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文化对锦绣盛唐的丝绸服饰有何影响

丝绸，作为中国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瑰宝，自汉朝丝绸之路的形成开始，就注定了它会让整个世界为之惊叹。“驼铃古道丝绸路，胡马犹闻汉唐风。”数年来，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商队，伴随着悦耳的驼铃，将中国的丝绸带到世界各地，同时河西走廊上的戈壁黄沙，也见证着各种异域风情经过玉门关，进入华夏。

到了公元７世纪的唐朝，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富包容和开放的朝代，也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朝代。作为沟通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丝绸之路再次繁荣起来。唐人们以开阔的胸襟接纳着来自天南地北的文化元素，并将这些风格迥异的文化元素体现在了丝绸服饰上。

一、“碧玉炅炅双目瞳”，英姿飒爽的异域人物形象

胡人，是中国古代对北方边地及西域各民族人民的称呼。包括秦汉时期的匈奴，三国两晋时期的乌桓，鲜卑等。到了唐朝，突厥占据了蒙古高原，成为与中原王朝来往最密切的“胡人”。随着唐太宗“天可汗”的声名远播，这些异域民族纷纷选择臣服于李唐王朝，而唐朝人也以绝对包容开放的姿态欢迎他们的到来，当时的长安，胡汉混居，不分你我。

胡人甚至可以在朝堂做官。在唐高宗统治的时期，大唐周围的７０多个国家和地区与唐朝保持友好往来，高宗下葬乾陵时，其中的１１个国家派使臣前来参加葬礼。在《旧唐书》中载：“俄而天下岳牧集乾陵会葬”，武则天还将他们的形象刻石，树立在乾陵朱雀门外。这就是著名的乾陵六十一蕃臣像。

在唐朝，无论是朝堂还是民间，随处可见胡人的形象。诗仙李白曾作诗《上云月》“碧玉炅炅双目瞳，黄金拳拳两鬓红。华盖垂下睫，嵩岳临上唇。不睹诡谲貌，岂知造化功？”胡人影响了大唐的方方面面，自然也包括人们的丝绸服饰。

无论是丝绸，或是陶俑塑像，似乎与胡人相关的题材，骆驼和马总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在中国丝绸博物院，藏有团窠联珠对翼马纹锦，向我们展现了唐朝时期典型的西域胡人形象。纹样中的胡人一手持马缰一臂扬起，两人回首相望。马背上的胡人头戴冠顶帽，后面飘有蓝色长巾，长有蓝色络腮胡。胡人能作为纹样设计的题材出现在丝绸上绝非偶然，它从侧面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异域文化传入大唐的状况。

除了这些生动形象的胡人形象纹，还有一种“狩猎骑士纹”，也是唐代丝绸服饰上常见的外来元素。狩猎骑士纹也叫狩猎纹，是萨珊王朝经典的艺术主题，在萨珊银盘中经常能见到它的身影。

至唐代，狩猎纹饰在丝绸中已经较为常见，并趋于程式化，常以一种标准化的姿势呈现，即“波斯射”，其表现形式以狩猎骑士回首射箭的姿态出现，除了射猎的动物会有所变化，骑士的姿态和形象始终如一。

今藏于日本法隆寺的联珠四骑士狩狮纹锦，便是由隋唐时期的中国工匠所制，后流传日本。该锦经历了一千多年，仍保存完好，光彩依旧，充分体现出唐人的智慧。纹样中，联珠环内中心位置有一棵大树，称之为“生命树”，树的两边有四位骑翼马的骑士，姿态皆为转身后射狮子，且呈对称分布。

值得注意的是，马肚中各标有“山”“吉”字样，此为隋唐官马的标志，汉字的出现也体现出胡汉文化的完美融合。锦上纹样元素虽然较多，但构图却设计的井井有条，丝毫不见紊乱，可见古人的审美高度。

二、“异兽来庭，不羡雕题碧砮。”来自异域他乡的珍禽瑞兽

狮子，古称“狻猊”。如我们所熟知的古典名著《水浒传》里，便有一条梁山好汉唤作“火眼狻猊”邓飞。狮子原产于非洲、美洲和亚洲。由于非我国本土产物，所以在汉朝以前，中原人从未见过狮子。

《汉书·西域传》中记载：“乌弋国有师子，似虎，正黄，尾端毛大如斗。”直到东汉，狮子才作为贡品被送入我国，和狮子一同进入中原王朝的还有佛教。

在印度文化中，狮子的地位很高，是佛陀的护法神。到了唐朝，由于大唐国力的强盛，被进贡的狮子越来越多，狮子也不再显得那么神秘，武则天时期，为了体现武将的勇猛善战，狮子的形象也出现在了武将的朝服之上。

如这件团窠对狮纹锦经帙，此经帙为典型的栗特锦。主体纹样是两只狮子相对而立于棕榈花台上，外面是由小联珠和尖瓣环簇成两层团窠环，团窠之间是菱形状花卉，不管是狮子的造型，还是联珠团窠环，都体现出与中国传统纹样截然不同的异域风格。

含绶鸟，又称“立鸟纹”，主要特征是嘴部衔有项链或璎珞，颈部系有绶带的立鸟图案。此图案同样来自萨珊王朝。1982年，在我国青海省发掘了一处唐代墓葬，其中出土了大批丝绸制品文物，其中含绶鸟纹锦数量最多。

其中有一件红地中窠花瓣含绶鸟纹锦，从残片来看，团窠环与常见的联珠环不同，呈现较大的花瓣状，团窠环内的主体纹样是一只含绶鸟。鸟的嘴部衔有一串项链，下垂三珠，头后飘有绶带，翅尾呈卷曲状，脖子、翅膀以及尾翼都有联珠装饰。

