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官情和舆情交汇编织的冤案——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杨乃武浙江余杭县人，同治十二年举人。小白菜原名毕秀姑，平民葛品连之妻。两人的故事始于同治十一年，葛家租住入杨家。因杨乃武在闲暇时常教毕秀姑识字读书，坊间渐生流言蜚语–“羊吃白菜”，顾忌名声的葛家不久后就搬往他处。

同治十二年十月，正当壮年的葛品连突然暴疾身亡，其母遂报官希望县衙查明死因。余杭县令刘锡彤本就与杨乃武有嫌隙，加上古代司法上的一些“习惯”，让他认定杨乃武与毕秀姑“通奸”后行凶，并最终炮制了这起轰动皇朝的冤案。

注：杨乃武曾帮余杭的粮户写状子状告县衙征税时营私舞弊，并在县衙的照壁上贴对子嘲讽刘锡彤。

当年法国记者拍下同枷上堂受审的杨乃武和毕秀姑

千年来司法一直从属于行政，即人治在法治之上。对于一个案件的审理，官员在判断上更易被“情理上的推论”以及舆论的倾向所左右，而不是实证是否完备以及审理流程是否严密公正。同时实证的获取费时且费力，因此很多官员会习惯性地用能被舆论接受的推论来弥补、代替证据。

很多时候，官员们甚至会根据推论，先定案再找补证据。这种情况下，大多都会放弃难以获取的实证和麻烦的程序正义，用利益诱惑、大刑威慑，来获取“容易”掌控的人证和言证。

具体到这个案子，由于杨乃武和毕秀姑之前因“同室教经、同桌吃饭”就让邻里议论，因此刘锡彤推断他们私下勾搭成奸进而谋杀亲夫。这既是各类故事、传说里的固定情节，又符合舆论的猎奇预期，还能报复和自己不对付的杨乃武。

结论有了，刘锡彤就开始找补证据。首先将仵作抱告上的“口鼻出血”改成了“七窍流血”，然后要求一个药店老板作证称杨乃武在其店里买过砒霜，最后就是让杨、毕二人认罪。

刘锡彤上报浙江学政胡瑞澜革去了杨乃武功名后，就开始对杨、毕二人进行刑讯。很快毕秀姑就因扛不住大刑，在差役的诱供下承认“和杨乃武有奸情并受他指示用砒霜毒杀了亲夫”。虽然杨乃武尚未认罪，但对刘锡彤来说案子已然审结并按程序报杭州府二审。

杭州知府陈鲁与刘锡彤私交甚好，加上刘锡彤对杨乃武一番诋毁。陈鲁在二审时不仅没理会杨乃武的喊冤求辩，还动用大刑迫使杨乃武认罪画押。最后陈鲁拟判“毕秀姑凌迟处死、杨乃武斩立决”，将案子报浙江按察司核验。

在杨乃武的妻子詹彩凤和姐姐杨菊贞向浙江按察司“抱告”喊冤的情况下，按察司蒯贺荪可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可能是更信任自己的下属。与其说是复核不如说是在走流程，他简单过堂后就确认二审并上呈浙江巡抚杨昌浚。

注：清朝不允许妇女上衙门告状，女性如需申冤必须委托男性亲属代告，即“抱告”。这也是清代盛行“吃绝户”的原因，因为被亲属欺凌的妇女连上告的资格都没有。

对于人命大案杨昌浚还是比较重视的，他没有例行公事而是委派候补知县郑锡滜到余杭去实地勘察。只是郑锡滜的责任心远没有他的上司高，到余杭和刘锡彤吃了几次酒席后就上报杨昌浚案子“无枉无冤”。

杨昌浚也就认定审结公正，并照原拟罪名报刑部复核。至此，一起冤案基本成了铁案。只是杨乃武的姐姐杨菊贞仍不愿意放弃，她动用了最后的手段–京控。同治十三年四月，杨菊贞的代告人姚贤瑞（杨的舅父）向都察院递交了诉状。

注：清朝的“京控”即俗称的“告御状”。京控案件不会直接上呈御前，都察院（或步军统领衙门）会先行筛选。

都察院并未直接受理，而是把诉状转回给浙江处理。不过京控也引起了《申报》的关注，开始连续报道此案并刊发杨乃武的诉状。不但让此案成为了皇朝上下议论的热点，也让舆论转向同情杨乃武并敌视浙江法司官员。同时案件的性质也悄然发生了转变。

