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我来了

本文转自：齐鲁晚报 □金后子

见到二姐,是在一家乡镇卫生院。因为化疗,二姐的头发全无,头上还有一个大包。听外甥说,是不小心摔的。人也矮了一截,佝偻着身子；身体已不能站立,一下床就得坐轮椅。看到这些,我禁不住潸然泪下。摘掉口罩,二姐认出我后,她哭了,是放声大哭,两只干瘦的手伸向我,身体踉踉跄跄。

我蒙了。这还是我那白白胖胖、说话高声大嗓、走路如风的二姐吗?这还是我那穿越无数悲苦从不向命运低头的二姐吗?我问外甥:“夏天见面时,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突然成了这个样子?”外甥说:“得了这种病,不化疗不行,化疗副作用又很大。”难道疾病比晚秋的寒霜还厉害,瞬间就会把一个鲜活的生命击垮?

环顾四周,这是一间背阴的病房,里面躺着六七位病号,大都缩在被子里,只露着一个个头顶。没有暖气,一只小空调少气无力地转着,感觉室内比室外还要冷。“咱回家不行吗?”又问外甥,我加重了语气。“不行。一是她一走路就晕,随时可能摔倒,二是每天还得吃药打针,离开医院不行。”“那能不能换一家条件好的医院。”我让妻女陪护二姐,拽着外甥去城区寻找理想的康养院。

在路上,外甥说他一个月收入七千元,房贷、车贷,儿子在外地上大学需要钱,小女儿上幼儿园每月也得几百元,可以说是月月捉襟见肘,再加上母亲有病,从年初到现在医疗保险以外就花了六七万,实在是难啊!外甥还说,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已到中年,现在这帮人的父母大多六七十,开始闹病,不管不行；管,经济压力、精神压力太大了。

外甥开着车,没看到他的表情,但从后面望去,他头发稀疏,头皮清晰可见,像是被洪水冲击后贫瘠的丘陵。透过车窗望去,故乡那瘦弱的田野上,一棵棵白杨树在风的吹拂下,枝条左右摇摆；天空半开半合,射下的阳光很是纤弱,说不清是明是暗。

四十多年前,也就是我跟哥哥、三姐相继考学进城后的那些年,不到六十的父亲已摆开养老的架势,时常蹲在椅子上喝酒,地里的农活很少动,几乎全靠二姐、二姐夫支撑着。二姐结婚后七八年没有生育,再加上二姐夫干活不惜力气,过秋过麦,他们就成了主角。无论上学还是工作后,记得有很多次,黄昏时分,我从城里回到家中,就看见二姐、二姐夫拖着疲惫的身子、扛着锄镰锨镢,满脚泥土地走进家门。有一次,刚进门就听到争吵声,是父亲跟二姐夫抬杠,就听二姐夫说:“光动嘴不动手,你能你去干。”“滚!”是父亲的吼声。二姐夫没吃饭就跑了,二姐哭着追出去。听母亲多次说过,二姐对自己的婚姻很不满意。上学时,二姐是非常优秀的,年年三好学生。1962年,全家随父亲从城市回到乡村,可谓一落千丈,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大姐二姐,这种冲击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辍学,为此大姐二姐不知哭过多少场。哭是没有用的,她们不得不用柔弱的肩膀帮父母挑起生活的重担。用母亲的话说,有要好的心没有要好的命,人不能跟命争。

后来,二姐生了外甥,孩子的欢笑给苦涩的日子增添了甜蜜的色彩。生活有了奔头,二姐与二姐夫的感情也逐渐好了起来。夫妻二人天天起早贪黑地忙碌,用汗水勾勒着一个个灿烂的明天。可天有不测风云,外甥大学刚刚毕业,家庭状况稍有起色,二姐夫却在一次工程施工中摔成重伤,虽经多处治疗,还是撒手而去。生活刚刚露出笑容又闭合了。外甥工作几年后,娶妻生子,二姐辞掉农事去看孙子。逐渐适应城里生活的她,把农村的房子卖掉,又筹措了点钱,在城区买了套几十平米的二手房。冬暖夏凉,有个独立的空间,也算享了点福。有几次见面,二姐说学会了广场舞,晚上听着音乐,伸胳膊伸腿很舒服。在城市文明的熏染下,二姐那紧缩的眉头逐渐舒展开来。所以,当刚过七十的她病倒后需要康复治疗,被安排在乡镇卫生院,环境与硬件的落差,几乎要把她摧垮。

跟外甥到了城区的养老服务中心,面对整洁、舒适、宽敞明亮有地暖的房子,没再犹豫,给二姐订了单间。一个小时后,把二姐搬到这个温暖的地方,她脸上有了笑容,我们也算释怀。

此时,橘红色的落日余晖透过窗子洒进来,映在二姐脸上。她的脸上有了光亮,是之前很难看到的光亮,干净、温暖、幸福,让人感觉来日方长。

(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山东诗人书画院副院长,济南周三读书会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