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眼观察】到贵阳，喝碗茶！从思乡茶到避暑茶，一口穿越80年

“到贵阳，就好了！”

“能吃上一碗茶，就好了！”

这是去年底，记者采访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贵州省茶文化大使、著名作家叶辛，谈及贵阳街巷文化历史时，他道出了一段关于抗日战争时期，许多人逃难贵阳的历史故事。

“思乡茶”是思乡救国的乡愁

在抗战期间，作为“大后方”的贵阳成为饱受战争折磨的民众躲避战乱之所。

在这千里逃难的过程中，大多数人饱受饥饿之苦、时常受到炮火的惊吓，所以他们途中便相互安慰和念想：“到贵阳，就好了！”

这有两层意思，一是生命有了安全保障，不受战乱的折磨，二是在贵阳的生活相对有保障，不受饥饿之苦。所以，江苏、安徽、浙江、上海等长江下游省份的民众逃到贵阳居住。

“能吃上一碗茶，就好了。”就是在长时间的逃难中，能喝上一碗凉茶‌消暑解热，成为很多人的奢望，也反映出“喝茶‌消暑”成为当时很多人的生活习惯。

据《贵阳文史》杂志刊登的《抗战时期的贵阳茶馆》文中讲述：“1937年全市人口约为10万，1940年激增为20万，1945年又增为30万。”

贵阳市南明区坝坝“避暑茶”吸引无数人走近。图源：南明文旅

随着贵阳人口急速增长，旅馆、饮食店、茶馆等行业迅速兴起。尤其是贵阳大小茶馆，更是成为一代人的记忆，同时也是推动近代贵阳生活走向近代的一个展现。

据《贵阳市指南》记载，“贵阳市中心区，酒楼、茶社甚多。且每家均顾客拥挤……”那时的贵阳茶馆有以喝早茶、晚茶为主的广式茶馆；也有以说相声、清唱为主的传统茶馆。

1940年，贵阳茶馆有“生生园”“五羊茶室”“乐园”等。专门喝茶的茶馆、茶社多集中于威西路、威清路、南京街（今中华北路）、红边门、普定路、三才巷(今延安东路）、南明路等偏僻地方，总数近150家。

贵阳街头速写，茶肆工人在翻看报纸。资料图

1942年，贵阳还成立了贵阳市茶食业同业公会，贵阳茶食茶馆达到620家，其中入会的为540家。其中新成立的日升楼茶社有职员11人，每月进货（以茶叶、瓜子为主）3 万元，售货达到5万元。

1943年，六朝居茶楼有职员23人，资本额为6万元，每月进货6万元，销售货物超过7万元。

在1943年贵阳市商业登记各业登记家数及资本额一览表中，茶食和茶社的家数为30家和83家，资本额分别为173700元和184100元。

在《抗战时期的贵阳茶馆》文中：一些人回忆老贵阳时说，“抗战期间，‘坐茶馆’成了新贵阳人（抗战时期避难来到贵阳的人们）的一种特别嗜好，他们怀想叨念故乡之时，茶馆是最纾解乡愁之绝佳之处。”

积满污垢的铝皮茶壶，是当时茶馆中的“标配”。资料图

这时期，贵阳茶馆成为“逃难”人的港湾。在《抗战期间黔境印象》书中一作者自述：“在贵阳总共待了五天，每天除了在马路上瞎逛之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茶馆里度过的，因为日里大家都有工作，我一个人闲着反而没有去处。”

这时期，贵阳茶馆是知识分子的创作天堂。迁入贵阳的学校有大夏大学、湘雅医学院、浙江大学等学校和其他机构，许多学生、教授、文化名人和社会人士也随之迁入贵阳，在茶馆喝茶也是他们在生活的一部分。

文学泰斗巴金的《人间三部曲》，其中有两部是在贵阳创作的。1944年，他辗转来到贵阳后，也喜欢待在茶馆里，“白天我到大街上散步，更多的时间里去小旅馆附近一家茶馆，泡一碗茶在躺椅上躺一两个小时，因为我也有坐茶馆的习惯，在那里我还可以观察人。”

翻开贵阳茶馆兴起与抗日战争悲壮历史，个人苦难命运与国家衰亡紧密相连。

在当时的贵阳茶馆，茶友喝的每一碗茶味道各有不同，有时是背井离乡的乡愁，有时是“国破家何在？”的心酸，有时是抗日救国的家国情怀。

据史料文献记载，当时的贵阳茶馆是宣传抗日救国的重要阵地之一，茶馆里的山歌等民间文艺和外省流入的“文明戏”一样，都与宣传抗日救国有关。当时的贵阳报纸刊过一些以宣传抗日为中心的山歌歌词，在唱山歌的茶馆也在演唱过这些歌词……

贵阳茶馆是贵阳人民的文化生活空间

贵阳茶馆兼容接纳了所有进入贵阳的外省人，无论贫穷富有，也是贵阳本地人的文化休闲家园，且贵阳茶馆有自己的特别之处。

在贵阳，茶馆好像是为人民大众而设的，上茶馆的多半是社会上的普通民众，坐的是长条凳或方凳，茶具是粗陶瓷的盖碗杯。清早起来，他们拖着两只鞋，拿着叶子烟杆便到茶馆里来坐谈，有些从清早坐到正午，从傍晚坐到夜深。