在杨昌浚为代表的浙江法司系统看来，杨家不仅仅是在喊冤还是在打击他们的权威。此案一旦被逆转，在舆论压力下，朝廷的追责势必让浙江官员难堪。如果这一情况再被政敌利用，轻则官位不保、重则入狱。

因此案子有没有冤情不再重要，对于杨昌浚和浙江法司来说此案必须“正确”、必须是铁案。所以收到诉状的杨昌浚，要求杭州知府陈鲁重审杨案。结果不但维持原判，杨乃武也差点被直接打死在堂上。

对于这个结果杨菊贞发起了第二次京控。这次入京前，她先去杭州找了杨乃武的三个朋友。

第一位是杨乃武的同年（同榜中举）汪树屏，他的哥哥汪树棠是都察院御史；第二位是吴以用，他也是杨乃武的同年，而且他是胡雪岩的家庭教师兼幕友；第三位是武举人夏缙川，他的堂兄夏同善是翰林院编修。这三人没有辜负杨乃武的友情，他们各自托亲拜友尽其所能地帮助杨乃武诉冤。

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夏缙川的堂兄夏同善。他不但将杨乃武的冤情遍告浙籍在京的三十多名官员，并利用乡情发动他们一起向朝廷施压（清朝官员任免讲究“异地任职”）。还通过内阁大学士、帝师翁同龢把杨的冤情面陈给了两宫太后，此时同治已病入膏肓“命内外奏牍呈两宫披览”。

同治十三年末，杨菊贞的第二次京控不但被都察院受理，朝廷也对“杨案”下发了需提高审理级别的谕旨：着由刑部饬浙江巡抚杨昌浚，督同臬司（按察司）亲提鞠讯，务提实情，毋枉毋纵。

杨昌浚以按察使蒯贺荪病故为由，并未依旨办事，转而让湖州知府许瑶光重审。

几次鞠讯后，许瑶光就知道这是个冤案。许瑶光明白，朝廷要求重审实际意味着朝廷不同意地方的判决，要求改判。许瑶光也明白，杨昌浚之所以把球踢给自己，是因为他不愿意推翻此案打自己的脸。

夹在京师和地方官员之间的许瑶光是不敢判、也不知道该如何判，所以他只能以“案情复杂”为由，死拖着不判。光绪元年四月，朝廷耐不住了，改命浙江学政胡瑞澜主审并尽快结案。

杨昌浚知悉后马上对胡瑞澜展开游说，称此案经多次审理毫无问题并推荐宁波知府边葆诚（刘锡彤的姻亲）协同会审。明白杨昌浚意思的胡瑞安，在重审时也就“放手”边葆诚让他尽情发挥了。

边葆诚的审讯方法很简单，只要杨、毕二人翻供，就大刑伺候。过程很惨烈，杨乃武双腿被夹断、毕秀姑被烧红的铜丝穿乳……最终二人还是扛不住大刑依原供再次画押，胡瑞安遂上报朝廷–没有冤情。

光绪元年十月，三十多名浙江士子联名上书朝廷为杨乃武喊冤，给事中边宝泉据此弹劾浙江审理不清并奏请将此案提至刑部审讯。慈禧太后以无前例予以否决，并传令胡瑞澜再行提审，结果可想而知。十二月十四日，十八名在京浙籍官员联名向都察院提交公呈，陈述杨案冤情以及逼供惨状。

与此同时另一种全新的力量也开始向朝廷施压。

之前提到的《申报》，因创始人是英国人并且报馆位于上海租界，清朝官府无法管束。所以报纸不仅长期连续报道杨案，还公开议论此案很多不能摆在明面的（如刑讯逼供、司法公正、官员互相庇护等等）内容，引发民间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在这种情况下翁同龢、夏同善等人也在觐见两宫太后时，奏请将此案提交刑部审讯，以平民议。十二月十五日太后颁下谕旨将此案提京审讯：所有此案卷宗及要犯要证，着即提交刑部秉公审讯，务得确情，期于无枉无纵。至案内各犯，着杨昌浚派要员沿途小心押解，毋得稍有疏忽，致于咎戾。

由于浙江方面并不愿意，推诿了大半年才将涉案人员及相关卷宗全部交出。刑部就此案主持了规格很高的“三法司会审”。由于“物议沸腾”，不但在京不少官员、士绅前来观审，很多外国记者也跑到刑部旁听审讯。

