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印度媒体疾呼“快乐阅读”的背后

“未能传递阅读的快乐，可能是接下来几代家长和老师自身所犯的最大错误。”近日，印度颇具传奇色彩的知名作家、国大党政治家沙希·塔鲁尔（Shashi Tharoor）借由一场文学节发出强烈警告——“快乐阅读”在印度儿童中快要消失了。

沙希·塔鲁尔的名字在印度可谓家喻户晓。不仅因为印度前外交国务部长、前联合国副秘书长、知名获奖作家等众多闪耀头衔，出版过《伟大的印度小说》《不光荣帝国》等多达15本享誉国际的虚构、非虚构畅销书，还因为作为反对党资深议员的他至今仍然活跃于各种场合。在莫迪2014年出任总理之前，塔鲁尔曾是社交平台推特（现更名为X）上拥有最多粉丝的印度政治人物。

沙希·塔鲁尔和1997年出版的作品《印度：从午夜到千禧年之外》封面。他的个人魅力在2016年3月其60岁生日之际可见一斑：有印度大报专门撰文为他庆生，长长的一串有关他个人“鲜为人知的事实”成了众多读者追捧的“新闻”：6岁开始写作，10岁就在孟买严肃刊物上首次发表文章，22岁便在美国完成博士学位……有关他英式口音的视频片段时常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爆款。

这位作家关于“快乐阅读消失”的疾呼获得了印度英文大报《印度教徒报》的详细报道。谈及阅读，塔鲁尔满含深情地说，最近遇到了太多的印度小孩，没有为了获得快乐和娱乐而读过一本书。

这对莫迪政府过去3年来积极推行的国家教育政策（NEP2020）犹如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在莫迪政府推出的《国家教育政策2020》（NEP2020）中，“快乐阅读”从一开始便占有一席之地。该政策建议用所有当地语言提供高质量的儿童文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阅读文化，要求学校留出特定的时间，给孩子们从小培养“快乐阅读”的习惯。

现任政府教育部长达曼德拉·普拉丹（Dharmendra Pradhan）最近刚刚高调称赞说，“在莫迪总理的领导下，印度正在实施雄心勃勃的《国家教育政策2020》，该政策为我们的教育生态系统带来了变革性的改革。”他还进一步对来访的其他国家同行信心满满地表示，新教育政策可以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制定人力资源开发综合战略的模板。

“让印度教育具有包容性、健康性、扎根性和未来性。”莫迪总理今年早些时候力荐其教育政策时说道。但批评团体针锋相对，他们担心这一政策会将印度带向莫迪想象中的印度教辉煌时代，这不仅削弱了印度的未来，而且削弱了当前的多样性。

知识超级大国&重现昔日辉煌

为响应莫迪政府的NEP2020，2021年，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印度中等教育中央委员会（CBSE）开启为期两年的全国性阅读项目，在25000所学校（含公立和私立）里建立起结构化的阅读框架，推进学生们建立起“快乐阅读”的习惯。

2022年1月，印度政府启动了100天全国性阅读行动，取名“印度学习”（Padhe Bharat）。

这是配合NEP2020政策的组成部分，目标是通过确保提供当地语言的适龄书籍，提高学生的学习水平。百日行动囊括儿童、教师、家长、社会、教育行政官员等所有利益相关方，要求各群体每周都举行一场活动，提升学生们阅读的乐趣，建立“终身快乐阅读”的联盟。

教育部长普拉丹当时亲临启动仪式，强调了从小养成阅读习惯的重要性——有助于提高想象力，发展批判性思维，提升词汇以及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等。

就在最近，印度IT巨头公司印孚瑟斯（Infosys）联合创办人、有“印度的比尔·盖茨”之称的富豪纳拉亚纳·穆尔蒂（Narayana Murthy）公开力挺NEP2020的讲话引发广泛关注，他称赞该政策是“好点子”“正确的一步”。

“需要强化在印度人思维中培养发明和创新能力。”他进一步延展道，“这要求我们的工作不仅停留在上层建筑层面，而是要在中小学教育（5-10岁和11-17岁两个年龄段）阶段展开。” 穆尔蒂夫妻二人很早就将女儿送到外国读书的培养理念常为媒体所津津乐道，英国现任首相苏纳克后来成为了他们的女婿。

