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口超过中国，中国人生育成本有多高？

户籍、就业、医疗、教育、养老，各个都与生育相关，也相互制约

文/ 袁建胜 高頔

编/ 朱弢

图/Pixabay

联合国预测印度人口可能在2023年4月14日，达到14.2577亿，超过中国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

然而，印度每10年才收集一次人口数据，原定于2021年进行的最新人口普查因新冠病毒大流行而未能如期完成，这个国家到底有多少人目前印度政府还未公布。

有媒体指出，20世纪下半叶，印度一直保持着快速的人口增长，年增长率达到2%。自1947年独立后，印度人口增长了超10亿，并且预计在未来的40年里还将继续增长。

不过，印度经济监测中心（CMIE）数据显示，印度适龄劳动力人口中只有40%在工作或者愿意工作。女性因生育和照顾孩子，仅有10%的印度适龄妇女进入了劳动力市场，而在中国这一数字是69%。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中国人口统计为14.1175 亿，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出现61年来首次负增长。

在2023年全国“两会”上，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成为热议话题。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原副主席姚爱兴指出，随着养育成本增加、教育焦虑蔓延、经济环境和劳动就业压力大、女性工作与家庭冲突加剧、子女养老需求降低等，90后、00后一代推迟婚育、不婚不育现象越来越多，“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问题日益突出。

对此，代表委员们从完善生育津贴、加强税收补贴、增设普惠制托儿机构、免除学费、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等多个方面，建言献策。

到底是什么限制了中国人的生育力？《财经》记者曾多次就生育问题做过采访和调研，节选部分以飨读者。

No.1

婚配的窘境

2018年七夕之前，河北沧州市某县地税局29岁的公务员尹成又失恋了。

这是他第三任女友，邻县的公务员，经人介绍两人相处了半年后，双方家庭开始谋划他们的婚姻大事，谈判几轮后却崩了。这是一场典型的“县城式”分手，婚礼筹备被放弃，恋人成了熟人，再见如宾，没有什么特别的波澜。

尹成在该县的农村出生、长大，父亲做过村主任和支书。他读完大学考取了公务员，在职期间又读了研究生，父亲早早在县城里买了一套房子。尹成这次分手的女友是独生女，女方家里要求订婚当天要带上20万元现金彩礼，还要在邻县再买一套房子，方便未来就近照顾岳父母。尹成月工资不到4000元，家里也没有能力为他购置另一套房产。

在县水利局工作的刘辉对朋友尹成的分手不觉得可惜，县城里一套房子动辄七八十万元，女方再要一套房子过分了。“彩礼嘛，农村和县城一样，男方出个18万、20万元，家庭条件不好的女方可能会留下几万块，一般是把这些钱给女儿支配，比如买台汽车和嫁妆。”刘辉说。

这两年一直在村里挂职参与扶贫工作的刘辉说：“先别说生孩子，现在25岁左右结不了婚的小伙子，在哪个村里没有一二十个？”唐山农村的一名乐队老板刘庆林对《财经》记者表示，当地婚姻成本也是如此，一套县城的房子加彩礼也要100万元左右。刘庆林的乐队专为农村婚嫁葬礼演出。

费孝通1938年在著作《江村经济》中就指出，彩礼是男方家庭对女方家庭因婚配丧失劳动力的一种补偿，女方家庭又通过嫁妆的形式，将资源注入新家庭。随着经济发展和资产丰富，如今在彩礼之外，男方为新家庭购置车辆和房产，扩大了“彩礼”这一资源代际传递的内涵。

在尹成和刘辉所在的县，婚配成本过高有多种因素：既有择偶及分配范围受限，女孩外出打工较多等客观原因，也有计划生育导致当地男女比例失调，以及女性权利缺失等主观原因。

根据河北省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6年该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9万元，据此估算，一个拥有3个劳动力且有男孩的农村家庭，为结婚配置20万元彩礼需5.6年，再加一栋县城的房子需要28年。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原副主席崔郁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曾表示，有30.4％的女性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和80.2％的女性在宅基地使用权证上，没有登记姓名。无论是分配还是继承，在土地和房产等重要家庭资产方面，农村女性都处于非常显著的不利地位。

女方在未来养育孩子中也将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也更有动力以彩礼和房产的形式，在新家庭占有一席之地，彩礼价格的提升，又反过来形成男性婚配的障碍。

“生育总精力”是围绕组建新家庭和生养孩子展开的，资产、时间、劳动力与亲情等不可或缺要素的混合配置，在农村家庭总体收入有限的情况下，“生育总精力”成本的提升，让它愈发呈现出稀缺的状态。

