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海波涛的变幻：追根溯源谈也门胡塞武装与红海危机

随着美英第六次对也门目标发动袭击和也门胡塞武装（Houthi militants）再次袭击红海商船，中东局势更趋升级，人们对突然闯入镜头的胡塞武装，也无形中投入了更多关注。

胡塞的“族谱”

“胡塞武装”其实是不科学的俗名，该组织自己几乎从不这样自称。该组织的正式名称是“真主支持者”（Ansar Allah），前身为成立于1992年的青年信仰者”（Believing Youth）组织，创始人侯赛因.巴德莱丁.胡塞尔（Hussein Badreddin al-Houth）是世居也门西北部萨达省的阿訇家族成员。1994-95年，侯赛因.巴德莱丁该组织以萨那大学为中心组织“夏令营”，宣扬什叶派理论，当时他们以强调“兼容并包”和“复兴文化传统”为口号，对抗在沙特影响下趋于保守的时任也门总统萨利赫（Ali Abdallah Saleh）。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萨利赫政府倾向于美国和沙特，胡塞尔派转而突出反美、反以色列色彩，以萨那大清真寺为据点举行反美反政府活动，2004年9月和当时的萨利赫府发生武装冲突，当年9月胡塞尔派失败，侯赛因.巴德莱丁在老家马兰被打死，为防止其坟墓变为“圣地”，他的遗体被安葬在萨那中央监狱里，但他的三个弟弟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尔（Abdul-Malik al-Houth）、叶海亚.胡塞尔（Yahia al-Houth）和阿卜杜-卡里姆.胡塞尔（Abdul-Karimal-Houth）和一个堂弟穆罕默德.阿里.胡塞尔（Mohammed Ali al-Houthi）继续和萨利赫政府对抗，直到2010年停火。

在漫长的统治期间萨利赫表现出高超的“蛇头驾驭能力”：他在需要扮世俗时就会强调世俗，需要取悦原教旨时就会高唱原教旨，更在什叶、逊尼两派和几大部族间左右逢源。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也门是仅有的公开支持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主权国家，甚至还派出了“志愿军”参战，但战后居然丝毫未被追究，相反还成了美国的“反恐亲密盟友”，萨利赫的“舞技”可见一斑。

1995年，原也门南北方关系破裂，南方重新独立，萨利赫为压倒南方，再次求助沙特，利用南方瓦哈比派人数众多、沙特对瓦哈比派有极高影响力，和出身南方瓦哈比派的哈迪（Abdu-Rabbuh Mansour Hadi）联手，彻底消灭了南方左翼割据势力，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南方的瓦哈比化，和哈迪派在也门政府中占据半壁江山。

“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原本支持萨利赫政府的沙特转而扶持同一教派的哈迪（萨利赫是亲逊尼派的什叶派），迫使萨利赫于2011年11月23日同意下台，翌年2月27日哈迪上台。

基于同反萨利赫的关系，哈迪上台之初曾与胡塞武装有过短暂蜜月期，标志是主持了胡塞尔的葬礼并允许其迁葬家乡。但一心在也门构件逊尼派瓦哈比一统天下的沙特从中干预，迫使哈迪不允许胡塞尔家族中人奔丧，导致双方关系破裂，内战重新爆发。2014年9月，胡塞武装攻入首都萨那，将哈迪驱逐至其家乡南方，随即占领也门大部分领土。2015年3月26日，沙特在哈迪政府“邀请”下组成十多国联军，发起武装干涉也门内战的“果断风暴”（Operation Decisive Storm）和“恢复希望”（Operation Restoring Hope）军事行动。