“创新”和“下一代”，正是莫迪提及NEP2020时所反复强调的。“印度首次建立了一个前瞻性和未来性的教育体系”，他去年底以来多次说道，要让印度年轻人为未来做好准备。令他颇为自豪的是，2014年上任以来，印度高等教育机构如理工学院、管理学院和医学院的数量大幅增加。

莫迪不失时机指责过去的历届政府，由于“（殖民地）奴性心态”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恢复国家失去的荣耀。2020年7月，印度联合内阁批准了《国家教育政策2020》，涵盖从中小学教育到高等教育，从农村到城市的职业教育等领域，从教育结构与体系、课程与教师、经费投入与优质教育供给等方方面面，目标瞄准“将印度转变为充满活力的知识型社会和全球知识超级大国”。在此之前，拉吉夫·甘地政府制定的1986版《国家教育政策》(NPE)已经存在34年。

时任莫迪内阁教育部长的拉梅什·波赫里亚尔（Ramesh Pokhriyal）是该项政策的坚定推动者和捍卫者，他早就主张这项教育改革计划还有一大重要目的：复兴文化认同。

“这项新政策是为了民族建构 (Nation-building)……旨在改变印度，使国家重新获得‘世界导师’（Vishwa Guru）的地位，我们将在知识、研究、科学和技术等各个领域实现发展”，他2021年的讲话获得印度各大媒体的广泛报道。

两卷集《为儿童准备的印度历史》（2018年）。两位作者以有趣的方式介绍印度历史事实、事件和人物，让父母与孩子开始对话，获印度媒体童书必读榜推荐。

另一种同样拥有广泛支持者的声音认为，印度的文化认同一直根植于多元文化之中。被视为立场偏向国大党的英文报纸《论坛报》同一时期刊文介绍“儿童读物的特殊之处”，认为从20世纪末开始，对于一些印度语言来说，儿童读物成为其文化认同的一部分。

“近年来出版的书籍一直注重提供多样化和包容性的故事。”这份在印度北部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写道，“它们是来自中心和边缘的故事，是不同命运和生活的故事。阅读‘他者’的故事不仅打破刻板印象，还能让读者不感到威胁，并植入认可和同理心。它打开了孩子们的思维，用多彩来看待世界，而不是美化黑白灰。”

对于印度国内主要思潮的此消彼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所长、印度问题专家蓝建学近期也在其撰文中提及：印度独立后有两种相互竞争、完全对立的国家认同长期相互激荡，一种是在国大党带领印度人民进行独立斗争时期形成的“多元、统一、世俗化的印度”，另一种是“以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tva，亦称‘印度教至上主义’）为主导的印度”。

但荷兰格罗宁根大学长期研究南亚教育问题的历史学者卢伦斯·哈夫滕（Lourens van Haaften）日前告诉笔者，印度在提出大规模和雄心勃勃的教育改革计划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将NEP（国家教育政策）仅置于某种单一政治议程看待“太过简单化”。

通过改革教育体系让印度跻身（全球）知识经济重要玩家行列，同时重建对“以印度为知识中心的辉煌历史”的文化身份认同，“在许多人眼中，这两者很适合结合到一起。”他说。

“NEP是多种不同力量（结合）的产物。”哈夫滕说。

彻底扫盲之难&中产家庭共识

扑面而来的质疑和挑战不止于反对党的抵制和口诛笔伐，还有直接来自印度广大农村人口和弱势群体实实在在的需求。

2021年8月的一次调查显示，在一项简单的阅读测试中，近一半的印度儿童无法阅读超过几个单词。该调查报告称，疫情封控期间，印度农村地区只有8%的学童定期通过在线课程进行学习，而有37%的儿童根本没有学习。

这项获得印度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的调查由比利时裔发展经济学家让·德雷兹（Jean Dreze）和另外三位专家发起，100多位志愿者挨家挨户对印度8个邦约1400名贫穷家庭儿童（5-14岁）进行了调查。

其结果与一年多来莫迪政府高调宣传的推动教育改革的雄心壮志形成巨大反差。

2009年，印度颁布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育权利法案》，保障所有6到14岁儿童享有免费义务教育，消除较为贫困家庭的孩子被迫辍学的可能，让几乎每一位儿童都能入学。不过，4年以后，据常驻德里的人权观察研究员Jayshree Bajoria调查称，其中将近半数学童可能在完成基础教育之前就中途辍学。

