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了年薪百万，投行人纷纷考公上岸

金融人正在涌向体制内。尤其是帮助企业上市的投行部门，曾经几乎是金字塔顶尖的工作：和企业高管一起敲钟，见证财富神话，同时迎来个人的财富自由。这个离钱最近的地方，曾吸引了大批学霸和野心家，如今他们也开始求上岸。

有在投行工作将近10年的人回望过去，仿佛是在坐过山车，前几年在慢慢爬坡，在2020年前后达到了顶峰，在顶峰缓了几年后，紧接着从2023年开始，直接断崖式俯冲。伴随着收入腰斩和持续的裁员焦虑，车上的人只能迷茫又焦急地寻找一片安全网。

而那些不断寻找安全网的投行人发现，考公从最初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慢慢变成了底线，如今直接变成了一些人“最好”的选择。

金融从业者上岸潮

今年三月，公务员面试结果公布，在投行工作了快10年的吴昊兴考公落榜了，他在心里叹了口气，“自救的路又堵死了一条”。

查看面试成绩那天，吴昊兴很紧张。紧张是一种很笼统的情绪，细究下去，其实分为很多种。投行曾是离钱最近的工作，投行人帮助公司上市，成功上市后赚取高额奖金，财富翻番的神话曾遍地出现。

9年前，吴昊兴985硕士一毕业，就进了投行工作，那是憧憬的紧张；6年前，他负责的项目第一次成功敲钟上市，那是激动的紧张；3年前，薪酬达到顶峰，税后到手100多万元，那是期待的紧张；3个月前，已累计降薪了70%，快35岁的吴昊兴登进公务员考试系统查看面试成绩，这回是焦灼的紧张。

（图/pexels）

面试只有50多分，这是吴昊兴没有预料到的。和投行相比，公务员的薪资会大跳水，但他入行较早，曾吃了几年金融行业上升期的红利，在物质方面已经不需要过多考虑，在他的预想中，公务员虽然赚得少，但极其稳定，“再也不用担惊受怕被裁员了”，人到中年，他还刚好能分出更多时间给家人。

吴昊兴报考的岗位是单盲面试，面试官能看到每位候选人的年龄、学历背景，在面试前就有人提醒过他，“面试可能会看年龄”。

在考公考编中，35岁是大多数地区报考年龄的上限，而实际情况往往是，越接近35这个数字，面试成功的可能性也会越小。吴昊兴原本还不信，等一看公示名单，“大部分录取的人都低于30或者30岁刚出头，很少有大龄的”。

在公示名单中，还能看到更多人和吴昊兴一样，试图从金融行业考公上岸。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数据统计，2024年末证券行业从业人员规模较上年缩减了1.8万人，其中，证券经纪业务一线岗位员工离职占比高达91%，而且，30至40岁核心管理层级人员也在离开。而今年4月份，上海市发布了2024年度公务员考试拟录用人员名单，其中有14名券商从业者和1名私募基金从业者。在此前国家税务总局某省分局公示的30人名单里，有4个人曾任职于中信证券、广发证券等头部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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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行业，潮水的流向似乎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涌向体制内。

在职场上，35岁已经固化成了一条红线，越靠近这条线，对于事业发展的焦虑就会越多。而当行业下行时，这个数字正不断变小，在这波投行人的上岸潮中，很多人都是卡在29岁的节点上，寻找出路。

谢远峰一毕业，就入职了一家中小型证券公司的投行部，去年，他跟了好几年的项目终于板上钉钉，“不能上市了”，他开始思考自己未来的出路。摆在谢远峰面前的，是29周岁的分叉口，要么留在投行寄希望于大环境变好，要么另谋出路，没准还能卷出个第二曲线，“真要等到35岁就晚了”。今年4月，卡在29岁的节点上，谢远峰成功上岸公务员。

在以往的考公上岸的叙事中，人们熟悉的故事通常是，先经过几乎苦行僧式的备考过程，成功上岸后又仿佛镀了层金边一般，皆大欢喜。但金融行业的这波上岸潮，叙事框架却有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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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投行工作的人来说，完全对口的公务员岗位是证监会，而考进对口岗位，需要付出的努力似乎很少：专业科目都是平时工作用到的知识；在投行工作，本身就需要写很多汇报类的文案材料，申论也不在话下，平时的工作就相当于备考。“只要花时间熟悉一下做题顺序就行。”