但沙特为首联军的干预收效甚微，胡塞武装越战越勇，尽管一度与其联手的萨利赫中途倒戈，但仍撼不动该组织的阵脚，萨利赫自己反倒在2017年12月4日死于非命。

随着沙特和伊朗关系的缓和，分别得到两国支持的也门内战双方也开始放低姿态。2022年4月，沙特为首联军和胡塞武装达成停火协议，尽管10月协议到期，但此后也门战火几乎停止。2021年2月5日，美国拜登（Joe Biden）政府宣布，将胡塞武装从其“外国恐怖主义组织”（FTO）名单中撤除，这在当时被认为系认可了沙特的“降温”举措，也被公认为胡塞武装“事实上赢得了也门内战”。

然而就在世人一路看好胡塞武装“洗白”、也门罢战言和之际，红海危机爆发，不甘寂寞的胡塞武装再次震惊了世界。

从“阿克萨洪水”到红海袭船

2023年但10月7日，控制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武装（Hamas）对以色列国土目标发动代号“阿克萨洪水”（Al-Aqsa Flood）的袭击，随后以色列对加沙发动大规模武装报复，巴以冲突急剧激化，引发国际强烈反应和高度关注。11月19日，早就声明支持哈马斯、反对以色列的胡塞武装在红海南部国际水域扣押了日本邮船公司(NYK)旗下“银河领袖”号( Galaxy Leader )集装箱船及其25名船员，由此开启了该组织针对经过红海商船的袭击模式。据海事情报公司德里亚德（Dryad Global）的一份声明，自去年11月19日至今年1月15日，胡塞武装共计劫持或袭击了至少27艘往来红海的商用船只。

由于胡塞武装宣称此举意在“声援加沙”，扬言“除非加沙人道援助恢复不会停止”，因此最初曾明确表示“仅袭击前往以色列港口或归属以色列的船只”，但事实上一些被袭击、劫持的船只仅仅曾经属于以色列、或悬挂过以色列船旗，也照样难逃厄运。

2023年12月13日，正在以色列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Lloyd Austin ）宣布发起旨在保护往来红海的船只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的多国海上军事行动“繁荣守护者行动”(Operation Prosperity Guardian)，由2022年4月组建、基地位于巴林麦纳麦的第153特遣部队（Task Force 153,）及联合海上部队领导，参加者最初计美国、英国、巴林、加拿大、法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塞舌尔、西班牙10国，后陆续有所增减，但“繁荣守护者行动”非但未能吓阻胡塞武装的袭船行为，反倒刺激后者将袭击类别从最初的基本针对集装箱船，扩大到更易引发生态灾难的油船范畴。

1月10日，联合国安理会以11票赞成、4票弃权通过决议，谴责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船，敦促其立即停止，当天胡塞武装坚称自己袭船“有理”，并随即向红海上船只发射21枚导弹或无人机，但均未命中（其中一些被美英海军击落）。11日，美英海军在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巴林等国辅助下，针对胡塞武装在也门陆地上的部分目标发动报复性袭击，胡塞武装随即由其发言人阿卜杜萨拉姆（Mohammed Abdulsalam）宣布，将把袭船范围扩展到美英船只。1月14日，美国军方宣称击落一枚胡塞武装针对美国驱逐舰发射的反舰巡航导弹，但被美方击落。第二天，悬挂马绍尔群岛船旗、由美国运营商Eagle Bulk Shipping运营的干散货船“直布罗陀鹰”号（Gibraltar Eagle）被胡塞武装发射的反舰导弹击中，导致这艘满载钢铁货物的船只货舱起火。由于“直布罗陀鹰”号从未隶属于以色列船东，此行的出发港和目的港也均与以色列无关，英国海事公司安布雷（Ambrey）就此认为，此事表明红海危机业已扩大化，更多的航运企业、船只和货主利益和安全受到威胁。

1月17日，美国政府重新将胡塞武装定性为“特别指定的全球恐怖组织（SDGT）”，并随即伙同英国扩大了对也门目标的军事打击，截止1月19日已进行了6轮包括空袭、导弹袭击等在内的空中军事打击。