调查显示，移民工的子女最容易辍学，大多是出身最低种姓的达利特人（Dalits），他们常常为了和父母一起找工作而向学校请长假。

此外，尽管印度人口的识字率逐年保持稳定增长，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2年的最新数据显示，印度15岁以上人口中仍有24%的不识字率，而女性的文盲率及辍学率更是高于全国均值。

“印度的基本阅读水平令人沮丧，与5年前比基本没有变化。”报告写道。1995年成立的普拉塔姆（Pratham）是印度最大的非政府教育机构，每年负责发布年度教育报告（ASER）。

其儿童图书出版商“普拉塔姆图书”一直主张，印度主流出版业没有触达和满足大约2亿农村儿童中的大多数，特别是涉及充分代表印度儿童自身背景和文化环境的书籍时。

儿童文学出版在印度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期，但主要以英语和印度语为主。“印地语和英语之外，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用（其他）印度语言为儿童出版的引人入胜、充满乐趣的书籍。大多数书籍都是古老寓言、民间故事等，质量参差不齐。”“普拉塔姆图书”于是在2015年推出了首个免费的多语种儿童文学读物的线上开源平台，董事长苏珊娜·辛格（Suzanne Singh）在上线仪式当天作出如上表述，该出版社将自身使命定位为“让每一个孩子手中都有一本书”。

NEP2020中也明确强调了储备充足的学校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的重要性，着眼到2025年实现所有儿童基本识字的目标。

“对数字技术（在线教育）给教育儿童方面提供的机会，NEP2020相当乐观。”荷兰历史学者卢伦斯·哈夫滕日前告诉笔者，但他担心NEP2020的教育改革将落下大部分的弱势群体，这也是批评者的主要攻击点。

曾深入印度进行田野调查和采访的他观察认为，印度推出教育改革方案是一回事，要在实施中产生良好成果“似乎总是充满挑战”，“这些（教育改革）项目往往不能兑现承诺，”哈夫滕说，“推进教改之难……如同一个不解之谜（big puzzle）。”

但影响和成果的显现需要更长线的评估。以2009年《教育权利法案》为例，其影响以某种方式在后来的儿童文学作品中逐渐显现出来。

《教育权利法》明确禁止一切形式的体罚和精神骚扰，以及基于性别、种姓、阶层和宗教的歧视行为，禁止一切形式的按人头收费的儿童入学筛选程序、私人补习中心以及未经认可的学校运作。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4年11月，印度女小说家、出版社编辑希曼贾利·桑卡尔 (Himanjali Sankar)出版的青少年读物《穆斯康的故事》（Talking of Muskaan）直接以2009年法案的影响作为故事背景，书中的人物包括一名试图自杀的女同性恋者和一名因为该法案通过而被学校录取的聪明男孩。

“在新出版的一批儿童读物中，有一些主人公和次要人物探索自己的性取向，也有讲述残疾儿童的日常生活以及单亲家庭的故事。”印度新媒体网站scroll.in当时就印度儿童作家“扩大孩童阅读视野”的新变化广泛采访了大量创作者。

被广泛视为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印度时报》也扩展漫画小说的边界。2017年推出的“拉纳特工”漫画系列一度引发轩然大波，被批“美化暴力、延续性别刻板印象和色情形象”，不适合5-15岁儿童。

但遭受到的争议不曾中断。知名学校将主题为性别和性的童书退返出版社的事件时有发生，给出的理由是家长们认为这些书籍不适合儿童。

随着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的自由化，印度中产阶级家庭父母有了更多的钱买书，对“快乐阅读”的需求开始逐年增长。印度一家最主要的儿童图书出版社Scholastic近年来进行的全国性调查呼应了家长积极买书的变化趋势，其中，对“快乐阅读”的持续重视也显示出印度中产阶级家庭在孩子教育上的变化。参与调查的家庭超60%的年收入水平超过50万卢比（根据印度非营利智库PRICE对印度中产阶级家庭收入的界定为50万-300万卢比，该机构预计2023年印度大约有4.32亿中产阶级）。

