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晚村和陆稼书的禾城之会

本文转自：嘉兴日报

■张 猛

中国历史上有一些重要的会晤，因其对中华文明的卓越贡献而彪炳史册。比如南宋淳熙二年（1175）六月的鹅湖之会，朱熹、吕祖谦、陆九渊、陆九龄等人会于信州铅山（今江西铅山）的鹅湖寺，聚会讲学，坐而论道，开创宋明理学论辩之先河。在嘉兴历史上，也有一次影响深远却鲜为人知的会晤，那就是禾城之会，清初浙西朱子学双星吕晚村和陆稼书有且仅有一次的会晤。

清康熙十一年（1672）五月，四十四岁的吕晚村（即吕留良）和四十三岁的陆稼书（即陆陇其）在禾城（今浙江嘉兴）旅舍会晤，彼此相惜，相见恨晚。当时，两人已是不惑之年，均在从事朱子学研究。如果说朱熹和陆九渊的鹅湖之会是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分道扬镳的标志性事件，吕晚村和陆稼书的禾城之会则是清代学术界罢黜阳明学、独尊朱子学的历史转折点。

禾城之会，吕晚村和陆稼书讨论了当时士人普遍关心的学术人心问题，“一时往复，皆关学术人心”。据陆稼书《松阳钞存》记载：

余于壬子五月，始会东庄于郡城旅舍，谆谆以学术人心为言。曰：“今之人心，大坏止于此极，皆阳明之教之流毒也……”又曰：“考夫虽师念台，而不尽从其学。考夫之于念台也，犹朱子之于籍溪、屏山、白水乎？非延平之比也。”一时之言，皆有关系，余所深佩服者。

对此，吕晚村长子吕葆中在《吕晚村先生行略》中说：

于禾，遇当湖陆稼书先生，语移日，甚契。稼书商及出处，先君曰：“一命之士，苟存心于爱物，于人必有所济。君得无疑误是言与？”

禾城之会的文字记载很少，历史影响却极大。晚明清初，蕺山学派刘念台、张杨园（即张履祥）等人在理学内部对阳明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在张杨园的影响下，吕晚村竖起“尊朱辟王”大旗，刊行《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等朱子学著作，在民间产生一定影响。作为一名未曾师从名师的“浙西鄙儒”，陆稼书的学问多来自对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以及《小学》《近思录》等的研习体味和砥砺践行。

禾城之会之前，陆稼书已考中进士，却声名不著：

虽粗知读书之门户，而程、朱之语录、文集皆未之见；敬轩、敬斋诸君子之书，皆未知求；嘉、隆以后，阳儒阴释之徒，改头换面，似是而非者，犹未尽触其蔀。自庚戌以来，乃悉求诸家之书观之，然后知向之去取未能尽当。

禾城之会，陆稼书受到吕晚村的影响，毅然决然地走上“尊朱辟王”之路，打开了一条学术与仕途的康庄大道。陆稼书在《祭吕晚村先生文》中说：

某不敏，四十以前亦尝反覆程、朱之书，粗知其梗概。继而纵观诸家之语录，糠秕杂陈，珷玞并列，反生淆惑。壬子癸丑始遇先生，从容指示，我志始坚，不可复变。

禾城之会，吕晚村深刻影响陆稼书对朱子论著的理解和体悟，直接促成陆稼书倾其后半生全力以赴投入朱子学复兴大业并取得显著成就，间接造就清初理学名臣、清儒从祀孔庙第一人的陆稼书。

这是禾城之会的最大成果。

禾城之会的另一个成果是促成浙西学术中心的转移。历史上的浙西，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大浙西”，即作为行政区划的两浙西路，大致包括现在的上海，浙江省杭州、嘉兴、湖州，江苏省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地，这是传统意义上的“江南”；另一个是“小浙西”，即地域意义上的钱塘江以西地区，包括现在的浙江省杭州、嘉兴、湖州等地，其中最具浙西文化“博雅”特质的是崇尚朱子学并雅好诗文的嘉兴一地。我们在此说的浙西，指“小浙西”。

宋明时期，桐乡文化发达、理学昌盛，是浙西学术中心。南宋中期，朱熹弟子辅广定居崇德（今桐乡市崇福镇），朱熹弟子兼女婿黄榦曾在石门（今桐乡市石门镇）讲学，奠定桐乡的朱子学根基。南宋末年，卫富益隐居崇德，研习性理，讲学不辍。元末明初，崇德人贝琼、程本立专研理学，孜孜以求。明清之际，张杨园、吕晚村等民间士人高举“尊朱辟王”大旗，一时颇有声望。

与此相对应的是，同为嘉兴府属县的平湖却名声不显，仅有元代陆正等少数人在学术上有所造诣。禾城之会后，陆稼书专注于程朱理学，因其官员身份和清官声望，逐渐成为朱子学在官方的重要代表。之后，随着陆稼书从祀孔庙和陆奎勋、张諴、方坰、顾广誉、王大经等一批平湖籍学者的崭露头角，平湖取代桐乡，成为浙西学术中心。桐乡士人因为“吕留良案”的影响，学术研究受到很大影响，直到清同治十年（1871）张履祥从祀孔庙、光绪六年（1880）辅广从祀孔庙，才逐步找回失落的文化地位。

这一切与禾城之会密切有关。

从宋到清，近千年间，朱子学在浙西代有传承，连绵不断，塑造浙西文化“博雅”特质，留下文化传承发展的宝贵财富。今天，我们要坚持“第二个结合”，守住浙西文化的“根”和“魂”，更要守正创新，对以朱子学为根基的浙西文化进行整体性研究和全域性布局传播，用时代精神的张力触动区域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性，不断生发闪耀着民族智慧和地域气息的人文活力。

禾城之会，两位优秀的学者，一次重要的会晤，值得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