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白起的悲剧人生：承受君王之过错，为后世所“不容”

梁朝武帝萧衍命人编纂的《千字文》认为，战国末期“用军最精”的四个人是“起翦颇牧”，即秦国武安君白起、秦国武成侯王翦、赵国信平君廉颇、赵国武安君李牧。这四人“宣威沙漠，驰誉丹青”。这四人可以说代表了战国末期军事实战的最高水平。笔者今天要说的是战国四大名将之首的战神白起。一、数量化下白起的恐怖战绩白起，又名公孙起，郿城人（今陕西眉县人），普遍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继孙武、吴起之后又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和统帅。纵观白起一生，恐怕无人不惊叹其辉煌战绩！从有史记载的秦昭襄王十三年（前294年）一出场就是秦国左庶长领兵攻打韩国新城开始，到秦昭襄王五十年十一月被赐死于杜邮的近38年军事征战生涯中，白起以其天才军事指挥才能，使秦军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参与的70余战，无一败绩，克城百余座，兼地几千里，斩杀敌军近百万。

战争几乎是伴随着血腥和杀戮的。白起在攻城略地的过程中，往往是大战过后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惨象。据《史记》有准确数字记载，白起一生共歼杀敌军920000人。如秦昭襄王十四年（前293年）秦韩魏伊阙之战,斩首24万；三十四年攻魏,拔华阳,走芒卯,斩首13万;同赵将贾偃战,沉其卒2万人于河中。四十三年攻韩陉城,拔五城,斩首5万。尤其是长平之战，白起“乃挟诈而尽坑杀”纸上谈兵的赵括率降的40多万人，仅“遣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实际前后共折首、虏45万人，致使“赵人大震”。据学者统计，自秦孝公以后至秦始皇十三年止，有数据可查的秦军在各次战役中共斩杀敌军1655000人，而白起的30多年间就占了该总数的55.59%，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最真实写照！因而后人送他“人屠”称号。

白起超绝的军事实战才能及其赫赫战功，大量斩杀六国军队有生力量，不仅为自身荣誉和社会地位赚足资本，也为秦国开疆拓土、横扫群雄、一统六合打下坚实基础，揭开了秦统一六国的序幕。自秦昭襄王十三年任秦国军功爵制中的第10级的“左庶长”起，到十五年时他已经跑到第16级的“大良造”了，2年间连升6级。当然，白起也对得起这些爵位：仅秦昭襄王十五年攻打魏国时，他就连下61座城池。到秦昭襄王二十九年时，更是占领了楚国的郢城，放火烧了夷陵，楚王被赶出了郢。凭此显赫战功，白起升任武安君。君是战国后期一种新的爵号，封君必须具备两样条件:首先是得有封地，白起被封为武安君,就因为武安已经是他的领地；第二个条件是必须有自己的家臣。白起完全具备了这些条件。这时的白起,俨然诸侯国中的小诸侯了。

到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前259年），白起在秦赵长平之战中用奇谋大破赵军，坑杀赵卒45万人，威震天下，令六国君臣闻风丧胆，从而推动他走上了军事生涯的巅峰，被世人称为“战神”。然而，仅两年后的秦昭襄王五十年，白起先是被削官外迁，后被降为普通卒伍，最后在放逐中被赐剑自刎于杜邮。是什么原因使处于军事巅峰的战神白起从人生巅峰跌落谷底？并最终悲惨地结束了自己显耀的一生？二、战神白起跌落神坛的经过司马迁认为导致战神白起跌落神坛并最终落得自刎的下场，并不是他自身有罪“死而非其罪”，而是因为秦王重用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应侯范睢的嫉妒造成的：“鄙语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白起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应侯”。范睢在历史上一般被认为是一个恩怨分明，但又睚眦必报的纵横家，“一饭之恩必偿，睚眦之仇必报”。当时的范睢，是秦王的座上宾，秦国的当朝宰相。在长平之战大获全胜后，白起为扩大战果，顺势灭掉赵国，于是“遣卫先生说昭王，请益兵粮”，并再次出兵平定了上党，后军分二路：一路由王龁率领，进攻皮牢（今河北武安）；一路由司马梗攻占太原。而白起自将围攻邯郸。面对白起坑杀40余万赵卒并继续派兵攻伐赵国，“韩、赵恐”，于是使用了反间计。