婚配的窘境是延迟婚育的重要前置条件，中山大学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研究员钟晓慧对《财经》记者介绍，1990年至2017年，全国平均初婚年龄从21.4岁提高到25.7岁，平均初育年龄从23.4岁推迟至26.8岁。

一直以来，农村及流动人口“超生游击队“的形象深入人心，他们普遍被认为是对生育率贡献最大的群体，实际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对《财经》记者介绍，农村是2005年之后生育率下降最大的区域，流动人口的生育率也大大低于全国总体生育水平。

No.2

清贫限制了生育力

七夕那天，佳文本来的计划是下班和老公一起吃个饭，或者再看个电影，但她下班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丈夫进家门的时间是23点58分。

佳文来自河南，和丈夫2014在北京结婚，他们都是典型的县城少年，读完大学在北京闯荡，当时婆家出了10万元，佳文家掏了30万元，加上两人的积蓄，贷款110万元买了房子。老公很要强，起早贪黑地工作，三年后把岳父出的钱都还上，女儿也出生了。婆婆开始时畏惧到北京来生活，宁愿出钱给孙女请个保姆，一年之后，她还是来了。“保姆总不如自家人照顾的更好吧。”佳文说。“这也是我们觉得亏欠婆婆的地方，因为孩子让他们两地分居。”

佳文夫妇都是铁定不要二胎的工薪族，女儿身上每月约5000元的消费已是负担不轻，一旦怀孕在公司里又会被贴各种“标签”，生育期间工资减少至少一半。“我算是不错了，产假期间每月还能有2500元，怀孕后我加了不少微信群，里面一些妈妈产假都没有收入，想生二胎的恐怕都不到5％。”佳文说。

也是因为经历过回归职场的艰难，“北漂”李可和佳文一样坚决不要二胎。

“几年前为了能在北京安居落户，已经掏空了双方父母的家底。儿子的日渐长大，幼儿园和各种特长班的花费也让我们吃不消，还需要还房贷。”李可说。为了减轻丈夫的压力和自己顺利回归职场，李可的公公婆婆从老家来到北京帮忙。四个大人一个孩子，挤在一套两居室里。

如果生二胎，就要换房子，车也要换大的，经济重担都压在丈夫一人身上，老人年纪大了，照顾孩子的精力有限，李可自己又要面临一场“职场断裂”：“我好不容易熬出来了，肯定不会再入一次坑。”

与农村不同，在都市里生活的年轻人与原家庭有着较为清晰的界限，距离不但加剧隔代照顾孩子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在突出着情感链接的同时，也隐藏对养老的担忧。

在县城和乡村里，大家庭向新家庭透支性转移资源的过程，同样在都市流动的新中产阶层中发生，双方家庭不仅更有意愿出巨资为下一代买房，也不惜千里迢迢投入劳动力，为孩子照顾下一代。

钟晓慧说：我们首先应追问，为什么中国父母是这样的境况？这与养老保障不足有直接关系，父母给成年子女买房、带孩子，某种程度也是给自己投资一份亲情和保障。

在城市里买房实际也主要是男方及其父母的责任，这既是女性权利缺失的原因，也是结果——同农村一样，城市女性在家庭和生育的付出，同样要求与之平衡的房产以及它所确认的婚姻与生活稳定性——这种不平衡也会延伸到作为独生子女的女方家长的养老问题。

从结婚到生育，从农村走向县城再到都市，在过去的40年里，这是两条互相纠缠的路线，一代人的运行轨迹，都为下一代的未来打下基础，成本也随着这种流动越来越高。

在佳文和李可这里，一代家庭的资源已经远远不足，不得不将两代家庭的“生育总精力”紧密绑定在一起。

No.3

子宫保卫战

文思在和《财经》记者聊了4个小时后赶回家，丈夫、保姆带着哭得眼睛通红的小女儿在电梯口列队迎接。

文思32岁，是3个女儿的妈妈。每天晚上睡觉时，只有大女儿肯安稳的躺在床上，丈夫和她各自在客厅和卧室里捉住尽力挣扎的“一只”，交换幽怨的眼神：生这么多，都怪你。

同样是“北漂”，文思是少数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突破“生育总精力”稀缺状态的妈妈。重点师范类大学毕业，结婚前曾是教育培训机构的老师。虽然自己是高考的受益者，也从事教育工作，但她不想孩子再走这条路。