审理的第一天杨乃武和毕秀姑分别讲叙了案情，并均称在府在省审讯时留下的供词为刑讯逼供。第二天、第三天分别提审了死者、案犯亲属以及相关证人。第四天全部案犯和证人当堂对质，对质的结果是“葛品连之死与杨乃武无关、毕秀姑未下毒”。

光绪二年十二月初九，刑部尚书桑春荣主持了此次审讯最重要的一步–验尸。最终在桑春荣及刑部堂官、仵作、人犯人证的共同见证下，确认葛品连的尸骨无中毒迹象。冤案的主使者余杭知县刘锡彤在现场长跪不起。

虽然杨乃武和毕秀姑的冤情得以昭雪，但平反依旧是个很麻烦的事情。

在这个问题上朝廷分成了争锋相对的两派，以四川总督丁宝桢为代表的一派极力反对平反以及惩治浙江官员，丁的理由是“这个铁案如果要翻，将来就没有人敢做地方官了”。

丁宝桢并不是说三法司会审在搞冤案，他也没有从司法上去看待这个案子。他认为此案引发了皇朝上下的广泛关注，如果翻案会严重打击地方府衙、官员在民众心中的尊严和权威，不利于他们治理地方，也会让“逆党”借机煽动人心。

在丁宝桢眼里与确保官员和府衙的权威、稳定地方治理相比，司法公正和杨乃武这个小民的得失根本就不值一提。

丁宝桢觉得杨乃武和毕秀姑两人在相处时不顾伦理廉耻，本就不是善类，不仅对于官员最初的误判负有诱导之责，而且被官府惩治也是罪有应得。因此应该让他们“自伏通奸罪”，并从轻发落杨昌浚、刘锡彤等浙江官员。这样既不冤枉二人，也可保全地方府衙威权。

这不仅仅是地方督抚势力的意见，朝廷不少重臣也持相同看法，如刑部尚书（满）皂保、军机大臣宝錾等。

而以翁同龢为代表的一派，则力主给杨乃武平反并严惩枉法的官员。明面上的理由是“杨案”已经被浙江士子看为朝廷是否保护读书人的风向标，“此案如不究明实情，浙江将无一人肯读书上进矣”。

但是深层次的原因并不是这个，同样也不是司法公正，而是朝廷威权。这一点从御史王晰向两宫太后上的《奏杨乃武葛毕氏冤案折》可以看出。而杨昌浚于刑部奉旨行提人证…是直谓“刑部不应请提，我皇上不应允准”，此其心目中尚复知有朝廷乎？臣揆胡瑞澜、杨昌浚所以敢为此者，盖以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皇上冲龄践祚，大政未及亲裁，所以蔑法欺君……

自太平天国后地方督抚逐渐崛起并蚕食朝廷、皇帝权力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当下皇帝冲龄登基、两宫再次垂帘（暗指孤儿寡母），朝廷权威也有进一步下移的风险。王晰认为可以通过平反杨乃武案，对“蔑法欺君”的地方大员予以惩戒，为朝廷立威。

光绪三年二月二十六日，朝廷就此案的判决发出上谕。浙江巡抚杨昌浚、学政胡瑞澜两位大员即行革职；余杭县令刘锡彤革职发配黑龙江；候补知县郑锡滜、杭州知府陈鲁、宁波知府边葆诚等涉案官员均革职。

同时也没有给杨乃武和毕秀姑平反。反以他们“同室教经、同桌吃饭”是“不知远嫌、不守妇道”为由，判杨乃武杖一百并不得恢复功名，毕秀姑杖八十。

可以说两宫太后也算是部分认可了丁宝桢的意见，她们之所以搞“冤案”，就是认同了王晰的观点，觉得有必要打压下地方督抚，维护皇权。

纵观此案，杨乃武是不幸的，不幸不仅在于他深陷冤案，更在于皇朝的司法尊严被朝廷上下视为无物，他沦为了朝堂斗争的工具。而毕秀姑却是幸运的，如果不是杨乃武能“折腾”，她必将变成司法的牺牲品，别说诉冤，自尽都会成为她的奢求。

编者注：毕秀姑被释放后，因那个“耻辱”之罪而无家可归，被迫出家为尼。民国十九年圆寂时留下遗言：“杨二爷，蒙受天大不白之冤，均我所害。二爷之恩，今生今世无法报答。只有来生再报，我与二爷之间绝无半点私情，纯属清白。后人如有怀疑，可凭此字条作证。”被皇朝所亏欠的小白菜，至死还觉得自己亏欠了杨乃武，旧社会对人的毒害不仅肆虐于伦理表象，还深入骨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