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轼“五日登州府”看政绩观

本文转自：四川政协报

■王厚明

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已被流放黄州6年之久的苏轼，在新一轮的政权交替后，终于得以启用。他被安排到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市）任知府，却在5日后接到朝廷提拔诏命，令其赴京，调为礼部郎中。在他离开登州之后，当地百姓修建苏公祠，立起众多苏公碑，还刻有《乞罢登莱榷盐状》，至今流传着“五日登州府，千年苏公祠”的佳话。苏轼在登州为官的时间仅有短短5天，为何能让当地百姓如此怀念，从而让他的印迹永恒地烙刻在登州大地？

政绩不分任内任外，而在真心为民。登州沿海历来是重要的产盐之地。当时，登州府灶户（盐民）煮盐为生，老百姓的食盐本来可以从灶户那里买。而榷盐制度规定，所有百姓必须食用官盐，灶户所产的盐只能卖给官方，由官方再高价转卖给百姓。苏轼看到的是灶户失业，百姓吃不起盐，以致身体因长期缺盐缺碘导致虚弱患病。官府里的盐却堆积如山，而商贾不至。当官仅5天的苏轼，完全可以一走了之，不再过问。然而，他卸任后又驻留了10多天去调查研究体察民情，继续为登州老百姓办实事。史载，元丰八年十二月，苏轼刚刚离开登州回到京城，便奋笔疾书上奏朝廷《乞罢登莱榷盐状》为民请命，请求废除登州榷盐制度，准予蓬莱沿海一带“灶户以煮盐为生，百姓赖灶户食盐”，为蓬莱百姓争得了不食官盐的优惠政策。《蓬莱县志》亦有记载：“蓬邑不食官盐，自宋代苏长公已条陈得免其累，洵所谓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这充分体现了苏轼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更展现出他勤于政事、关注民生、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绩观。

政绩不论任职长短，而在惜时尽责。在短短的5天登州太守任上，苏轼没有临时观念，没有只顾安家联络，而是在抵达的同时就开始处理公务，惜时如金，竭尽自己所能体察海防和民情。而他为登州所上的奏状之所以能被朝廷采纳，也在于他精准细实、卓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在《乞罢登莱榷盐状》中，苏轼陈述了登州、莱州百姓食官盐，“官无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的调查结论，提出了由沿海灶户直接卖与地方百姓，官府只收盐税的办法。

同时，苏轼发现作为兵家必争之地的海防要塞登州，对北宋强敌东北少数民族严防戍守不足。他通过现场查访，掌握了百余年间登州屯兵戍守的具体情况，在《登州召还议水军状》中指出当时登州武备松弛、屯兵多有外调的严重问题，向朝廷表达了他深恐“兵势分弱，以启戎心”“便风一帆，奄至城下”的忧心，提出了加强蓬莱沿海防务，固定驻军、教习水军的建议。苏轼这种“功成不必在我”的情怀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值得后世为官者景仰、学习。

政绩不在四处周全，而在去私立公。在苏轼结束短暂任期即将进京赴任之际，按理他可以多琢磨一下如何履新、适应新环境。面对食盐官营专卖制度这个棘手问题，没必要费尽周折去触及一些权贵既得利益，给自己招惹是非增添祸端。尤其是他刚刚从贬谪之处重新起用，更该吸取教训，不要因事生非殃及来之不易的仕途机遇。然而苏轼并没有明哲保身、圆滑处世，搞四处周全，当个“老好人”谁也不得罪。而是心系“国之大者”，站在克己奉公、报国为民的立场上。他不畏权贵、不惧丢官、不怕麻烦，将政治失意、生活困顿全都抛诸脑后，把个人得失、官场进退置于最低处。正是苏轼这种一心为公、公而忘私的“政绩取向”，革新了榷盐制度，极大改善了民生，也促成蓬莱阁下建成了刀鱼寨，到明代更是将其扩建为备倭城，使登州海防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清代的盐政碑记中有这样一句话：“苏文忠公莅任五日即上榷盐书，为民图休息，土人至今祀之，盖非以文章祀，实以治绩也。”这也揭示了“五日登州府，千年苏公祠”的真实原因。政绩事关民心向背，事关事业兴衰。苏轼“五日登州府”的政绩观，印证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古今共同信条，为官从政者当将其根植于心、践之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