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龄贵：蒙元史的深耕者

本文转自：云南日报

方龄贵（1918—2011），吉林扶余人，蒙古族。著名历史学家、蒙元史家、文献学家，在《元朝秘史》、《通制条格》、元曲及元代云南碑刻等学术领域均有卓越的、创造性的贡献，被誉为中国蒙古史和元史研究的泰斗。历任云南大学文史系讲师、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兼系主任等职。

邹建达

方龄贵出生于东北，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从东北出关到西南联大求学，历时十余载之久。学业有成后，继续扎根奉献于云南，在科研教学岗位上奉献60余年。

有关方龄贵早年的经历，他曾在访谈中谈道：“1931年，当我读高小二年级的时候，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兵占领了东北”。此时的东北三省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方龄贵被迫于1935年告别家人前往尚属平静的北平求学。1938年，高中毕业，报考了已南迁至湖南长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后至昆明进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习，他从此与昆明结缘，并在这片土地上奉献终身。

方龄贵如何走上蒙元史研究这条道路的，他曾回忆称：“我报考历史不是因为喜欢历史，而是希望成为一名作家。”他曾经反复诵读沈从文的《边城》，并得到著名作家萧乾引见，拜访过文学大师沈从文，得赠送《蒙古秘史》，这才与蒙古史结缘，并将蒙古史研究作为自己一生之追求。大学期间一篇《元代边徼诸王叛乱考》更加坚定了方龄贵研究蒙元史的决心。1942年大学毕业，方龄贵考取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史学部，求教于姚从吾、邵循正两位先生门下。1946年，他的毕业论文《元朝建都及时巡制度考》证实了“元一代实行两都并立的制度，大都便于对内地的统治，上都则着重对蒙古故地的照管，不妨说有点二元帝国的意思。”并深得导师姚从吾的赞赏。

方龄贵的六部专著中《元朝秘史通检》，是研究蒙古历史、社会、文学、语言最重要的古典文献，为蒙元史学者必读之书。《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并考释》为方龄贵撰写元碑（含宋碑）考释的论文10余篇，并与王云合著。《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1981年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正式出版，一经出版就引起学界广泛关注，更有学者对该书高度评价：“先生此书融蒙古语学、元曲学、元史学于一炉，环顾当世，有此功力者或有几人，而有此毅力者唯有先生。”吴晓铃在为本书所写序言中推为“必传”之作。《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所收蒙古语系目已近200条，并有部分来自波斯语、阿拉伯语的词语及来自满洲语的借词。《通制条格校注》入选国务院古籍管理出版规划小组编制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年）》。《元史论丛》将方龄贵不同时期的重要论文收入其中，勾勒出他60多年研究元史的基本轮廓。

方龄贵的史学著作在不失严谨的同时，又多有文采。其严谨得益于姚从吾和邵循正两位老师，文采得益于沈从文。方龄贵治元史达60年之久，这期间所撰论文和所著书籍大都为填白之作或开山之作，发前人未发之声，从而奠定了他在研究元史中的重要地位。

方龄贵不仅是蜚声中外的学者，同时也是教育名家，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云南从事教学工作，曾在小学、中学兼课，也在大学任教。他曾在访谈录中说道：“教书不但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乐趣，所谓‘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我觉得我的生活很充实、很满足、很幸福，可以说，我并没有虚度年华。我常讲，人如果有第二次生命，我将毫不迟疑地仍然选择教书这个行当，不离开三尺讲坛。倘问我的人生感悟，那就是8个大字：愿为红烛，甘做人梯。如此而已。”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