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祠石经价值几何

晋祠《华严石经》经柱之一(晋祠博物馆藏)

在晋祠博物馆浮屠院展厅内，矗立着百余通刻石，这就是始刻于唐代武周时期的晋祠《华严石经》。

此《华严经》由武则天主持翻译并亲自作序，于武周证圣元年(695)至武周圣历二年(699)，在神都洛阳由阗国三藏沙门实叉难陀等译成。武周圣历三年(700)至长安四年(704)在北都晋阳(今山西太原)镌刻完成。原石经共160石，现存130余石，大部分呈方柱形，少数为五棱、六棱、八棱柱形，文字顺时针刻于石柱各面，亦有少数石柱顶部刻字。原藏于风峪沟风洞之内，1940年移入晋祠保存。

《大方广佛华严经》通称《华严经》，为大乘佛教经典，被誉为“万经之宗”“诸经之王”。《华严经》先后有三种汉译本。一是东晋时期佛陀跋陀罗译六十卷本《华严经》，也称《旧译华严》或《六十华严》；二是武周时期实叉难陀主译的八十卷本《华严经》，又称《新译华严》或《八十华严》；三是唐代般若所译四十卷本《华严经》，全名《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简称《普贤行愿品》或《四十华严》。目前《华严经》保存有多种版本的刻本，而以石经形式保存的八十卷本《华严经》在全国仅存晋祠一例。

《华严经》于武周圣历二年(699)译毕，即在武则天故乡开始镌刻上石。几乎同时，太原西南20里处的天龙山上，开凿了天龙山第9窟摩崖造像。上层为高7.75米的弥勒坐像，下层是以十一面观音立像为主尊，文殊、普贤胁侍的西方三士像。开窟造型以弥勒崇拜为主，符合武则天宣称其授命于佛陀，为弥勒降生“现女身为自在主”的说法。

一经一佛几乎同时在古城太原镌刻，是否由武则天亲自组织并不重要，即使是地方官员或民间发起，也是为表达对武则天的敬仰与效忠。

晋祠《华严石经》大量使用字径约2厘米的小楷书刻石，少量题识部分使用隶书刻石。一些碑刻中楷、隶并存，或行、楷并用，在通篇楷书中参以隶、魏笔意，体现了唐代书法形成初期的过渡痕迹。在书写和镌刻过程中，不论文字的多寡，每卷经文都被巧妙地满镌于大小、尺寸各不相同的两块石料之上，文字书写或稀疏或细密，每块刻石均安排合理且匠心独运。

晋祠《华严石经》前五卷的内容中，使用“武周新字”共14字。“武周新字”也被称为“则天文字”，是指武则天时期(武后时期和武周时期)创制的汉字的总称，一般认为共有18字，包括最初由宗秦客献给武则天的十二字和后来陆续颁行的六字。

武则天(624-705)，并州文水人，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从唐显庆五年(660)武则天代高宗执政起，至唐神龙元年(705)唐中宗李显复位，武则天前后执政达45年之久。执政期间，政治上知人善任，号称“君子满朝”；军事上收复安西四镇、置北庭都护；经济上推行“均田制”促进农业发展、人口增长；文化上发展“科举制度”，开创科举“殿试”和“武举”。国家在其主政期间，政策稳当，兵略妥善，文化复兴，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史称“武周之治”。

晋祠《华严石经》体量庞大，保存基本完整，始刻于武周时期，是反映当时社会历史文化的实物，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石经保持了初译时的面貌，刊刻时间均早于现行的刻本，是校勘后世大藏经版本的重要依据，具有非常重要的版本价值；石经所载译经人员32人，职司名称10种，是盛唐时期译场的最直接反映，是研究唐代佛教史的珍贵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石经中的华严字母，是研究我国古代音韵学的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晋祠《华严石经》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是初唐、武周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繁荣的象征和重要物证，也是中国众多石经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