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成祖朱棣会派遣郑和下西洋

流传最广的解释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建文帝。《明史·郑和传》透露了有关信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惠帝即建文帝朱允炆，继承了祖父朱元璋的皇位，成为明朝第二代皇帝。但是朱允炆仅做了四年皇帝，便被他的叔叔朱棣取而代之。“靖难之变”时，宫中一场大火，使得建文帝的下落成了一个谜，有人说他自焚了，也有人说他逃匿当和尚，还有人说他跑到海外，总之是“不知所终”。对于建文帝的失踪，明成祖一直耿耿于怀，听说建文帝有可能流落海外，明成祖就动了到海外寻找的心思，于是便有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然而，当明成祖得知建文帝在云南一带活动后，这个疑问实际已经消除了。因此明成祖几次三番去海外探寻其下落的说法不足为信。如果说寻找惠帝为虚，那么向海外“示中国富强”、沟通彼此往来则是无可置疑的。当时的明朝，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帝国。在大明朝的东南，是汪洋一片以及一些半开化未开化的岛屿。西北原是帖木耳大帝的领土，帖木耳曾一度希望远征中国，但未能如愿。帖木耳去世后，其继任者势力远不如前，已重新向明朝遣使朝贡。西方的欧洲此时战乱不断，瘟疫流行。印度也已衰落近千年。此时，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哪种势力可与大明帝国争锋。明成祖统治下的明帝国无论在经济实力，还是在军事技术方面，都占有绝对的优势。此时农业发展，手工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矿冶、纺织、陶瓷兴盛;造船业，包括罗盘针的使用、航海水手的培养等，都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明成祖朱棣又是一位颇具雄才大略的皇帝，扬威海外、夸示富强、树立声望，已是势在必行。为了宣扬国威，明成祖还专门昭示：“今遣郑和赉敕普谕朕意，尔等只顺天道，恪守朕言，顺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虏诚来朝，咸锡皆赏。”明成祖之所以能选中郑和，除了认为他勇敢、机灵、有胆略之外，还因为郑和本身是伊斯兰教徒，有利于同西洋各地的教徒进行交往，以实现敦睦外交的愿望。当然也不排除这样一个意图，郑和身为宫廷内官，也可以兼为明皇室从海外采购奇珍异宝。明成祖的理念通过郑和的远航得到了传播。同行的马欢在《纪行诗》中说：“皇华使者承天敕，宣布纶音往夷域。鲸舟吼浪泛沧溟，远涉洪涛渺无极。”郑和在七下西洋的二十八年中，推行的都是“和平外交”政策，真正意义上的战争仅有在锡兰(今斯里兰卡)的一次，那也是在被迫无奈情况下进行的防卫性还击。郑和船队所到之处，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读赏赐”——宣读大明皇帝的敕谕，是为“宣教化”，包括“颁中华正朔，宣敷文教”。所谓“正朔”即中国历法，还包括中国人民对季节、气候的认识和伦理道德、礼仪习俗等。客观上，大航海对外传播了中华文明，输出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郑和远航，“宝船”带往各国的，都是华夏文明瑰宝，无论丝绸、瓷器、药材、工艺品、金属器物等，都十分精良，堪称极品。郑和的船队把它们带到了三十多个国家，对促进各国的文明以及当地经济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现在在海外还流传许多郑和的故事，在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印尼有三宝垄、三宝庙,很多地方都保留下了郑和的遗迹，以表达当地人民对这位传播中华文明的先驱的敬意。郑和的远航带来朝贡的繁荣，当时各国来明使臣络绎不绝，以求得到明朝的庇护，同时还可以得到丰厚的赏赐。据统计，明成祖在位的二十二年中，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三百一十八次，最多的一次有十几个国家的朝贡使团同时来华，出现了“诸番臣充斥于廷”的盛况。勃泥(今文莱)、满剌加、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古麻剌朗(今属菲律宾)等国的国王甚至亲自率团前来，可谓盛况空前。明朝的接待极为隆重，赏赐丰厚。据史书记载，永乐二十二年(1424)三月，满剌加国王率团来华回国时，明成祖在玄武门设宴饯行，赐予金百两、银五百两、钞三万多锭、锦六段、彩段五十八表里、纱罗各二十二匹、绫四十六匹、锦五百多匹、绵布三百多匹、织金罗衣一袭、素罗衣十三袭;赐王妃素罗衣十二袭、绢女衣十七袭，赐其随从衣物不等。隆重的接待和丰厚的赏赐，使得异域各国对明帝国都心悦诚服，有的使臣甚至愿意长留于此。勃泥(今文莱)国王麻那惹加那乃，在访问期间因病客死中国，临终上表，愿“体魄托葬中华”，足见其对中华礼仪文明的景仰。明成祖以王礼将他葬于南京城南石子岗。永乐十五年(1417)，苏禄国(在今菲律宾苏禄群岛)东王、西王和峒王率家眷官员三百四十多人来访。