不过，在这波上岸潮中，也有一些投行人想直接考出证监系统，“不想再干证券了”，他们往往才需要更多努力。同样29岁的郑林原本在一家头部投行工作，去年10月，他报名了公务员考试，他想考到金融监管总局，对比之下，金融监管总局的分数更卷，难度系数也要更高。

在职备考，得练就一身本领。首先装备得到位，郑林第一时间买了个防窥膜，贴在电脑上，平时就坐在工位上刷题；还得学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身边都是同事不用提防，但领导就坐在前两排的工位，郑林时不时就得抬头打探一下，“领导起身上厕所，立马切换电脑页面”；在职备考还得化身时间管理大师，要学会从工作时间里偷着学，假如领导布置了一个要一周完成的任务，先抽出四天来专心备考，剩下3天再工作，DDL临近时，摆正态度，堆出笑脸，“不好意思领导再宽限几天”。要是赶上出差，6点多回到酒店，还要继续学到深夜12点，“每天保证六小时的睡眠时间”，其他时间几乎都在工作和学习。

郑林第一次模考和最后一次模考的分数对比。（图/访谈者提供）

笔试通过后，又开始头疼面试。郑林前前后后想了好几个折中的办法：要不就在工位上默练面试题，“可嘴总嘟嘟囔囔也不是回事”；或者戴个口罩装病，“但天天感冒也不是办法”，思来想去，干脆辞职准备面试。

郑林如此努力的原因其实并不只是因为考试难度，更多的是因为焦虑。在备考的一个多月里，郑林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焦虑，脑子里绷着一根弦，“万一考不上怎么办”。在他看来，考公几乎能算得上唯一的退路了。

经过一个半月的努力，郑林成功上岸。但得知结果时，却没有想象中的欢天喜地，快乐是很短暂的。郑林依然在紧锣密鼓地找工作，有面试机会就抓紧准备，他想找到一个能让他放弃公务员岗位的工作。

上岸后，比快乐更多的情绪可能是不甘心，对好不容易卷进投行的人来说，考公像是一条底线。

离钱最近的地方

在金融行业里，投行人几乎算是离钱最近的那一批人，对他们来说，考公务员难的不是考试本身，而是难在做出考公决定的瞬间。

投行似乎聚集着最懂得考试的一群人。要想进证券公司，几乎都会卡学历，而要想进入投行部门，对学历的要求就更高，有人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入职投行的基础门槛：211是基本，985遍地走，要是留过学，排名至少得是前100，“同事很多都是清北复交毕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投行人几乎都是应试教育体系下的成功者，他们往往更习惯也更懂得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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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公需要卷够几个月才可能上岸，而要想成功入职投行，往往需要卷上好几年。学历是进投行最基础的门槛，还必须有相应的实习经验。换句话说，考进一所211、985高校只是基本，得紧接着开始积累实习经验，“越头部越好”，为了加大筹码，最好抓紧时间考CPA（注册会计师）等证书，叠加Buff。

对于一个金融专业的学生来说，进投行曾一度算是衡量是否优秀的标准。吴昊兴2016年毕业，他读书时，身边称得上优秀的同学毕业后几乎都进了投行或者审计部门工作。那时，考公根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班里也很少有同学选择考公，“是一条很次的选项”。

很多在大学时松懈的人，只有在工作后更加努力，才能卷进投行。比起一进大学就开始卷实习卷考证的同学，郑林的步伐要滞后很多，他的努力是留学时开始的。研究生毕业后，他进入了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简称四大）之一的机构工作，很多想进投行的人，都会把四大当作跳板。

四大的工作强度很大，经常加班，但在工作之余，郑林还要为进投行作准备，所有的空余时间都会用来学习、考证，不止加班后要回家继续学，节假日更是全天学习。郑林在四大工作了两年多，“算下来一年中休息的时间就只有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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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行仿佛是金字塔尖的工作，在很多人的预想中，曾是离钱最近的，堆金积玉又神秘的工作，即便不是金融相关专业的人，也有很多想挤进去。

十几年前，李唯一刚上本科，最开始读的是工科相关专业，站在当时的视角看去，专业前景有些受限，很多学长学姐毕业后找到的工作都不够理想。李唯一刚进大学就想转专业，而金融几乎是第一选项，起先，他对于金融行业的理解很模糊，等到实习后，对于未来的设想才开始变得清晰。

