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这两项科举改革措施，为后世开了一个好头

北宋开国后，宋太祖对科举考试进行了一次力度颇大的改革。开宝六年（973年）是中国科举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从此以后，殿试正式成为科举制度中级别最高的考试，此后考生是否被录取为进士，不是有考官来决定，而是由皇帝来决定。这也是科举中“天子门生”的第一次出现。然而，紧接其后的宋太宗改革力度更大，使科举制进一步得到完善。

宋太宗刚即位，就非常重视通过科举制度选拨人才，他曾对宰相薛居正说：“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之中，非敢望拨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政治之具矣。”

宋太宗头脑很清醒，明白科举及第者不可能个个都成大器，只要有百分之一二十的人能成大才就不错了。为此，他奉行广种薄收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进科举取士制度。

第一项措施是扩大进士的录取名额。宋太宗继位当皇帝是受到质疑的，历史有著名的“斧声烛影”的故事指的就是他。因此，宋太宗必须要收买人心，培植亲信，同时也要填补府州县等地方官的阙员，于是他采取了扩大取士名额的办法，大开仕进之门。

唐代每榜录取进士一般为三十人左右，五代时期每榜进士一般只有十余名，开科四十七次平均录取为十四人。宋太祖时期开科十五次，每科也仅取十三人。宋太宗在其即位的次年，即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举行的第一次科举中，录取进士一百零九人、诸科二百零七人。

宋太宗还觉得录取的人数太少，他亲自调阅考生的试卷和档案，又增加录取特奏名进士和诸科一百八十四人，这一科共计录取了五百人，这比宋太祖一朝录取四百五十五人的总数还多。

不仅如此，宋太宗还赐宴开宝寺，并对这些及第者从优授官。面对这一改革，时任宰相、曾在宋太祖朝担任知贡举的薛居正颇有微词，认为这一榜录取的进士太多，对于新科进士的授官也太优厚了，是历代从未有过的。

不过，宋太宗似乎并不在乎薛居正等人的不同意见。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夏，本来宋太宗之前曾下诏这一年停止举行科举考试，但他认为上一科遗才太多，这一年还要举行科考，于是下令去年各地已经获得解送资格的考生，在秋季到礼部集中考试。

省试之后，九月初二，宋太宗在讲武殿亲自主持复试，录取了七十四名进士、八十二名诸科及第者。按照历来的惯例，省试和殿试都在春季，宋太宗这次临时下令开科，结果改在秋季考试和发榜。这一榜的状元是胡旦，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宋代“遗材奔竞”、以同年关系结党较典型的一榜。

胡旦曾非常自豪地宣称：“应举不作状元，仕宦不作宰相，乃虚生也。”意思是说，一个人读书人应试，如果考不上状元，一个人做官，如果无法做到宰相，那都是白活了。胡旦这句话在科举及第从优授官且升迁迅速的时代背景中是名人与名言。

大致统计了一下，宋太宗在位共开科八次，录取进士总数为一千四百八十七人，平均每榜进士达一百八十六人，是五代时期和宋太祖朝每榜进士的十多倍。

第二项措施是殿试开始实行糊名制。糊名在宋代称为“封弥”，大概类似我们现在的密封试卷，即把考生的姓名、籍贯、父祖三代姓名等信息密封起来，让阅卷的考官无法看到，以避免考官根据考生信息打人情分。

五代后周时曾在礼部常科考试中采用糊名办法，但仅试行一次，并没有形成制度。到宋初，尽管在宋太祖朝已禁止因科场结成座主门生关系，禁止通榜和公荐法，并使殿试制度化，但还是没有杜绝请托之风，原因之一便是主考官能够明白地知道试卷的主人。

为了消除这一弊端，必然要将糊名考试制度化。宋代科举糊名最早是从殿试开始的。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参加省试的举子达一万七千余人。此前，曾有人击登闻鼓举报阅卷不公。于是，将作监丞陈靖上疏，建议在科举考试中使用糊名的方法，得到宋太宗的采纳。

此后，开始在殿试中使用糊名法，按试卷优劣来分等级，并将糊名形成制度。这为以后扩大糊名法实行的范围，逐渐推行到各级常科考试中去，开了一个良好的先例。

宋代科举制在太祖、太宗手上都有很大的创新，都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其后的宋真宗在他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完善并最终形成定例。他们的这些举措，后来被明清两代沿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