文思说，这样的教育体系成本高昂，回报却有限——以透支孩子学习兴趣和动力为代价，通过各类打分体系的筛选，最终只能勉励维持父母已经完成的城市化迁徙和阶层提升。

《北京遇上西雅图》开拍的2012年，文思动用家庭的部分资源，赴美国生产大女儿，一年后的春天，那部上映48天的电影以5.2亿元的票房刷新了当时的国产爱情片记录。同样让人们感兴趣的是，众多像文思这样赴海外生子的妈妈们所铺陈开来的故事背景。

一年半后，文思发现自己再次怀孕时已经12周，她和丈夫决定生下孩子。根本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意外”让她也没有多少选择，文思陆续在美国生下二女儿和小女儿。

尽管家庭条件算宽裕，3个孩子的养育压力也是实际存在的，丈夫也因此辞职回家和文思搭档带娃。文思和丈夫“保卫子宫”的行动，并非情绪之举，它还触发了一个让别人看来很意外的结果——成为文思创业的动力。

2015年，当时还是文思自己在家照看两个女儿，她一周三次亲自去北京新发地市场为孩子们选购食材，邻居和朋友也找她代购，作为感谢往往会多付一些钱。文思发现，一周下来代购的盈余已足以支付家里的所有食物开销。

这是一桩不错的生意，她尝试扩大规模，除了零散销售也为一些超市和餐馆提供果蔬生鲜。为了应对不断扩展的业务，她在新发地租了一间冷库，每天凌晨三四点她都要赶到新发地，亲自挑选和进货，安排工人包装入库再发货，一直到早上九点多。

在生育这个问题上，文思的角度是“完整的女性权利”，围绕在女性身上的认知乃至偏见和歧视，都在加重她们的生育负担，家庭、职场与财产也都是它们发生的场域。

文思以妈妈的身份开始创业，不但理解了女性背负生育与职业的双重艰难，也理解了企业主“左右为难”的局面：“男性员工不论是否有孩子，都会是一个完整的劳动力，如果女性员工有了孩子，那实际上只能算半个劳动力。”

社会舆论和传统观念同样对已育女性带来压力。让文思愤愤不平的是，丈夫抱着女儿出门散步十分钟都能获得小区居民的一致赞赏，她抱着女儿出门只会被夸奖“命好”，有一个愿意带孩子的老公。

“为什么要求女性能顾家还得工作，都要是‘超人妈妈’，丈夫只要不吸毒不嫖娼不家暴就是好丈夫了？”

文思总结，她身边的多子女家庭大多具备三个特点，首先是夫妻双方父母家庭能够给予“锦上添花”的支持，至少不增加新家庭的养老负担。文思的父母曾是央企职工，婆婆是医院返聘的医生，长辈们身体健康且拥有稳定的退休保障。其次是多子女家庭中丈夫都乐于参与到育儿之中。更重要的一点是，夫妻双方至少一方拥有自己的公司，“生意可能没有以前好做，但是底子还在、家里没有经济压力” 。这意味着更加丰裕的收入，能够为“生育总精力”持续输入资源。

对城市职场女性来说，工作与养育孩子之间的矛盾，是她们身上的主要负担。要想城市女性的释放生育信心，在钟晓慧看来，公共政策及资源供给方面，存在两个层面的缺失。

一个层面是政府，托幼（0－3岁）普惠型的服务体系处于稀缺状态，市场的托幼服务价格非常高昂，因此需要个人和家庭投入很大经济、人力、时间等成本。此外，社区互助也是目前国内没有开发的托幼保障资源。“我几乎没有听过在中国哪个城市里的社区，父母之间互相帮忙带孩子成为一个常规做法，但在韩国和英国是有这样的志愿互助组织，也有规模不大但是成形的社会组织提供育儿协助服务。”钟晓慧说。

另一个层面是育龄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就业和晋升时受到歧视，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后情况更严重。

钟晓慧认为可以从三个方向探索。首先是补偿企业用工成本，比如政府制定减税、补贴措施，协助建立短期顶替轮岗制度等。“让企业完全承担责任，甚至谴责其不道德、不负责任的歧视女性并无助于解决问题。”

其次是通过建立父亲产假等激励措施，鼓励男性更多投入到家务劳动和儿童照顾之中，而不仅仅只是往家里交钱的角色。

第三是全社会承认女性在家务劳动和育儿付出的价值，为女性提供切实法律保护和福利支持。比方，为女性重返职场提供各项支持、切实保证女性的就业机会等，对家庭付出的女性能够获得补偿和帮助。

“当然还有其他思路，就是孩子的抚养及教育国家全包了，完全不需要夫妻来管。这只是理想状态，并不现实。”钟晓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