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上海女人

本文转自：钱江晚报

我们家是在我出生前两个月，从上海搬到杭州的。所以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可算是真正的杭州人。

杭州是上海的近邻。

我小时候有一半时间，居住在上海。长大后，也是常来常往，两边跑。由于地理相近，很多人都以为杭州女人和上海女人没有什么区别。其实不然，熟知了杭州女人与上海女人的人，仅看眼神，就能辨别出两地女人的不同之处。

我小时候常住在五角场复旦大学宿舍内，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杭州家家户户还烧煤饼炉时，上海三妈家已早就用上了管道煤气。那时候，我真羡慕她们不用每天生煤炉，也不会因煤灰而把厨房搞得灰尘蒙蒙。一回家，肚子饿了就可以在煤气炉上，炒一碗青菜肉丝年糕吃。

不过，五角场按从前的说法是郊区。从那里到南京路去，就像乡下人进城一样。好在那时候，三妈常带我到南京西路祖父的房子里去。那是祖父早年买的一栋英式洋房，楼上楼下十多个房间，后来只有楼下一个厢房，仍旧住着祖父年近70岁的妹妹。三妈带我去，就是去看这位姑奶奶的。

姑奶奶是我最早见到的上海老女人。那时候，姑奶奶的丈夫也已经去世。儿子、儿媳则远在美国，她一个人住。

姑奶奶住的房间不小，好像足足有二十多平方米。房间里的家具，全是红木的。三妈与我去看她，每次都要带上很多好吃的东西。比如：鱼干、咸肉、香肠、火腿，还有鸡蛋、水果、白糖等。三妈带这些东西，都是用米袋装的，这样不会被别人发现。因为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三妈也都是凭侨汇券买的。

记忆中姑奶奶很会说话，也许是孤身一人太寂寞了，我们去她就说个不停。她与三妈谈家事，谈自己的坐骨神经痛，与我则是要吹点牛，讲讲从前的大上海，讲讲她年轻时光的一些趣事。所以通常我与三妈一起去，总是我一个人自己坐车回来。有时晚了，就索性与姑奶奶同床睡一宿。

春天的时候，姑奶奶的大衣襟盘扣里挂着白兰花，或者栀子花。别看她年龄大了，衣着却是干净整齐的。坐在那里，一看就是典型的上海太太风范。如果出门，姑奶奶的大衣襟里还会插一块手帕，上海人叫手帕为绢头。姑奶奶的绢头有麻纱的、有四周镶着花边的，其颜色有白色的，也有花色的。姑奶奶年轻时，正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时候她穿旗袍，烫长波浪，喝可口可乐。如果是夏天出门聚会，除了旗袍上斜插的绢头，还有一把檀香扇。绢头和檀香扇，是那个时代上海女人出门时必不可少的装饰品。

姑奶奶一生都很讲究仪表。

上海女人大多都讲究仪表，她们有固定理发店、固定理发师的习惯。就是在最倒霉的时光，姑奶奶也雇着一位“梳头阿姐”的。“梳头阿姐”是上海早年的产物，她们捧着只梳头箱穿街走巷，生意非常好，有固定顾客。其实，姑奶奶自己每天沾着刨花水盘出的横S头也不差。“梳头阿姐”来，只不过给她带来外边的信息，与她说话聊天逗趣儿。

在旧时光的上海，女人都有她自己的身份和称呼。小姐大姐、女士阿姨，不是随便可以乱叫的。姑奶奶是被邻居称做“申家奶奶”的。我想也就是“申家姆妈”的延伸。

然而，上海除了有钱人家的女人，还有贫民区里的女人。上海的贫民区被称为棚户区，也有俗称为：“下只角”。她们住在歪歪斜斜的危棚简易房里，却是达观的。我有一个同学就住在棚户区，七十二家房客的那种环境，居家之门日日敞开，也不怕小偷光临。

棚户区里的上海女人，干家务活大多都在天井里。公用的自来水龙头，人多了就要排队。小椅子、小板凳、竹躺椅都放在屋檐下，有女人坐在天井里编织毛衣，有女人淘米洗菜。她们穿着睡裙和拖鞋，在墙门里穿梭。

张家长、李家短，是棚户区女人一天的谈话内容。孩子放学回来了，就在木盆里给他洗个澡。水不够，就用脸盆里的水往头上淋下去。土办法的莲蓬头，逗得孩子很开心。当然棚户区最有意思的是，一大早女人们刷马桶。她们用长柄刷和着毛蚶壳，嚓啷啷爽利地刷着马桶。这虽然是不太雅观的家务活，但因着几代女人的遵循，也就习以为常。

那时候，棚户区的居住条件是很差的。他们没有管道煤气，女人们在刷马桶的同时，还要生煤炉。真是一家生火，八方遭殃，煤烟味直往家中窜，但也没有办法。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天的生活开始。

如今我的姑奶奶早已去世，三妈也去世了。我还是照旧常去上海，与上海女人聊天的感觉和杭州女人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她们与杭州女人一样爱好打扮，但她们更注重细节，通常在随身携带的皮包里会放化妆品和香水。她们的特点，也就是懂得外在美与内在美的和谐统一。

所以，上海女人冶炼出的是一种全新的持久弥新的动人气质；而那动人气质又与她们燕子衔泥般垒起来的小巢连在一起，并且在暖烘烘的温室里，勤劳、静谧又安然地憩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