范睢面对白起长平之战的巨大胜利和韩赵两国的反间计，既不想让白起继续扩大战功，也不想让白起“位列三公”，权势凌驾自己之上，接受了苏代的反间计，向秦昭襄王进言：“秦兵劳，请许韩、赵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秦王遂“听之”，割取了韩国的垣雍和赵国的六座城邑并罢兵了。白起听到这件事后，从此与范睢产生了嫌隙，将相不和由此开始。《史记》对此事原文记载如下：苏代厚币说秦相应侯曰：“武安君禽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围邯郸乎？”曰：“然。”“赵王则秦王王矣，武安君为三公。武安君所为秦战胜攻取者七十余城，南定鄢、郢、汉中，北禽赵括之军，虽周、召、吕望之功不益于此矣。今赵亡，秦王王，则武安君必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虽无欲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尝攻韩，围邢丘，困上党，上党之民反为赵，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赵，北地入燕，东地入齐，南地入韩、魏，则君之所得民亡几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无以为武安君功也。”于是应侯言于秦王曰：“秦兵劳，请许韩、赵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听之，割韩垣雍、赵六成以和。正月皆罢兵。武安君闻之，由是与应侯有隙。

但赵国并未如约割六座城邑给秦国，且遣使联齐以抗秦。秦王是可忍孰不可忍，下令白起率兵攻赵，白起托病不愿领命。秦昭襄王便对白起说：“前年国虚民饥，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军粮以灭赵。今寡人息民以养士，蓄积粮食。三军之俸，有倍于前，而曰不可，其说何也？”委婉解释了长平之战后制止白起攻赵的原因。但白起还是不愿出战。259年9月，秦昭襄王迫不得已任五大夫王陵发兵攻打邯郸。次年正月，王陵攻邯郸不利，秦再增兵助王陵，结果秦损兵折将。这时白起病愈，秦王为解此困局，想让他代替王陵为统帅，白起继续拒绝任命，并讲了一通围攻邯郸难以取胜的理由：“邯郸实未易攻也。且诸侯救日至，彼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远绝河山而争人国都，赵应其内，诸侯攻其外，破秦军必矣。不可”。作为军事家，白起对当时秦国围攻邯郸的军事形势分析是正确的。连年苦战的秦军已是强弩之末，危在旦夕的赵国却因唇亡齿寒之现实形势而受到魏、楚等国的联合救援。

在连连败仗、战事吃紧的情况下，秦王只好派范睢劝说白起。范睢以“今赵卒之死于长平者已十七八,其国虚弱。是以寡人大发军，人数倍于赵众，愿使君将，必欲灭之矣。君尝以寡击众，取胜如神,况以强击弱,以众击寡乎？”劝说白起。白起始终坚持原有立场，指责范睢当初长平之战大胜之时“不遂以时乘其振懼而灭之，畏而释之”，错失时机，造成养虎为患，坚决不愿出战，遂称病。秦昭襄王非常生气，“微白起，吾不能灭赵乎？”遂增加军队，并派王齮代替王陵，继续猛攻邯郸。即便如此，秦军坚持了八九个月，仍毫无进展，并被楚之春申君和魏公子率兵数十万反攻，损失惨重。面对此等局面，白起却说秦王“不听臣计，今果如何？”秦昭王“闻之怒，因见武安君，强起之，曰‘君虽病，强为寡人卧而将之。有功，寡人之愿，将加重于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秦王亲临白起府邸恳求，说明秦王已到束手无策的境地；同时，话说到这种程度，也说明秦王对白起的恼怒已达极点。可白起对秦王的劝说还是无动于衷，他对秦王说：“臣知行虽无功，得免于罪。虽不行无罪，不免于诛。……臣宁伏受重诛而死，不忍为辱军之将，愿大王察之。”看到以死相抗的白起，秦王拂袖而去，下令削去白起武安君爵位，贬为士伍，流放到阴密。