尽管美国军方宣称“取得巨大战果”（1月13日美国军方联合参谋部作战主任（DJS）西姆斯（Douglas Sims）中将称，美英11日对也门的袭击“达到既定目的”，认为“摧毁胡塞武装20-30%袭击能力”），但拜登本人17日承认“效果不大”；似乎是在印证，17日晚，悬挂马绍尔群岛船旗的美国干散货船“M/V根科·皮卡蒂号”（M/V Genco Picardy)被胡塞武装发射导弹命中，翌日，同样悬挂马绍尔群岛船旗的美国化学品运输船“化学品游骑兵”号（M/V Chem Ranger）重蹈覆辙。

对此，也门武装部队（YAF）发言人萨拉伊(Yahya Saraee) 准将在电视公告中表示，胡塞武装的行动“将持续下去，直到加沙战争停止、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围困解除为止”，他们将“毫不犹豫地瞄准“阿拉伯和红海的所有威胁来源，以保卫也门和支持受压迫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

国际间观察家普遍认为，胡塞武装继续袭击商船的行动意在证明，首先，他们绝不会因美英的袭击而罢手，其次，这种袭击不足以阻止他们对红海目标的袭击。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胡塞武装放在台面上的袭击理由，是“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保护巴勒斯坦平民”，其发言人兼首席谈判代表阿卜杜勒萨拉姆（Mohammed Abdulsalam）经常将这句话挂在嘴边。但绝大多数观察家相信，这至多只是理由的一部分（尤其美英第一次空袭也门地面目标、胡塞武装宣布打击范围扩大到英美船只后）。此外，尽管胡塞武装和伊朗当局关系密切，但他们的行动长期以来存在较大独立性，单纯解读为“代理人战争”也有失片面。

英国《卫报》驻耶路撒冷记者麦克南（Bethan McKernan）认为，胡塞武装近年来虽在内战和反击沙特为首联军干预等方面获得成果，但其真正目标——取代哈迪，成为在联合国等国际舞台上名实俱符也门合法政府，进而成为更重要全球参与者，却始终不得要领，此次“强行入局”有借机给自己“加戏”冒险博取国际关注之嫌，且胡塞武装相信，由于加沙居民命运在国际间得到广泛同情，自己闹得越大，美英等国在国内外所受压力也会越大，最终将不得不直接和胡塞武装做交易。

一些分析家认为，胡塞经历过沙特空军多年狂轰滥炸，也门地形复杂，缺乏高价值目标，且美英均在该地区吃过冒险扩大军事干预的苦头，国内民意也十分抵触，加上以色列在加沙持续动武是客观事实，美英只对胡塞武装大打出手，却对以色列在加沙无节制暴力听之任之，将难以在国际上拉到很多实心实意卖力的帮手，因此有恃无恐，认定对方“小打奈何我不得，大打下不了决心”。正如胡塞领导人之一布海蒂（Mohammed al-Bukhaiti）所言，他们相信英美“混快将意识到，这一行动是其历史上最愚蠢的行为”。

卡塔尔半岛台的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此举最大目的，或许是迄今外界谈论不多的“内部问题”，沙特“消极怠工”后，名义上仍是也门合法政府的哈迪退守最后据点马里卜，碍于伊朗-沙特关系缓和的大背景，胡塞武装不便大打出手，借加沙事件的题“搞大”，可以刺激国内支持率，同时束缚住国内外原本站在哈迪一边者、尤其同样标榜“反以、同情巴勒斯坦人”的宗教保守人士手脚，从而削弱哈迪的留任根基和固守信念，迫使其最终就范。即便此举不能完全成功，至少不会空手而回——半岛台消息来源称，自开始袭击商船后，胡塞武装招兵效率大幅提高。

