶梅》中也多次提到来自缅甸的房中“奇物”缅玲等，由此可见来自缅甸的货物在当时已经有着自己的品牌力。

中缅边民这种自发式的民间贸易往来从古到今一直都没有中断过，甚至时局越紧张，生意还就越好做，毕竟官方的商贸停下，需求的缺口就会增大，导致的利润增高会使得许多商人铤而走险。由于明朝的火器先进，猖狂的走私者，甚至于走私武器到今天的掸邦、西双版纳、老挝等地，私交土司，还成为座上宾。这胆子让人无话可说，这可是把全家性命都赌上了。走私这种独特的经济形式，就这样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四、相对稳定而繁荣的明清中缅贸易

中缅贸易历史上，明清是稳定程度较高的时期，中缅贸易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贸易种类、货物量、经商人员远远高于以前。因为商贸往来频繁，明朝甚至在昆明设置了缅字馆，接待缅甸使节、翻译以及缅商居住。后来又专设面向东南亚使节、商人的部门，官方的重视极大地推动了两国之间的贸易，缅甸对华贸易获利巨大。

中缅贸易的活跃还推动了民间的互市，一些跨国性的集市沿两国边境展开，成为一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前面有说到江头城的华人，明朝前半时期，江头城的盛况甚至还盖过今天。来自广东、福建、四川等地商贾艺人云集江头城，形成了一个完全中国化的城市，人口达到数万之多。遗憾的是，花马礼战争爆发后，这里的华人遭受了灭顶之灾，从此一蹶不振。

明朝还有一个显著改变就是新增了海运，云南老乡郑和下西洋极大促进了中国的海上贸易，尽管他和舰队没到过缅甸，但中缅之间的海上贸易早已经开始，目前关于海运贸易的资料相对缺乏，一般认为缅甸不在主航线上，贸易量不像泰国、印度那样大。中缅贸易，仍旧以陆路以及江河航运为主。

到清朝时，中缅的贸易已经从传统的珠宝、丝绸、棉花等扩大到了茶叶、银矿以及不断增加的西洋货物。虽然期间也发生过战争，但清朝时期的中缅贸易已经做开了，就像一条越走越宽的路，缅甸的棉花成为对中的最大宗贸易项，替代了宝石类，清朝中期开始兴旺的云南普洱茶从缅甸入境，销往南洋，缅甸的海产品也出现在了贸易清单中，由于中国内陆缺乏银矿，对银子的刚需旺盛，在缅甸经营的银矿也成为这一时期的亮点，出现了著名的贵（桂）家、敏家银矿，这些银矿工人多达数万人，私人武装上千人——这阵势，是不是很熟悉？其中贵（桂）就是明朝逃到缅甸的后裔，也就是现在说的果敢族。私人养兵，不断做大，清政府当然不放心了，所以都逃不了被灭的下场。

清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华人大量涌入缅甸，这和战争有直接关系，加上清初的“留发不留头”，引发汉族大量的不满和抵抗，仅云南有多个县城的汉族因为拒绝剪发被大量屠杀，保山市也在此列，进入缅甸的华人不再局限传统的缅北地区，而是深入到了密支那、仰光等，并相续建立了商会、华人街，现在许多缅甸华人，有悠久移民历史的家庭，恐怕已经不知道祖辈背井离乡时的无奈和心酸。

由于西方势力的介入，19世纪缅甸成为殖民地，一方面贸易量大增，一方面各类的记录资料变得详细。据查，19世纪中叶，中缅贸易额大约为25万英镑左右，约合现在的人民币一亿多，对比当时的GDP，这个比例的一点不比今天少。

有需求，就会有市场，有市场，就会有前赴后继的商人。管你战火连天，依旧疯狂地追逐着利润。在中缅贸易的后面，我们一方面看到两国之间的资源互补非常明显，对对方的资源都表现出格外的需求甚至是渴望，另一方面在更深层次，我们也读懂了人类生存的艰辛和闯天下的勇气，人类的勇气，从来就没有在大自然危险、民族文化差异、战火中退缩，中缅贸易历史，是一部不断重复，不断扩大的历史，也是一部丛林人的生存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