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文明对话的路径和跨文明条件

【直新闻按】

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7日下午在深圳开幕，主题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由中宣部主办。中央宣传文化单位、各省区市党委宣传部、部分文化企事业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和有关智库专家学者等参加论坛。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学部委员、研究员赵汀阳在论坛发言指出，数字化、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将会如何影响思想和精神？这是今天必须面对的问题。以技术系统为基础的未来世界隐约在提醒我们，文明的再一次强劲发展需要以未来问题为对象，为世界创造新的秩序。

6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在论坛上发言。（图源：新华社）

文明的创造性发展是个未解之谜，总有一些“突然的飞跃”。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提出的“轴心时代”广为人知，但不太准确。苏美尔、巴比伦、亚述和埃及文明不仅在时间上早于而且在许多技术上优于轴心时代。中国文明的关键发展时期是商周，也早于轴心时代，那时发展了文字、高端青铜技术、易经和天下制度。（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将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尤其是公元前500年左右的这段时间，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他认为这个时期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深刻的转折点，所有非凡的事件都集中在这一时代发生。）

文明发展的秘密似乎在冥冥之中自有天道。天道的一个存在论原则就是“共在先于存在”，即共在是存在的必要条件，如史伯之谓“和实生物”（《国语·郑语》）或管子所言“和乃生，不和不生”（《内业》）。如见于文明，这个天道就表现为“跨文明”或“跨文化”状态。人类文明早期是自然发生的跨文明状态，那时文明有着多地本源，同时有着自由交流，互相促进了创造性。例如古中国从中东学到了逐步传来的小麦、马的使用和初步的青铜技术。

当各地文明形成了固化传统，就终结了跨文明状态。各种文明从外向性转向了内在性，排斥他者而强化自身传统。这种文明转向发生于欧洲的中世纪或中国的宋明时期，思想的动力从无限未来转向有限的自身，文化变成了传统的自我解释，创造力因此减弱。不过，欧洲的文艺复兴使欧洲多了一次创造力爆发的机会。但现代以来，文明之间逐步强化了文化边界，形成了文明竞争乃至文明的冲突。如果文明要恢复高度的创造力，就需要更高维度的精神格局来恢复跨文明状态，这是文明发展的天道。

文明有着与物质定理相反的精神定理。物质稀缺而且是消耗性的，因此必须排他占有；与之相反，精神资源被更多的人使用，其资源就反而变得更大更多，越被共同使用就越是取之不竭，与物质利益的排他性相反，精神具有无限的可共享性，精神的价值与其共享性成正比。所以每种文明都试图占有更大的传播空间，甚至成为所有地方的普遍原则。在文明冲突的地方，就需要对话，而对话就是文明的边疆问题。

如何形成有效对话是个未决难题。哈贝马斯曾经提出一个“理想的”对话模型，以交往理性作为对话的有效标准，预期人们将一致同意那些得到理性上“更优论证”的建议，于是，对话的成功路径被假设为：理性沟通→互相理解→一致同意。但交往理性的程序只能解决思想分歧，却无法化解心灵隔阂。互相理解只是一致同意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所以，互相理解不能确保一致同意。在许多情况下，双方互相理解了对方的情况和需要，但决不接受对方的主张。可见在“互相理解”与“一致同意”之间漏掉了一个关键环节：互相接受。互相接受是不能省略的条件，而且是一致同意的充分条件。因此，成功的对话程序应该是：理性沟通→互相理解→互相接受→一致同意。引入“互相接受”这个条件就必须面对落在理性能力之外的心灵问题。心的和解是化敌为友的唯一解法，如果不能形成互相接受，无论多么充分的理性对话都将是徒劳。

互相接受的最大难点在于价值排序的分歧。各种文明在价值项目上有着相似选项（所谓人同此心），但在价值项目的排序上却各有偏好（所谓“其心必异”）。假设所有人都承认价值A, B, C，比如公正、自由、平等，如果价值排序是{B→C→A}，就大概是自由主义；如果是{C→B→A}，那么是平等主义；如果是{A→B→C}，大概是保守主义。可见，即使价值项目相同，不同的价值排序会使其价值观南辕北辙，甚至不共戴天，就像碳元素由于分子排列不同而形成钻石与石墨。价值排序问题说明了，“在许多事情上有着共识”距离“达成一致同意”还有万里之遥。