李唯一2020年开始去金融行业实习，金融人的高薪变得更加具像化。投行最辉煌的时刻是从2019年开始的，2019年，首批科创板公司上市交易，紧接着2020年，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实施，对于资本市场来说，这相当于“历史性时刻”，意味着上市变得更快、更便捷。市场热闹的同时，经济也在高速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全年国内生产总值99万亿元，相当于日德英法2018年GDP总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大关。

在政策和经济的双重刺激下，大批企业都试图冲击IPO，普华永道数据统计，2020年，内地科技、媒体及通信行业（TMT）企业融资额比上一年增加了将近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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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的日常工作之一是统计每个月内地各个证券交易所新上市的公司数量，在他的印象里，每个月都会出现几十家新上市的公司。李唯一算了笔帐，上市公司要给负责的证券公司支付承销保荐费，相当于服务费，每家上市公司的服务费差不多是七八千万元，这也就意味着，每个月，整个投行市场会产生几十亿元的收入。虽然大部分都会转化成公司的利润和运营成本，但对于还没毕业的李唯一来说，这个数字相当有冲击力和诱惑性。

最激动的是敲钟时刻。公司里有很多不同的项目组，每当公司里有项目审核通过，相应的项目负责人会在工作群里发红包，数额从几千元到几百元不等，等到敲钟的前一晚，上市公司还会办庆功宴，“就像过年一样”，从2019年开始，“每年都能过十几次春节”。

更早入行的人感受到了行业爬坡的完整过程。吴昊兴一毕业就顺利进入了投行工作，几乎每年都会升职加薪，等到2019年时，手上的项目直接增加了一倍，整个行业也迅速扩张。《证券日报》记者曾梳理证券业从业人员统计数据，2020年，券商人员流入比例最大的业务线就是投行业务，从业保荐代表人数同比增幅达到了66.27%。那时各大头部证券公司都在抢着要人，“每天都会接到两三个猎头电话”。

对于一毕业就进入投行的年轻人来说，生活的转变大到甚至会让人有些恍惚。

前一年还是学校里精打细算的学生，好几个人挤在几十平方米的宿舍里，第二年就开始西装革履，出入五星级酒店，每天接触的都是身价千万的企业高管，耳边熟悉的白噪音是皮鞋踩在光洁地板上的哒哒声，嘴边常用的计量单位也换成了“百万、千万、亿”。吴昊兴记得，行业里有很多在投行干了很久的人，一个三口之家，只需要一个人出来工作，就能在上海买上两三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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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里的大多数都是通过一步步的努力实现阶层跃升的人，家庭托举有限，他们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点：脚踏实地。可即便如此，当财富积累过快，手里的筹码突然增加时，人也很容易产生一种“飘”的感觉。

吴昊兴“飘”得相对低调，在工作的第二年，给自己购置了一个一万块的包。而有的同事买了几万元的手表，还有人“光是游戏充值就年均十万元”。

在社交媒体上，网友分享了更多光辉时刻。有人在北京工作，中关村的咖啡厅里都是投资人或者创业者，“张口是亿级、技术革命式的项目，融资几百、几千万”；同行出门见客户，奢侈品包包轮流背；报销像是隐形福利，“3000元一顿的晚饭随便报，介绍职业时总带着优越感”。

郑林原本的目标是年薪50万元，在他一直以来的想象中，年薪50万后肯定要大肆庆祝一番，可他进入投行的第二年，年薪就达到了50万元，心态也发生了变化，“比自己赚得多的大有人在，没什么好庆祝的”。

工资过高，郑林有时甚至会产生一种不配得感。在资本市场中，有一个叫做“二八定律”的经典理论，可以粗略的理解为，大多数的资源被少数人占据。如果说在金融行业也有二八定律，那么投行人似乎就是占据大多数收入的工种。

生活中，会有某个时刻，让人突然意识到收入差距的悬殊。有一次，郑林和几个会计师和审计人员一起开会，除他外，一共有四个人。郑林偶然听到他们讨论工资，心里默默感叹，“四个人的工资加起来都没有我一个人高，但我真正创造的价值绝对赶不上四人之和”。

虽然每个人对高薪的反馈不同，但可以确定的是，行业里每个人想的都是“升职加薪，年薪百万”，根本没人会想到考公。

心气儿一下子没有了

投行人上岸潮是从去年开始的。

考公的人清晰记得当时下决定的直接原因。对于吴昊兴来说，最后一根稻草是降薪，他所在的头部证券公司，去年8月调整了薪酬体系，算来算去，“相当于薪水降了50%”，而这已经是公司的第二次降薪了。去年上半年，公司第一次通知降薪，那时只降了20%，对于当时的吴昊兴来说，“几乎没什么影响”，他依然心存希望，觉得这只是行业处在下行期的暂时调整，很快就会恢复，也根本没想过找其他出路。