Scholastic2021年的《儿童和家庭阅读报告》特别具有代表性，显示近92%参与调查的儿童在一周内至少有一天在“快乐阅读”。超过77%的孩子表示，他们认为像休闲书籍和故事书等课程之外的“快乐阅读”很重要。

《儿童和家庭阅读报告》显示近92%参与调查的儿童在一周内至少有一天在“快乐阅读”，他们年纪在6-17岁，半数以上来自中产阶级收入家庭。

“6-8岁的孩子喜欢读能让他们开怀大笑的书。9-11岁的孩子们喜欢讲真实故事的书。12-14岁的孩子想看点有些恐怖内容的书。15-17岁的孩子想要能让他们暂时忘记现实生活的书，书中有聪明或勇敢的角色。”报告写道，约1000名6-17岁的印度儿童和400名家长参与了调查。

“包容性已成为印度儿童出版商的流行语。”在印度出版多本童书的专栏作者Kartik Shanker2018年曾撰文《童书出版在印度市场前景光明》，肯定了过去20年印度童书出版业的蓬勃发展。2019年，在印度班加罗尔举办的Neev儿童文学节上，联合创办人Kavita Gupta Sabharwal也喊出了“印度的儿童文学正在经历一场变革”。

也是在这一年，莫迪结束第一个总理任期，连任成功。

“之前看到的道德说教是对印度教育政策要求的回应。情况现在已经发生了改变。儿童作家正在试验新的题材、形式和语言。儿童文学本身的市场很小，地方语言的市场更小，因此，高质量的作品虽然不断涌现，但数量仍然很少。不过，我相信问题不再是‘是否’，而是‘何时’地方文学将成为我们学校和家庭阅读生活的更大组成部分。”Sabharwal乐观表示。

“虽然早期的书籍有保存（单一的）印度文化的概念，但近年来，人们似乎承认这种文化是多元化的……值得注意的是，书籍大范围扩展到残疾和经济边缘化人群，而涉及种姓的还是稀少。”Shanker说。

在印度触碰阶层和种姓问题，作家们坦言难度更大，这些敏感话题也鲜见于儿童视野之内。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印度儿童与媒体》（2017年）一书的作者巴纳吉（Shakuntala Banaji），在2015年对印度163档儿童电视节目进行了内容分析。她发现，出身工人阶级、低种姓的达利特或宗教信仰上属少数群体的儿童明显在节目内容中鲜有出现。

但阅读本身仍然有着正面作用。202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参与调查的印度家长中超过75%把给孩子阅读书籍视为谈论敏感社会议题的好机会，85%的家长会寻找能教孩子了解更广泛社会或让孩子内心产生意义的书籍。

地方邦的方案&民族主义极端化

围绕“快乐阅读”，各方既有共识，又各有所取，各取所需。但对NEP2020的推行，印度地方层面的反应和差异更大，而批评莫迪政府利用教育改革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的声音从一开始便不绝于耳。

在今年4月一批新教材内容公布以来，印度国内外舆论更是发出猛烈攻击，一些地区的科学家、教师和知名知识分子甚至组织和发动抗议活动。西方主流媒体也纷纷连篇累牍跟进报道。

据参考消息网今年6月报道，印度16岁以下学生当月返校开启新学年时将不再学习有关进化论、元素周期表或能源的知识。而除了进化论，印度还修改、删除了一些有关历史上伊斯兰教王朝统治印度，以及“圣雄甘地”语录、2002年古吉拉特邦暴乱（莫迪当时担任该邦首长）的教科书内容。

“这些变化影响到大约1.34亿11至18岁的印度学生。”报道写道。印度是世界上儿童数量最多的国家，按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网站最新数据，2023年18岁以下印度儿童数量超过了4.3亿，每年大约有 2500 万新生儿。

“莫迪政府执政后，从国家层面坚定推动改写历史教材，突出印度教文明和历史，淡化甚至篡改穆斯林统治时期的历史。”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谢超不久前发表在《南亚研究》上的文章对现任印度政府的历史叙事评价道。

今年5月印度邦议会选举期间，反对党国大党发布的竞选宣言中表示，建议废除《国家教育政策2020》，并制定一份“邦教育政策”。宣言指责印人党政府歪曲教科书，侮辱了卡纳塔克邦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南部卡纳塔克邦是印度人均收入最高的邦之一，也是印度信息技术产业的中心，该邦首府班加罗尔素有“印度硅谷”之称。

