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列国志》中的士人有哪些特点？

《新列国志》是明代冯梦龙在不满余邵鱼《列国志传》的基础上创作的一部历史演义小说，该作品描述的是春秋战国的沧桑巨变，展示的是东周列国的盛衰兴亡。

这一时期，各诸侯国相互争斗，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层出不穷，作者通过对小说中士人形象的塑造，寄寓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和道德理念，在反映历史表象的同时，也折射出对历史的思考。

《新列国志》以一种“知往事，鉴来者”的反思精神，形象地再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歌颂了明君贤臣，表现出鲜明的贤人政治理想。同时，对于那些荒淫无耻、残酷暴虐、伪善昏庸的统治者，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一、士人形象的基本类型

小说中的士人略分为武士和文士两大类。当然有时文武的界限也不是很明确，很多士是文武兼包，如智谋出众的蔺相如，又有“以颈血溅大王”的勇气，以“三寸之舌胜于百万之师”的毛遂也有“按剑而言”的侠客行为。

如管仲虽然有用剑射伤公子小白勇武的一面，但其重要的历史贡献是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平定天下。他最突出的特征是在文治方面，故应该算作文士。

1、武士形象

武士，往往指那些有一定的武力并且具备战斗本领的人群，同时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人也具备一定的政治智慧和良好的道德修养。从士的特点和社会地位，以及所处位置三方面将小说中的武士大略分为力士、将士和侠士三种类型。

力士，指的是力气大而勇悍之士。这类士人的特征是力大无穷，但是缺少谋略，好逞一时之勇，没有明确的是非观念，喜欢凭借自己的意志行事，同时他们又十分重视个人的名声和荣誉，往往结局都不是很好。

与有勇有力而无智谋的力士型士人相比较，将士型士人主要指那些战场上运筹帷幄的将帅，他们既足智多谋又武艺高强，在战争过程中面对突如其来的意外能够做到灵活应变，具有鲜明的治军特色。这类士人往往以国家利益为主，不计较个人得失。

侠士，顾名思义，指的是侠义之士。这类人的特点是，重然诺、讲信义，知恩图报、见义勇为，甘为知己者死。

侠士并不指那些滥杀无辜的人，他们只做自己认为正义的事，为了大义甚至不惜牺牲性命，作者对他们持有赞扬态度。

2、文士形象

操笔杆的称为文士，其实文化人，包括辩士，皆可称为文士。与武士的孔武有力相比，文士主要指那些依靠知识、智能获得社会地位的士。根据小说中文士不同的个性特征，将其大致分为谋士型、游士型和隐士型三种。

谋士型士人能够洞察风云，富有政治策略，为自己的国家和主子出谋划策，他们在关键时候往往表现出非凡的智慧，能起到扭转时局的重要作用。

这类士人靠自己的知识才能，通过为君主出谋划策，获得君主的认可，使自己的地位得以提升，以此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游士又称“游说之士”、“谈说之士”、“言谈游士”等。这类人的特点是：口才好，爱辩论，多计谋。他们为了追求富贵，以奔走他国，游说人主，甚至挑起列国间的战争为能事。

同时，他们熟悉列国情况，能言善辩，讲究权变，积极为各国君主出谋划策。这类士人巧舌如簧，善于随机应变，他们往往喜欢引用历史经验，增强自己的论辩色彩。

因为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恰当地引用历史经验来论证某一问题，隐士是不出仕为官的，他们不在意功名利禄，耻于与道德低下的人为伍，更注重个人品德的提升和完善。

这类士人往往耻于金钱和名利，他们不喜欢被约束，更愿意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在作者眼中具有崇高地位。

二、士人形象的精神风貌

1、积极入世的情怀

春秋战国时代的士，虽然各为其主，政治主张有所不同，所属势力集团屡变，但是积极入世的情怀，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即使一些不以功名为利的隐士也无例外，范蠡、介子推和鲁仲连都是先入世的，后来或为了躲避灾祸，或耻与俗人为伍，或不屑荣华富贵才隐世的。

而为何要积极入世，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通过参与政治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和人生价值。第二，为了摆脱贫困处境，获得荣华富贵，提升社会地位。

无论是通过参与政治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还是为了追求富贵摆脱自己的贫穷处境，积极入世的本质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面临许多磨难，只有具备刚毅顽强的精神，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2、超越物质欲望的精神追求

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荀子说：“无廉耻而嗜乎饮食，则可谓恶少者矣。”又说：“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

可见物质固然重要，但是当物质和精神不能兼顾时，士人往往更重视对精神的追求。将精神追求放在首位，是士区别于其他阶层的特征之一。小说中的部分士人当他们受到羞辱时，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尊严。

3、不卑不亢的主体意识

春秋以来，士的社会职能逐渐增强，上希望辅佐君主，下希望拯救民生，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然而现实生活状况的窘迫，又使他们常常发出尖锐的批判之声，猛烈地抨击高贵者的没落、腐朽和无能。