根据许新国先生的分析，含绶鸟在萨珊王朝象征着王权，如含绶鸟颈部后的绶带和嘴中所衔项链都说明了这一点，虽然这种宗教寓意在唐代并不适用，但这种来自异域他乡的纹样风格却颇受唐人喜爱。

大象早在夏商时期，中原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水草丰盛，还能见到野生大象的出没。《殷墟书染考释》记载“象为南越大兽，古代则黄河南北亦有之”。后来随着气候和生存环境的变化，大象便在中原绝迹了。

唐朝时期，东南亚各国常年向大唐进贡大象。《旧唐书》记载，唐中宗时期“神龙元年，上御洛城南门观斗象”，《唐会要》记载“永徽以来，文单国累贡驯象三十有二，皆豢于禁中，有善舞者，以备元会充庭之饰。”

大唐朝廷还为此专门设置了圈养大象的机构，称为“闲厮”。在所有进献的大象中，最著名的便是来自林邑国的白象，白象在佛教中是释迦菩萨的前身，具有非凡的意义。

由于佛教在唐朝的盛行，在织物纹样中，常有大象、莲花以及狻猊的组合图案出现。如唐代狮象莲花纹锦，织锦分为三块，右边两块是图案一致的狮纹，左边是一个大象图案，象鼻下垂，象背上有房屋状的建筑，里面坐有四人。

大象图案以纵向排列，两列中间夹一列莲台图案，莲台有九片莲花花瓣装饰，台上有一宝珠，后面有背光，莲台的两边各长出清新脱俗的莲花，并在莲台左右各织“白”和“右”二字。

翼马在中国西北，出土过大量带有双翼的马的形象的织锦，这些织锦大都是北朝至隋唐时期的文物。关于“翼马”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是“本土说”，二是“外来说”，在此，我们主要讨论第二种。

外来说主要分为三种观点，一种观点，以李零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有翼神兽是受西方神话中的格里芬影响；第二种观点，以赵丰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纺织翼马纹样来源于希腊的珀伽索斯；第三种观点，李光宗先生认为翼马纹是受古希腊的珀伽索斯和格里芬的双重影响。

通过研究，翼马纹织锦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无联珠团窠环的单翼马造型。如中国丝绸博物馆收藏的翼马纹锦，织锦图案有三行翼马，马的头部有花状头冠，颈部系有连珠

纹，后面有两条飘带，马翼有连珠纹装饰，马的左前蹄呈抬高弯曲状。此锦和含绶鸟一样，同属于萨珊艺术风格。

第二种：有联珠团窠环的单翼马或对翼马造型，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联珠对马纹锦。

第三种是联珠团窠环内有生命树、对翼马以及骑士的造型，如联珠四骑士狩狮纹锦。不论是哪种造型，马翼部分基本相同，都是翼尖卷曲朝前，马身上的装饰品都是典型的中亚风格。

三、“宜尔子孙，蛰蛰兮”寓意多子多福的植物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中，多子多福的观念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来自于异域的一些植物，正寄托了人们这一美好愿望，并且人们将其绣在了自己的服饰上。

1.葡萄

《本草纲目》：“葡萄，汉书作蒲桃，可以入酺，饮人则陶然而醉，故有是名。”葡萄原产于伊兰，张骞出使西域后，葡萄才从大宛传入我国，葡萄不但丰富了我国水果的品种，其果实连接成串，颗颗饱满的形象正好对应着多子多福的美好寓意。

在唐代的纺织品中，葡萄纹通常以两种形式呈现，一是作为团窠环；如吉字葡萄中窠立凤纹锦，我们可以看出，其主体纹样是由葡萄和葡萄叶穿插缠绕构成的团窠环，直径约28.6cm，团窠内是一只凤凰，单脚站立，另一只脚蜷缩，尾巴上扬。

另一种是葡萄纹样，如对波葡萄纹绮，葡萄纹作为主体纹样置于其枝蔓构成的对波形骨架中，循环排列，每个循环图案约3.3cm。

“夜载鸳鸯椅。朝织葡萄绫。”“黑姓蕃王貂鼠裘，葡萄宫锦醉缠头。”从这些唐诗中，也可看出当时的唐人对葡萄纹的喜爱。

2.石榴

石榴原产于古波斯，即今天的伊朗。和葡萄一样，国内学者普遍认为，石榴也是张骞出使西域后传入我国。古波斯认为石榴是“太阳的圣树”，他们同样认为石榴是多子的象征。晚清吴昌硕曾为《遐龄多子图》题诗“石榴多子芝连拳，仿佛瓜瓞歌绵绵。张骞得种安石国，四皓同采商山巅。”古代的人们经常把石榴纹用于新婚之礼中表达对新人的祝福。唐时，石榴纹常与葡萄纹、卷草纹、莲花纹等进行组合。如藏于日本正仓院的赤地鸳鸯唐草纹锦大幡脚端饰，从造型来看，这一花型属于复合型石榴纹样。

结语

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得外来文化源源不断的传入我国，到了唐朝，人们不但能够以包容的心态接纳这些异域文化，并且对其进行融合和创新，结合自己的日常生活，融入中华文化的寓意。无论是异域人物，还是珍禽异兽，或是姿态万千的植物，唐人都可以将自己喜欢的东西以纹样的形式展现在自己的服饰上，这些外来文化元素对唐朝的服饰纹样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文化不仅需要传承，更需要接纳和创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