Thomas.C.Schelling（2005年诺奖得主）的“相聚点”（focal point）理论或有助于寻找跨文明的相聚点。相聚点就是不约而同的汇合点，通常基于同文化的默契。可是不同文明之间缺乏现成的相聚点，因此需要去创建原本没有的相聚点。这是新难题。要创建相聚点，首先需要承认“共可能性”（compossibility）的先验原则，共可能性意味着所有不同的存在可以并存。这是莱布尼兹证明的“最好可能世界”（a best possible world）所必需的存在原理。不过，共可能性只是最保守的基本条件，还不足以保证所有文明在共在之中能够获得共同升级，因此还需要一个积极建构的概念。

“孔子改善”（Confucian improvement）非常可能就是文明共同升级所需要的积极概念。这是我根据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原则演化出来的概念，意味着一种普遍有效的“非排他改善”（non-exclusive improvement），定义为：如果一个人获得改善，当且仅当，所有人同时获得改善。或者，如果某人获得一个帕累托改善，当且仅当，每个人同时都获得一个帕累托改进。“孔子改善”明显优于帕累托改善，很可能就是可期望的最优改善。“孔子改善”如果运用于文明之间关系，就意味着文明之间的共同互相改善，这正是超越“文明冲突”的方法论。

文明对话的最高目标就是通过在文明上的“孔子改善”而最终形成文明的“跨主体性”（trans-subjectivity），这是Alain Le Pichon先生和我合作定义的概念。通俗地说，跨主体性部分类似于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美美与共”。更准确地说，就是文明之间的普遍互化，把你的好思想变成我的，也把我的好思想变成你的，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结构，使得每种文明的最好性质同时成为所有文明的普遍性质，所以是跨主体性。这是文明获得创造性发展的一个途径。

跨主体性的生成方式可以理解为“跨文明乘法”。我们知道，A×B=AB, 而AB=BA，所以跨主体性必须满足对称的乘法交换律。固化的文化传统是拒绝跨主体性的单维度思想空间，因此需要开拓一个足够容纳多种文明的高维度思想空间，使之大于并包含每个知识体系，使得本来不相通的思想能够在更高维度中相会。我的想象是，或可以建立一种“新百科全书”的全域知识系统来建构跨文明维度。新百科全书是一个概念，不是实体，在这个概念里，所有知识体系都有在场的合法性，每种知识体系都是其它知识体系的参照系，而全方位互为参照系的新百科全书将为任何一种知识体系提供最丰富的可能世界。

新百科全书的概念是基于法国18世纪百科全书派的一个升级版设想。狄德罗和达朗贝尔主编的百科全书也是一个理想化的知识概念，试图包括欧洲所有的知识。当代知识面对的新问题是：对于人类生活具有塑造力和解释力的知识并不限于欧洲知识。百科全书派的旧概念无法表达多文明和跨文明的知识体系，而且仅限于现代早期的牛顿式知识概念，与量子力学、生物学、复杂科学和人工智能时代的知识并不协调，所以今天需要一个容纳所有知识体系的“复数真理”的新百科全书概念，需要具有最大丰富性的共可能性。

新百科全书的概念可用于创建跨文明的相聚点。我设想了一种“综合文本”的方法，首先设定，所有文明的知识体系都是相互参照系；然后，以普遍问题或共同问题作为思想的初始出发点和相聚点。各种传统之间虽然缺乏知识和价值的相聚点，但人人无法回避的普遍问题或共同问题必定是共同的出发点和相聚点。如果各种文明的知识和思想都以普遍问题和共同问题作为连接点和汇合点而联系起来，形成网络式的无限文本，那么，“新百科全书”概念就能够建构一个共享的非排他的知识世界，相当于一个知识的天下。

在远古时代，口语决定了思想和精神表达为神话、歌谣和传说；从古代到现代，文字与印刷决定了思想和精神表达为大容量的书本；在今天到未来，数字化、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将会如何影响思想和精神？这是今天必须面对的问题。以技术系统为基础的未来世界隐约在提醒我们，文明的再一次强劲发展需要以未来问题为对象，为世界创造新的秩序，这意味着，文明的未来性再次成为超越传统性的新问题，或者说，问题结构由“来龙去脉”转换为“去脉来龙”。以未来问题为出发点，能够更好地重构传统的意义。

作者丨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学部委员、研究员

编辑丨刘立平，深圳卫视直新闻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