返程时，途经山东德州，东王不幸染病身亡。明成祖命在德州北部择地厚葬之，并亲书石碑。即使在明成祖去世后，继位的明宣宗在宣德五年(1430)给郑和的“往谕诸番国”的诏书上也说：“兹特遣太监郑和、王景弘等赍诏往谕，其各敬顺天道，抚辑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仍然在贯彻成祖的旨意“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并且就在这年，郑和船队从福建长乐泛海南下时，特地在长乐南山寺立了一块碑，在碑文中写道“宣德化而柔远人”，表明了远航的意义所在。带着“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示中国富强”的目的，郑和率领着大明朝的船队，扬帆南下，出现在从南中国海到印度洋的广阔海域。世界南方海域从未出现过如此壮丽的景象：上百艘大船人字形排开，上千面帆张起，旌旗招展，异常绚烂。只有一个富强的帝国，才能支持这样盛大的远航!只有凭借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充足的食物补给，这样的远航才能成为可能。郑和所处的时代，中国科技成就达到了一个顶峰。著名郑和研究专家郑一钧指出，郑和船队的造船术和航海术，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宋、元两代的造船技术和造船能力，已经为明初造船业的鼎盛奠定了基础。北宋初年，已设有专门的造船机构，名曰“造船务”，当时就可造“楼船百艘”。除了楼船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战船，车船也得到广泛使用。当时海商船大小不等，大的可载五六百人，小的叫“钻风”，有“八橹”或“六橹”，可载百馀人。从南海出发的远洋巨船“浮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重天之云，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蔚为壮观。宋代的远洋海船向西已沟通了直达红海和东非的亚非航线，向东对日、朝的航线也有进一步发展。元代的造船业在宋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技术日趋成熟。至元二十二年(1285)为济州河运粮，一次造船三千艘，造船能力之强，可见一斑。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说，在黄河入海口见到“有属于大汗之船舶，逾一万五千艘”，他估计长江“每年溯江而上之船舶，至少有二十万艘”。至元二十八年(1291)，送公主远嫁波斯，“命备船十三艘，每艘具四桅，可张十二帆”。明初，造船务属中央政府的工部都水司，在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各卫都设有造船和修船的船厂，其中规模最大的为南京的龙江船厂和直隶的清江船厂，也是下西洋大型远洋船的主要制造地。据《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元年至十七年(1403—1419)造海船数达二千多艘，仅永乐三年就造了一千二百多艘。性能最为优良的是“福船”，《明史·兵志》这样形容它：“福船高大如楼，可容百人。底尖，其上阔，其首昂而上张，其屋高耸，设楼三重于上……其桅二道。”明朝出使的“封舟”亦为福船，规模可观，做工精良。其中如陈侃督造的五桅封舟，大桅长七丈，粗六丈;徐葆光监造的封舟，舵叶高两丈五，宽七尺九寸。正是在这巨大的造船能力的支持下，才出现了九桅十二帆、“最大长四十四丈，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篷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的郑和宝船。此外，船队中还包括相当规模的“马船”、“粮船”、“座船”、“战船”、“水船”等。郑和船队先进的航海技术，在当时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据郑一钧介绍，郑和船队的天文航海术与汉代以来单纯的占星法不同，已由海上对星象的占验发展为一整套“过洋牵星”的航海术。郑和船队在过洋牵星时，常南北或东西两星同时并用，互相核对。最常用的是通过观测北辰星的海平高度，来确定在南北方向上的相对船位。《郑和航海图》中所注的过洋牵星数据及所附的“过洋牵星图”，即反映了郑和航海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从而为后世留下了我国最早、最具体、最完备的关于牵星术的记载。郑和船队在航海实践中还形成了一整套有独创性的地文航海技术。一旦阴云蔽天或海雾迷漫时，舟师看不见日月星辰，为了使船舶在行驶中不致迷航，就必须依靠地文航海技术。罗盘的应用大大超出了以往指示南北方向的范围，发展为主要用于测定针路，依靠罗盘指向确定行船的方位、航速、航距和路线，并选择确定最佳的航线。郑和船队还把航海天文学与导航仪器罗盘的应用结合起来，不仅克服了各自的局限性，而且大大提高了航行方位的精确程度。而西方的航海家们，一直到十五世纪末还是靠观察南半球可见的南极星同其他星宿高度的简单仪器来定航行方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