能搞出多大动静

红海是全球唯一没有天然常年性径流流入的海域，北经苏伊士运河连接地中海，南由曼德海峡连接阿曼湾，是连通大西洋与印度洋，欧洲、非洲西海岸与亚洲的海运枢纽和捷径，全球海运比重的12%（其中集装箱海运比重的309%）经由这里，每年通过红海的载荷直接价值不下数十亿美元，关联价值更不可胜计。标准普尔全球市场情报公司（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表示，进口到欧洲、中东和北非的货物中有近15%是通过海运从亚洲和海湾地区运来的。其中包括21.5%的成品油和超过13%的原油。白宫则称，全球约15%的海运贸易经过红海，其中包括全球8% 的粮食、12% 的海运石油和全球8% 的液化天然气。最新数据显示，2022 年，通过红海的货物交换量约为1.235 亿吨，超过22,000 艘船只通过红海。因此，红海航道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由于任何经过苏伊士运河进出印度洋的船舶都必须经过曼德海峡和红海，而苏伊士运河是亚欧之间最快的海上航线，对于石油和液化天然气（LNG）的运输尤为重要，根据货运分析公司Vortexa 的数据，2023 年上半年，每天约有900 万桶石油通过苏伊士运河运输；此外，由于欧洲制造业越来越依赖亚洲零部件和子系统的支持、配套，红海航线一旦梗阻，将对这条关键产业链两端的国家和企业经济利益都构成严重威胁。

红海危机开始后，马士基（Maersk）、地中海航运（MSC）等多家航运巨头就是否停航、绕道几度反复，随着冲突的升级，越来越多的往来亚欧间的商船选择绕道好望角（国际航运工会1月表示，约20%的集装箱船正改道好望角）。标准普尔全球市场情报公司供应链研究主管罗杰斯（Chris Rogers）指出，由于绕道意味着亚欧间航线里程增加3500海里，马士基CEO克莱克(Vincent Clerc)表示，绕行意味着亚欧主要航线航程增加7 天到两周，并且仅燃料成本就增加100 万美元，这将意味着运输成本增加和交货期延迟，可能令欧洲等地通涨形势更趋恶化，“终端消费者将因此感受到全球贸易所遭遇的重大破坏。数据显示，红海危机发生以来，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较同期正常费率高出2-5倍，据挪威Xeneta AS指数显示，远东和北欧之间的运费上涨了124%。

一些分析家指出，不仅经过红海的航线，全球所有航线的运价和保费都可能在连带效应影响下上涨。事实正在证实这一预言的正确性：国际航运公会（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Shipping）称，由于去年11-12月期间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袭击增加500%，海运保费自12月初以来上涨了10倍之多。1月第一周，被称作“海运运价晴雨表”的MSC发布内部通知，拟将自中国沿海港口至加拿大温哥华港的每个标准集装箱运价提高5500美元，而这条航线全程都在太平洋上，和红海毫无瓜葛。

许多人还担心，红海危机的升级还会导致石油天然气价格的上涨，并造成全球物价的连锁反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 ）1月上旬访问巴林时就曾警告，由红海危机所带来的额外成本增加，将“转化为人们的价格上涨，从燃料到药品再到食品的一切费用”、“因此将对世界各地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真正的影响”。

欧洲人担心自己会成为红海危机影响的重灾区，连日来，欧洲人不厌其烦地议论红海危机所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包括更高的能源成本、延迟的运输以及通货膨胀的卷土重来，从而导致更高和更持久的利率。所有这些连锁反应都将给普通消费者和当地企业带来更多麻烦。他们担心，如果事态进一步升级，包括欧盟在内的全球经济将遭受重大损失。