在卑劣污浊的现实政治面前，他们始终保持着自己的道德优越感和人格尊严。

到了战国时期，由于尊士之风盛行，士的身价进一步提高，一些士人常常高傲自处，甚至不把君王放在眼里，因为他们认为自身具备吸引君主的资本，他们的一举一动直接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兴衰。

三、士人形象书写的意义

《新列国志》是冯梦龙晚年历经国破家亡、人世沧桑之后创作的一部历史演义小说。

作者以春秋战国为时代背景，塑造了众多的士人形象，他们或是政治智囊、或是军事参议、或是外交使节、或是思想精英。通过这些士人形象的书写，冯梦龙一方面将自己的政治思想和道德理念寄寓其中，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实现自己规诲言谏的教化旨意。

冯梦龙将重“教化”的思想观念寓教于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和士人形象之中，使其产生巨大的道德感染力与批判力，进而起到警醒世人的作用。虽然冯梦龙经常按照儒家伦理道德评判标准，来评价人物，热衷于将历史道德化，将政治伦理化。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他并没有完全把它当做宣扬教化的简单工具。相反，诸如朝政的得失，人事的变迁以及家国的兴亡，通过其加以展现出来。

四、士人形象塑造的艺术手法

《新列国志》是明代冯梦龙在余邵鱼《列国志传》基础上，综合其他史料加以删减和改编而形成的一部长篇通俗历史小说。

1、点染虚构

明代小说家熊大木和蒋大器等人认为，创作历史小说不必事事本诸正史，应该允许有一定虚构。

而冯梦龙、蔡元放和毛宗岗等人则强调，历史小说必须据实指陈，不能臆造，要与经史相表里，贯彻实录精神。事实上，任何一部正史所叙述的事件都不可能完全符合历史原貌，因为一旦进行创作就不可能不带有作者的主观思想，即使像司马迁、班固、司马光这样优秀的史学家也是如此。

同理，任何一部号称“羽翼信史”的历史小说，也不可能事事依据正史，无丝毫出入。《新列国志》作为“羽翼信史”派历史小说的典范作品，一方面，书中大部分内容都可以在史料中找到本事。

另一方面，作者在“大要不敢尽违其实”的前提下，做到了“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使其艺术水平远远超过了同类其他小说。

2、传奇手法

小说中，作者大量运用传奇的艺术手法对士人形象加以描写和刻画，进而凸显人物性格某一方面的特征。

如小说四十五回写先轸因为晋襄公释放秦之三帅而怒唾其面，固为无礼，虽然晋襄公原谅其忠愤而不加罪，但他自惩其罪，免胄受死，以表示忠君之意。

3、对比衬托

小说本于史传笔法，常常通过对比衬托的方式，突出人物性格特征。细读小说会发现，许多士人都是成组出现的。如以游说为主的张仪和苏秦，智勇双全的孙膑和庞涓，身居高位的范雎和蔡泽，军事理论家司马穰苴与孙武等等。

历史上他们属于同时代同时期的风云人物，作者在不违背历史事实的情况下，将他们放在一起。客观上，也起到了相互对比和衬托的作用，而通过这种同类型人物之间相互对比，也更为真实可信。

4、细节描写

《新列国志》中表现人物性格、情态的细节刻画颇多，为了使人物在细节中显得更加丰满和逼真。作者往往通过小说中人物的某一个动作，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

小说三十回写到，由于屠岸夷和白乙丙两人单打独斗时间过久，导致他们“各各气力尽绝”，但是当士兵发现他们时，两人还是“尚扭定不放手”。这处细节描写给予读者充分的想象空间，将两位勇士当时搏斗的情景抽象地再现出来，也将两位勇士好勇斗狠，不愿认输的性格特征展现的淋漓尽致。

5、对话语言

《新列国志》的语言很大程度得力于先秦史传，小说中多数内容是作者通过雅俗共赏的文学语言将史传故事通俗化和艺术化，所以既有史传文学简练、传神的特点，又通俗流畅，生动形象，也有不少民间谚语，具有很强的表现力。作者往往通过人物之间的相互对话，进而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

作者从点染虚构、传奇手法、对比衬托、细节描写、对话语言五方面对小说中的士人形象加以塑造，使他们得以走出史书的晦涩难懂，变得更加具体真实，让读者觉得饶有趣味。

结语

在春秋战国这段动荡的历史时期中，旧有的社会制度被打破，新兴的社会秩序重新组合，士阶层得以空前发展和壮大。

在《新列国志》中，冯梦龙以自己独特的叙述方式艺术地再现了春秋战国时期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通过对小说中士人形象的塑造，他将自己对历史的思考以及他任贤图治的政治思想和忠君报国的道德理念渗透其中，意在使读者清楚地看到历史发展的规律在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历史人物在这种规律制约下的行为和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