可第二次降薪时，“降得太狠了，接受不了了”。几乎是看到薪酬通知的一瞬间，吴昊兴心里冒出一个声音，“肯定不能再干了”，两次下来，工资少了一大半。吴昊兴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寻找金融人未来的退路，正巧刷到了一个考公帖，立刻报了名，“也算是一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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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薪之前，先是“优化”。行业上升期，项目暴增，四处招揽人才，而当行业下行时，项目骤减，扩张时招进的人一下变成了冗余资产，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裁人。

李唯一的上岸决定发生在去年5月。当时，行业里已经有头部公司开始裁人了，他所在的公司还迟迟没有行动。但在去年5月，公司做了人员调整，领导让李唯一从原本的投行部换到了其他团队，相当于把人调到更安全的团队度过行业下行期，所以从实际情况来看，“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但对于未来的迷茫依然存在。新岗位和之前的业务有很多差别，要学的新东西很多，每天都在学习新知识，上手新工作，很少有时间焦虑。

可调岗没多久，部门领导找李唯一谈话，问他，“未来的职业方向是什么，你到底想做什么”。李唯一瞬间蒙了，他根本回答不出来。谈话后，李唯一开始天天想这个问题，还刷起了转行分享：要不要继续在投行？还是做其他业务线？行业不再蓬勃，还能取得更大的进步吗？而人在迷茫的时候，“根本给不出什么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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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冲击来自身边人的案例。为了找出路，李唯一把认识的同行都回想了一遍，很多人已经被优化了，那些被动离场的人几乎都没有找到更好的出路。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曾经做投资相关的朋友，高考考进了顶尖高校，不止学历高，还目标明确，行动力强，朋友打定主意要在金融行业实现财富自由，从本科起，就开始卷实习，毕业后也如愿获得了高薪，“一直很佩服他”。可前段时间，朋友竟然也被优化了，空窗了很久才找到新工作。

令李唯一更有危机感的是对方状态的转变，原本每次和朋友见面，对方永远都是一副自信且胜券在握的样子，可前段时间再见面时，朋友也开始变得迷茫了，“只求新工作能稳定点不裁员”。

为了让自己不再被动，李唯一决定主动找出路。刚好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了一个相关的公务员岗位，既能让以前的从业知识不浪费，还能更稳定。在迷茫的阶段，遇到机会就要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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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投资了国内基金和股票的人在疫情时就感受到经济的变化了，那几年，很多基金经理都被迫或主动地离开行业。低迷的市场行情下，2023年8月，证监会明确表示要“阶段性收紧IPO节奏”。这意味着，公司上市变得更难了，对于投行的人来说，从那以后，就没有新项目进来了。但刚开始时，人们对于新项目的减少是没有实感的，很多前几年的项目还在继续，有的已经通过审批，只差上市前临门一脚，工作量也几乎没有改变。

很多人依然心存希望，“过段时间应该就会好转”。真正消磨心气的是工作内容的变化，对行业的希望也随之逐渐动摇。

原本，投行的工作是充满确定性的，像解题一样，按照步骤一步步算，最终获得水到渠成的答案。虽然忙，但只要想着奖金，就有盼头。郑林刚入职投行时，特意统计了出差时长，一年里，255天都在出差，就算领导时不时劈头盖脸一顿骂，“有钱拿就都能忍”。

而当政策收紧时，工作内容一下从按步骤解题变得复杂，需要想各种理由拖延，安抚客户，甚至提供情绪疏导。当IPO变紧时，上市需要的材料会格外严，还会增加很多额外的审查步骤，很多投行人更具体的感受是，“不知道怎么才能通过，或者心里清楚不论怎样都无法上市”。时间拖得越久，企业老板就越着急，大家都想趁着IPO进一步收紧前上市。

那时，隔段时间企业老板就会抓着投行的工作人员开会，一通输出焦虑情绪，郑林只好不断安抚，制定出一个个时间表“讲故事”，时间表清晰又明确，仿佛上市指日可待，但往往在制定时间表的同时，郑林就会在心里盘算好，“下次会议要编什么理由拖延，让老板管理预期”。到后来，会议变得越来越频繁，“几乎一星期就得开一次”。

