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简洁和朴素

年届五十，我之所以还在写作，并且有信心在智力和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直写下去，完全是出于对写作的热爱。这几年，我的写作其实一直都在“撤退”。我对写作的理解越来越倾向于简洁和朴素。比如，在写作形式上我不再追求自以为是的创新；比如，在写作题材上我不再放任自流般拓展；比如，我拆解自己的名字，设置了杨村、喜镇、凤城这样三个文学地理。我只写自己熟悉的人、熟悉的事，我希望自己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不会走远，都能在夜不观色和醉意朦胧的状态下找到回家的路，都能够一眼辨认出自己的亲人。

中篇小说集《沙发》(北岳文艺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收入我近几年创作的8篇小说。客观讲，我在写作短篇小说时更加用心，投入的精力和心智也要多一些。我的短篇小说虽然谈不上多么精致，但要比中篇好一些。这样说并不代表我不看重《沙发》中的小说，这些小说中的人物都曾打动过我，因为他们就生活在我的身边。我熟悉他们的行为方式、处世之道，熟悉他们说话时的腔调、走路时的样子。写他们的同时我也在写自己，不停地解剖自己、反省自己。我希望发出真实的声音。对一名写作者而言，说真话难道不是起码的要求吗？

在中篇小说《沙发》和《波隆那比熊》中，我分别塑造了李春和李丹阳两位女性形象。她们都是从乡下来到县城打拼的女性——说“打拼”可能严重了，她们只希望在县城安身立命，即便生计艰辛也可以顺风顺水地过下去。她们不是个例，而是一个对命运不甘、努力与现实遭遇抗争的女性群体。她们无论经受怎样的委屈和波折，都会温柔着陆，不可能掀起大风大浪。这正是我所接触和了解到的乡村女性，当我写作这两篇小说时，记忆中那些熟悉的面孔不时在脑海中闪现。我在想，假如现实中的她们知道我在描摹她们的生活、猜测她们的心事、感慨她们的命运，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我喜欢写乡下的女性，无论她们有着怎样的性情和经历，我从她们身上都能感受到母性的光辉。因为熟悉和亲近，我写起她们来才会感觉到踏实和从容，才会在写作时体会到温暖和感伤。对写作者而言，先打动自己不也是起码的要求吗？

要说打动自己，记忆更为深刻的是写作《模特的葬礼》和《少年刀》时的情态。在《模特的葬礼》中，众人设局向曹老头隐瞒了儿子去世的消息。小说中我像帮凶一样为他们设计了种种隐瞒的方案。我希望自己写得狠一些，每一次设计都能体会到灼热的疼痛。这篇小说篇幅并不长，我还想设计下去，却于心不忍了，只好以福虎告诉曹老头真相草草收场。我明白这种于心不忍会影响到小说的力道甚至格局，但我仍然希望对笔下的人物多一分体谅和关照。《少年刀》也是这样，当小说中那个少年趴在屋顶上目送一支送葬的队伍远去时，我想起来自己12岁那年父亲葬礼上的许多情景。写作需要节制，当然包括情感和情绪方面的节制，我希望自己以后能节制一些。

我愿意将《伪诗人》和《地下室》归为一类小说。它们都写到对现实生活的厌倦，主人公都希望在缥缈的梦想牵引下逃离现状，面目都有可憎之处却又让人心生怜悯。我承认在这两个人的身上有自己的影子，甚至认为有好多人的影子。我喜欢一个人乘坐火车或者长途汽车的状态，身边都是陌生的面孔，没有谁关注你。窗外的风景看着看着便恍惚了，不知去往何方，却知道缥缈的远方有未知的事物等待着你。我把这种略显混沌的状态理解为短暂的逃离，火车“咣当”一声停下来，长途汽车停靠在路边，我们又回归到了惯常的生活。

用“走神”来概括这种状态可能更准确一些。我这样想，现实生活中也许我们都有过逃离的冲动，但绝大多数都还在厮守着一言难尽的生活。我和一位写作的朋友聊天，如果能果敢地走出去，与现状进行一次决绝的对抗，必然会提升写作的境界。然后我们都笑了。我们知道，除了写作，生活还需要温柔以待。

《沙发》作者杨凤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晋中市文联副主席，出版长篇小说《银谷恋》、短篇小说集《玄关》《愤怒的新娘》等著作，曾获“赵树理文学奖”等奖项。

《沙发》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