许多欧洲人还担心危及欧洲冬季供暖。一些欧洲人惊呼“这个时机再糟糕不过了”，因为此时正是欧洲冬天开始来临之际，一旦能源供应可能中断，几乎注定将直接影响家庭。

目前已有全球多家企业宣布其受到红海危机的严重影响。

特斯拉（Tesla）宣布，由于红海危机导致配套供应链梗阻，其在欧洲最大的柏林工厂将不得不于1月29至2月11日期间停工；汽车制造商Stellantis被迫用空运代替海运解决产业链中断难题；日本汽车制造商铃木（Suzuki）15日表示，由于红海袭击导致日本制造的发动机延迟抵达，该公司将在1 月21 日之前停止其位于匈牙利埃斯泰尔戈姆工厂的生产；沃尔沃汽车（Volvo Cars）宣布，因类似原因，比利时根特工厂下周将停产三天；大型仓储式联锁超市宜家（Ikea）和耐斯特(Next plc)发布“供应可能受到影响”预警；达能（Danone）表示，因红海危机，其产品的物流周期将不得不延长；乐购（Tesco）负责人警告“红海危机可能导致所售产品不得不涨价”；全球第二大LNG出口商——卡塔尔能源公司（Qatar Energy旗下4艘LNG船（Al Ghariya号、Al Huwaila号、Al Nuaman号和Al Rekayyat号号）暂停按既定航线穿过苏伊士运河前往欧洲，该公司消息人士称暂停系“接受安全建议”后所决定，如果红海危机持续，该公司航线将改道好望角，英国石油公司（BP）和丹麦油轮巨头Torm也暂停了通过苏伊士运河运送石油天然气，以避开红海危机的影响，和占国际贸易石油、天然气和化学品油轮近70%的国际独立油轮船东协会（Intertanko）目前正在敦促其成员统一采取类似措施。

许多观察家指出，由于担心普遍同情加沙居民的本国民众不满，沙特等曾与胡塞武装兵戎相见的中东阿拉伯诸君主国普遍对美国主导的军事行动冷眼旁观，胡塞武装也小心翼翼地避免冒犯这些“邻居”的利益，而趁乱稳住此前一路下滑的油价甚至对这些石油出口大户有利，所以这些美国传统盟友此次不会再度扮演为美国火中取栗的角色。

美国的干预局限性

如前所述，拜登本人承认“军事干预收效不大”，以至于胡塞武装领袖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Abdul-Malek al-Houthi）公然嘲讽拜登是“一个爬飞机舷梯都费劲的老人，却要长途跋涉9000英里来攻击那些想要支持加沙受压迫人民的人”，一副有恃无恐的架势。

美国牵头进行红海军事干预并无悬念。总部位于伦敦的Verisk Maplecroft 中东和北非首席分析师索尔特维特(Torbjorn Soltvedt) 表示，胡塞武装的袭击“对美国领导的几十年来维持公海秩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打击”，因此尽管身处敏感的选举年，尽管中东盟国普遍袖手旁观不愿掺和，美国仍在短短一周时间里对也门地面目标炸了六次之多。

印度防务观察家萨塔姆（Parth Satam）分析指出，不计出动军舰、战机和军人的庞大成本和危险，仅仅1月以来参与拦截胡塞武装无人机袭船的美国驱逐舰“拉布”号（DDG58 Laboon）、“格雷夫利”号（DDG107 Gravely）、“梅森”号(DDG87 Mason)和英国皇家海军驱逐舰“钻石”号(HMS Diamond)，所发射的拦截弹就价值不菲：美制RIM162“进化海麻雀”（RIM-162 Evolved Sea Sparrow ESSM）是美国特混编队中最廉价的舰对空导弹，单价179万美元，英制“海毒蛇/紫苑”(Sea Viper/Aster)系列舰对空导弹单价100-200万美元不等，每次拦截照例会发射至少两枚，且未必能命中目标，即便命中，对方发射的不过是一次使用的廉价改装无人机，最“高档”的也不超过50000美元，最廉价的伊朗Shaheed 136也门山寨货，单价竟已跌至2000美元以下，最常使用的反舰导弹Qaher-1和Qaher-M2，都是伊朗利用行将报废老旧苏制C-75地对空导弹（即五六十年代名噪一时的“萨姆2”）改装的“废物利用”武器（一些报道称之为“反舰弹道导弹”，实际上从原理看它和它的原型都属于弹翼较短的巡航导弹），如果持续对也门境内目标空袭，不论“战斧”巡航导弹或制导炸弹价格都高于“海麻雀”，如果不小心坠毁一架战机，那么战场上目前最廉价的英美战机F/A18“超级大黄酚”(F/A-18 Super Hornet)，“裸机”单价是6690万美元，而所要袭击的目标，却只是散布在崇山峻岭或居民区的廉价就便武器，甚至，许多胡塞士兵还穿着拖鞋。他指出，英国国防大臣沙普斯(Grant Shapps)1月9日炫耀“钻石”号击落7架Shaheed 136“不愧海军皇冠上的钻石”，但“花费也同样是钻石级别的”，用于对付的却是卵石级别价格的目标，美英都面临选举周期的邻近，如此干预很快将面临进退两难的十字路口。