在这场被视作明年春季大选重要风向标的地区议会选举中，国大党战胜莫迪所在的印人党。赢得选举后的卡纳塔克邦新教育部部长Madhu Bangarappa直接抨击印人党，称他们的“思想是腐化的，还想将同样的思想灌输给孩子们”，据悉，该邦学龄儿童数量在1200万，教师30万。

“国大党将在教科书中还原婆罗多（Bharat，印度语国名）和卡纳塔克邦的真实价值，以及恢复科学素养，让学生们进步和完整。”竞选宣言中写道。

其他由国大党领导的如喀拉拉邦、泰米尔纳德邦也对教育新政策予以抵制，要么推迟实施，要么完全拒绝采纳。

北方邦儿童步行上学

“从历史上看，教育政策一直是地方邦一级治理的管辖权（competence），部分属于中央政府的管辖领域。印度的教育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民间社会网络及其主动性。”历史学者卢伦斯·哈夫滕日前说，“例如在喀拉拉邦或地方层面，教育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万灵药（one-size-fits-all）是不存在的。”

他进一步说，印度许多最好的学校仍然由基督教会管理。“NEP2020能够像其承诺的那样对教育系统进行严格改造的期望，可能需要调低一点。”他说，

对于莫迪政府期待的“万灵药”，来自德里大学印地语系教授阿普尔瓦南德（Apoorvanand）不久前撰文发出更尖锐的批评称，印度教儿童走向极端化的现象更值得警惕，其结果是印度将同样面临失败，“一旦仇恨正常化，暴力自然随之而来。”

阿普尔瓦南德在撰稿中举例道，年轻的印度教徒观察到，挑起和领导暴力的人会获得社会和政治尊重，并当选为邦立法机构和议会成员。

面对批评，莫迪不甘示弱，指责国大党的方案将毁掉印度孩子们的未来，成为了“农村孩子们的敌人”。7月，在《国家教育政策2020》推出三周年之际，他将论述重点放到了教育改革方案中翻译了12种印度语言的教材上，涵盖社会科学到工程学等。

“所有（印度）语言都会得到应有的尊重，”莫迪说，“尽管印度拥有多种公认的语言，但它们被视为落后的标志，那些不会说英语的人被忽视，他们的才能也没有得到认可。结果，农村地区的儿童仍然受到最严重的影响……用母语教育正在为印度学生开启一种新的正义形式。”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曹德军和胡可怡在2022年底撰文认为，从瓦杰帕伊（印人党创始人、前总理）到莫迪，印人党在教育领域的利益关切逐渐形成了更为独立清晰的认知，其教育改造所涉范围逐渐从历史教育拓展到整个印度教育体系。“施政风格与决策逻辑也经历了从冒进向稳健、从由意识形态单独驱动向意识形态与发展逻辑共同驱动的转变。”文章写道。

哈夫滕也认同目前公布的教育改革方案是重大的，譬如，主要监管机构的合并将会产生影响。批评者担心这会让政府更好地控制学校教育和知识生产。但哈夫滕持保留意见，这种结论在他的实地观察中尚难证实。

“最初计划中是用NEP改变‘三种语言方案’（1968年通过的要求学生学习三种语言的教育政策），给印地语以更突出的地位。”他举例说，“但这些提议引起了几个非印地语地方邦的强烈反对。这项议题便未再纳入改革方案中。”

谈及自己用英文而非印度语言写作时，印度国大党政治家、知名作家沙希·塔鲁尔告诉台下的听众，“我写的是一个拥有多重真相和现实的印度，一个比其各部分之和更伟大的印度。英语比我所知道的任何印度语言都能更好地表达这种多样性，正是因为它并不植根于我幅员辽阔的国家的任何一个地区。”

对于塔鲁尔在文章开头对印度父母们的“警告”，荷兰历史学者哈夫滕认为，讲话中一种强烈的浪漫基调似乎暗示他年轻时的“快乐阅读文化”优于当下的印度，“这令人感到不舒服，”他说，“他出身优越的个人经历当然不能反映20世纪60-70年代大部分（印度）儿童的教育现实……这种发言流露出一种来自社会优势地位的情绪。”

（作者系上海媒体人，长期从事国际事务报道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