曾有外省入黔者记载：“进早点后，在街中闲逛，走到偏僻市区，见茶馆中坐着许多人在喝茶，嗑瓜子，吃糖果……”。

贵阳市南明区坝坝“避暑茶”。图源：南明文旅

在景点处和偏远的地方，贵阳也有茶亭或茶坊供游人和农人休息。每逢盛夏，游客在游玩景点后可在茶馆里歇息。有游客游甲秀楼回忆道，“楼对观音阁，这阁是依山傍水，上面设有茶社，临窗远眺，远近的景物尽收眼底。”也有茶馆是为了方便过路的农人而设的，方便劳累的行人修车整顿，《贵阳旧事》记载了一位作者的所见所闻，“走了五里路，到茶亭，那里是一个小市集，有茶馆 …… 赶马的人，在茶馆和吃食店中谈着天。”

贵阳茶馆是贵阳人享受文化生活的茶馆。《竹枝贵阳》记载：“大小茶馆新休闲，张家被盗李砸锅。王家媳妇欠规矩，赵家姑娘去跳河。”作者还在词后面标注：“筑城街道数以百计，茶馆多，市民爱蹲茶馆，听说书，互传各式各样新闻……”

《贵州政协报》刊发的《民国年间贵阳的茶事》文章作者韩进写道：“1960年至1966年上半年，我常晚上在沙河桥、红边门小街茶馆门口看到馆内座无虚席，门外也站了不少小市民，在津津有味地听说书人说书。说书的内容有《小五义》《七侠五义》等武侠小说。”

“我时常驻足听一段，迟迟舍不得离去，不觉时间已晚，才匆匆赶路回郊区家中。”韩进回忆当时在茶馆听说书人说书的场景。

在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贵阳市大南门、老东门、大西门、头桥、纪念塔、油榨街、水口寺、大十字等地都有不少茶馆，位于大十字的“大中国茶厅”，就是以“茶”取胜。每年时值初夏，贵阳就有“露天茶馆”，就是如今的坝坝“避暑茶”，市民晚间多到此乘凉。

打造贵州“避暑茶”全新 IP 品牌恰逢其时

“到贵阳，能吃上一碗热腾腾的饭，喝上一口解渴去热茶，就好了！”追寻贵阳茶馆的人文历史，复旦大学传媒与舆情调查中心执行主任、社会学博士李双龙感慨不已，“我的家乡是江苏的苏南地区，以前常常听父辈们谈起逃难贵阳的艰辛，他们对这座城市也充满感情。”

三五好友，围坐品茶。

“战乱年代，当时贵阳民众也是非常穷，但仍有民众拿出家里的‘茶饭’来救济逃难的人，这是令人非常感动的事。”这个暑假，李双龙来贵阳市南明区开展“人文黔行∙甲秀南明”文化活动，掀开了这段令人动容的历史故事，他说，抗战期间，贵阳茶馆增加到600多家，其中的大部分也是逃难到贵阳的人开设。“贵阳茶馆不仅是无家可归人的港湾、工作场所，更是这些逃难人谋生的职业。”

“抗战时期，贵阳茶馆的茶是生命之茶、生活之茶，现在盛世，贵阳茶馆的茶是‘避暑茶’、静心茶。”李双龙说，建议贵州发起相关的“避暑茶”活动，邀请江浙等一带人来贵阳茶馆喝祖辈、父辈喝过的茶，来体验在贵阳生活过的场景。“让这些年轻人忆苦思甜，感恩这个和平的幸福时代。”

贵州的茶文化，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原生态的文化元素，在其繁衍生息的历史长河中，贵州的18个世居民族创作、继承、发展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并在发现、利用茶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茶文化。

黔里非遗的青云茶馆。

“在这些不同的文化环境中，茶在祭祀、婚礼、礼仪、社交等方面的利用，形成了贵州土著居民独具特色、多姿多彩的民俗民间茶文化以及抗战时期留下的茶文化，都赋予贵州茶文化独特的历史地位。”贵州省茶文化研究会、贵州省绿茶品牌发展促进会秘书长徐嘉民说，尤其是抗战时期的贵阳茶馆，不仅为无数漂泊者留存了独特而温暖的记忆，更以其“个人命运与国家兴亡紧密相连”的文化底色，在中国茶馆史上书写了独特而动人的篇章。

时代在变迁，贵阳茶馆的使命随之更迭，但其“属于人民大众”的底色始终如一。如今，它又成为贵阳避暑生活的“烟火茶”，以袅袅茶香，寄托着本地人与南来北往客人对贵阳生活的那份雅趣和向往。

“不管是从历史角度来看，还是从现在的‘避暑茶’来看，贵阳茶馆不仅是贵阳人的茶馆、贵州人的茶馆，它还是全国人民的茶馆。”徐嘉民说，“如今的贵阳茶馆，不仅珍藏着一份独特的历史记忆，还是贵州对茶文化的一份传承和发展，同时也承载着一种悠闲惬意的美好生活。”

徐嘉民认为，贵州坐拥独厚的“凉资源”、优越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民族茶文化底蕴，若能将这些优势与沉浸式旅游体验深度融合，打造“避暑茶”这一全新 IP 品牌，恰逢其时。

徐嘉民强调说，此举不仅是一次贵州茶品牌价值链的升级，更将推动贵州茶园从单一“卖茶叶”向综合“卖茶园、卖生态、卖气候”转变，从而拓展贵州茶价值链，升级产品链，构建起具有更高溢价能力和更强用户黏度的产业发展新模式。“这也许将成为探索贵州茶产业发展的又一条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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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熊江睿 周梓颜

部分文献资料来源《贵阳文史》杂志

编辑 王小婷

二审 杨韬

三审 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