最好的出路

考公从最初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慢慢变成了底线，如今直接变成了一些人“最好”的选择。

在投行工作的那股心气经历漫长的磨损后，人们做出考公决定的瞬间竟带着几分安心和踏实感。去年，得知再次降薪后，吴昊兴“反倒心里松了口气”，大刀阔斧式的降薪仿佛给了他一个逃离行业的理由。

公司的优化是从2023年年底开始的，那时裁的人还很少，他还没有实际的感知，可后来，裁员的范围慢慢扩大，明确下达到了部门，他的危机感也开始加深，头上像悬着一把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到自己头上”。

实际上，危机感是弥漫式的，笼罩着整个行业。行业上升时，流传的是一个个财富故事，要么某个同事毕业一年就分到了几十万元的项目奖金，要么是有人趁着财富上涨期购置千万元房产。这两年，同事“吃瓜”内容变成了，“哪家公司又裁员降薪了”“被裁员后还不起高昂房贷了”，故事风向完全调转了过来。

考公不仅成了一个更稳妥的选择，甚至还变成了唯一的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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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行的高薪不在，工作的确定性也受到冲击，内耗增加了。反馈在工作上最直接的表现是“忍耐力下降”，原本遇上加班或者领导批评，郑林都能用一句“看在钱的面子上”忍下去。2023年年底时，项目奖金没指望，有一次领导话说得很重，郑林干脆拍桌而起，“不忍了，不干了”。另一个领导好言相劝，他才决定一边工作，一边找新岗位。

说走就走的底气是从前几年积累起来的，郑林回想起刚进入投行时，找工作很容易，“几乎每个面试都能成”，他原以为这次找工作也不难。可没想到，他找了将近一年，不管年薪多少，有机会就会看，“参加的面试一只手数得过来，面试成功的一个都没有”。

原本，郑林几乎不会考虑考公，可找了一年工作后，当国考报名时，同事喊郑林一起，他“只犹豫了一天，果断报名了”。搜索聊天记录，前几年，郑林和朋友聊的都是行业新知和手头的新项目，等到了这两年，“90%都变成了交流考公”。

郑林只犹豫了一天，就果断报名公务员考试了。（图/访谈者提供）

等到真的要离开投行时，又有些不甘心。在郑林原本的规划中，要先在投行多赚几年钱，等到快35岁，卷不动了再转到更稳定的岗位。如今，转行的规划被迫提前，郑林心里又有点不舍得，“大概率以后不会再去投行工作了”。

郑林明显感知，这波上岸潮似乎还在席卷更多人，和他一起备考的同事没能上岸，明年要继续考。郑林成功上岸后，又有两个同事向他请教备考经验，也在考虑考公。

头部证券公司项目多，即便是在下行期，依然能暂时撑住，中小证券公司的日子明显要难熬很多。谢远峰很庆幸自己成功上岸，“要不以后也肯定会被裁”。

去年10月，谢远峰一直负责的有望冲击IPO的项目被劝退了，公司里也没有新项目，原本储备的项目也少，他和同事一下变得清闲起来。每天的工作流程变成了，早上打卡，晃悠到食堂吃个早饭，吃完饭直接约着同事去小河边散散步，“什么事都没有”。

相比以往的忙碌，谢远峰这两年的出差频次降低了。（图/访谈者提供）

中小证券的优化力度也要更狠，公司去年裁了1/3，今年上半年又裁了一半。证券公司挂牌对从业人员数量有要求，谢远峰算了算公司剩下的几十人，“刚够维持公司挂牌”。

回想过去十年的投行市场，吴昊兴像是在坐过山车，前几年在慢慢爬坡，在2020年前后达到了顶峰，在顶峰缓了几年后，紧接着从2023年开始，直接断崖式俯冲。车上的投行人只能迷茫又焦急地寻找一片安全网。

平时，吴昊兴会和年轻的同事聊天，他毕业时，考公还是一条鲜少有人选择的路，如今再一聊，考公已经变成了一个最优解，“心里总觉得有点唏嘘”。

国考失败后，吴昊兴抓住调岗机会转去了港股市场，港股要更火热，“没准会有发展”。面试结束后，他和周围人打听，发现公务员也不见得是条最稳妥的路，“也在降薪，工作还很忙”。

吴昊兴依然看不清前景，但他打算先学着港股相关知识，“走一步看一步”，等到年底，“估计还会报名省考”。

（讲述者皆为化名）

本文转载自【每日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