为扭转局势，秦昭襄王被迫接受范睢建议，启用郑安平为进攻邯郸主帅。但事与愿违，秦军在魏楚联军的夹击下，被信陵君窃符救赵和春申君北上解围，最终被追击至河东。秦昭襄王悲愤交加，迁怒于白起，令其离开咸阳。当白起行至咸阳城西门十里的杜邮时，余怒未消的秦昭襄王与范睢和群臣商议，“白起之迁，其意尚怏怏不服，有余言”，于是“王乃使使者赐之剑，自裁”。至此，一代战神白起陨落。但白起的死并没有给前线的秦军带来胜利，随着他的鲜血染红杜邮的土地，秦军也在邯郸城下一败涂地。三、战神的悲情：为秦昭襄王的过错背锅，被后世人唾骂白起一生无败绩，为秦国攻城略地、开疆拓土，战功无人出其右。但就是这样一位战将，却也晚年不保，被自己的君主赐死。白起作为将士，他没有战死沙场，为国捐躯，而是死于自己人手里。他的死，当时的秦国百姓就认定是一桩冤案，获得广泛同情，四时祭祀和后世香火不断。但可悲的不止于此，他的死不是死于自己的过失（司马迁语：“死而非其罪，秦人怜之，乡邑皆祭祀焉非”）或罪责，而是死于自己的明断和正确。反过来说，是死于秦王的专断过失。自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王权也日益走向专制。秦王的专断过失，自己是不会认错的，为了顾全自己的颜面，他只有以错误惩罚正确，白起也就只能因自己的正确而付出生命的代价，为秦王的过失背锅。唐太宗李世民就说：“白起为秦平赵，乃被昭王所杀…乃君之过也，非臣之罪焉。”白起之死，展示的是专制制度的极端荒谬和非人道的一面。

后世对白起的评价，毁誉参半，自秦国当时到明清，皆是如此。褒奖他的人称之为“战神”、“虎将”，辩护“坑卒”乃系形势所迫、情非得已，“杀降亦无奈，谁解将军心”?贬抑者斥他为“杀神”、“人屠”，力主将其从历代忠臣良将名录中剔除、打入另册。宋太祖赵匡胤在祭祀武庙十哲时，看到白起像，就曾说“此人杀已降，不武之甚，何受享于此?”。尤其是白起“坑赵卒”40万之举更显示出战争的残酷性，使其在后人当中形成了“嗜杀成性”的形象，而至背负千古骂名。如汉之扬雄：“秦将白起不仁，奚用为也。长平之战，四十万人死，蚩尤之乱，不过于此矣。”何晏：“白起之降赵卒，诈而坑其四十万，岂徒酷暴之谓乎?”东汉的王符亦发出强烈的谴责：“世之臣以谄媚主，不思顺天，专仗杀伐。白起、蒙恬秦以为功，天以为贼”。宋朝的黄震在《白起王翦》一文中更是表达了对白起异乎寻常的愤怒，并全盘否定白起：白起以穰侯荐为秦将，其斩杀之数多而载于史者凡百万，不以数载者不预焉。长平之役，秦民年十五以上皆诣之，而死者过半。以此类推，秦之死于兵者，又不可以数计也？苏代说应侯间之，起不复为秦用而赐之死。自秦而言，虽杀之非其罪；自公理而言，一死何以尽其罪哉？”

四、余论：白起之殇的感叹白起之死，在王权时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所有臣子都必须服从君王意志，遵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政治原则，所有的功劳只能归于君王，所有的过错必须由臣子承担。君王的错误决策，臣子须无条件服从，而错误决策的后果则由臣子背锅。白起的真正悲剧即在于：他是一个不出世的军事天才，却不是一个深谙政治运行规则的政治家；他能判断一场战争的胜负，能为一场战争的胜利进行无懈可击的谋划和指挥，却不能感触逼近自己的危险，更不具备绕过政治漩涡的激流和险滩的能力；他在军事领域能将“诡道”玩得炉火纯青，却在更需要“诡道”的政治领域如盲人瞎马。白起不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而是将军遇奸佞，颓然败阵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