加拿大皇家银行（RBC）分析师克罗夫特（Helima Croft）则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认为，胡塞的红海冒险收获预期巨大，代价、成本和风险却很小，因此“没有迹象表明美国炸几下他们就会罢手”。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分析师布鲁（Greg Brew）甚至认为，美国的袭击弄不好反倒刺激胡塞发动更多商船袭击，因为“敢于对抗美国”的人设在现阶段的中东好处显而易见。

前美国国务院律师安德森(Scott Anderson)和曾担任过过发放补副部长的前中情局（CIA）准军事行动官员马尔罗伊（Mick Mulroy）等指出，拜登系重新将胡塞武装标定为SDGT，而非他此前亲自取消的“外国恐怖组织(FTO)”，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FTO授权对任何向恐怖组织提供“物质支持”的团体实施制裁，并对这些团体进行刑事起诉，其清单是由国会制定的，因此总统在何时以及如何对违反此指定的行为实施后果方面的自由度非常小；SDGT 的指定是通过行政命令确定的，因此在何时以及如何实施这些制裁、针对向恐怖组织提供支持的目标群体以及提供例外或例外方面，总统有更大的余地。“很显然，在敏感的选举年，拜登希望对胡塞武装挥舞手术刀，而不是大锤，以兼顾取得收益和控制风险”。

然而这可能么？

人道团体连SDGT都不支持，因为这意味着任何人道援助都要冒吃官司挨“瓜落”的巨大风险；而惟恐事不大的国会共和党人则势必会鼓噪“制裁不到位”——必须指出，当初把胡塞武装从FTO清单上一添一删，本就迹近党派闹剧：2021年1月19日晚，即特朗普（Donald Trump）卸任、拜登就职前11小时，时任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加班加点”塞进FTO名单；2月5日，拜登就职后首次外交政策演讲刚过不到24小时，发言人普莱斯（Ned Price）就宣布了将胡塞武装撤出FTO的决定，至此胡塞武装在FTO上只待了半个月。既然有“前科”，正逢选举之年，“在野一身轻”的共和党几乎不可能不借题发挥，而亲自将胡塞武装“下榜”又“上榜”的拜登，则恐陷入“怎么说和做都错”的尴尬。

迄今沙特和伊朗都小心翼翼避免在谈论红海危机时直接点名对方，而沙特一方的阿拉伯国家更小心翼翼避免激怒普遍强烈不满以色列在加沙行为的阿拉伯世界民众，这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将红海危机控制在“不那么火爆”的级数上。而在国际上，任何支持美国和西方针对胡塞武装支持以色列的任何行动都将引发严重的不满和政治反弹，并影响他们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外交，这或许也是胡塞武装（或许还有伊朗）所希望达到的目的之一。

尽管绝大多数专业分析都相信，胡塞武装对商船的袭击不论对航运安全或对石油天然气价格，直接影响都相对有限，但危机的持续和干预的无能为力，却会给本已疲弱叵测的全球经济、物流和产业链形势构成新的变数，给翻云覆雨的杠杆投机者以更多炒作空间。除非加沙危机得到有效控制，从而令胡塞武装失去“劫材”，由“阿克萨洪水”触发的红海惊涛骇浪，一时半会恐难以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