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为什么会影响中国数千年

公元前361年的冬天，大梁城外，一个孤独的身影，正冒着漫天风雪走向远方。

这个独行者正是公孙鞅，来自卫国，也被称为卫鞅，34岁的年龄，依旧籍籍无名，孓然一身。

34岁，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已经不算年轻了，已经错过了建功立业的最佳时机。

当时的不世天才庞涓、孙宾，风华正茂、头角峥嵘，在舞台中央大放异彩。

甚至，相比已经在韩国独自主政的申不害，他还要老上十岁。

因此，在魏国国相公叔座临死前，向魏惠王大力举荐公孙鞅为相时，直接被魏惠王无视了。

公孙鞅在魏国的路戛然而止，这才不得已出走魏国。

公孙鞅走的那么匆忙，那么无奈，那么伤感，甚至连件像样的行礼都没有，随身陪伴他的只有一部薄薄的《法经》。

公孙鞅

同样是在这一年，遥远的西方，年仅21岁的秦孝公嬴渠梁继位了。

秦孝公是秦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君主之一，从小跟着父亲秦献公在战场厮杀，九死一生。

正是如此，让他从内心深处认识到，只有从根本上变革秦国、强大秦国，才能粉碎敌人对秦国的窥觎，才能保证老秦人的基业安稳。

刚继位，他就颁布了后世文明的的《求贤令》，向全天下求取能让秦国强盛起来的有志之士。

求贤令说：“秦国国君嬴渠梁正告天下士人，本公求贤似渴，天下士子有为秦国谋划者，能使秦国恢复穆公霸业的，嬴渠梁愿与君与分土，共治秦国。”

秦孝公嬴渠梁

此令一出，天下震动！

嬴渠梁开出了天下君主没人敢给的条件，令天下各地的士子纷纷投奔秦国，拜访嬴渠梁。

公孙鞅也是其中之一。

公孙鞅

公孙鞅先后和嬴渠梁谈了三次，非但没有打动他，反而被认为没有真才实学。

于是公孙鞅离开秦都栎阳，踏遍秦国荒僻山川，领略秦人万般疾苦，三个月后回到栎阳，再见嬴渠梁，直接向嬴渠梁献上了以霸制天下的策略。

公孙鞅指出秦国衰弱的根本在于“民弱国也弱”。

因为：秦国占据关中平原，土地平坦沃野千里，却让它荒芜薄收；渭水悠悠流过家园，平坦缓荡没有险阻，却没有渔盐航运；秦人崇尚武功，私斗成风，却没有克敌必胜的强大军队。

公孙鞅所说的，也正是嬴渠梁所忧虑的，听了冷汗都下来了。

公孙鞅给出了策略：要想战胜强敌，称霸天下，就要“国强民弱”。

因为：国家一定要“强”，必须能够控制他的国民，使之成为听话的“弱民”，人民朴实忠厚、服从命令、民心一致，国家才会容易治理，才会越来越强大。

嬴渠梁频频点头，向公孙鞅求取“强”国的方法。

公孙的鞅答案是法治

因为：人性本恶，人之恶性与生俱来、与身俱存，可以说是生命不息、恶念不止。因此国家把以“善”的宽大来治理“奸恶”的人民，国家必然陷入动乱。而如果国家以对付“恶人”的谨慎来治理“善民”，国家才可以稳定强大。所以，治理国家必须要以恶制恶，以严厉的刑罚来约束人性的恶念。

公孙鞅拿战争举例说：对外，没有比战争更凶险的了，如果刑罚轻，就不能驱使民众去作战；因此要加重刑罚，让不想参战的民众生不如死，觉得活着也是屈辱，遇到战争就忘了死的危险。用这样的法令驱使士兵攻击敌人，好比用百石的强弩射飘摇的树叶，有射不透的吗？

秦军

内政上公孙鞅也有自己的主张：天下事，没有比从事农业更苦的了，但是农民用力最苦，获利却最少，反而是商业和手工业者获利最多。农业是国家的根基，必须极力推行百姓种地，限制商业发展。这样，百姓就会将全部精力都集中到农业上了。农业兴则人口众，人们吃饱穿暖，生活富足，则国家强大。

所以，对内组织民众积极耕织，把农业的好处都给农民；对外作战重赏重罚，把战争的好处都给士兵，使奸诈虚伪之人没有容身之地。

国家专心农、战，这样的国家怎么能不强大、不富庶呢！

公孙鞅的言论如久旱甘霖，让嬴渠梁余香满口，久久回味，随即又热血沸腾，激动不已。

于是，嬴渠梁不顾甘龙、杜挚为首的守旧贵族的阻挠，坚决启用公孙鞅，在秦国进行变法。

公元前359年，公孙鞅在秦国国内颁布了《垦草令》，由此拉开了秦国全面变法的序幕。

《垦草令》不是啃草的命令，而是一部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的法令。正如公孙鞅反复强调的若想强秦，必须重农，所以变法的第一炮就从农业打响。

《垦草令》共二十条，第一条“无宿治”，和垦荒一点儿边也不沾，但却极为重要，可以说关系改革的成败，公孙鞅把他放到了法令的第一条。

无宿治的意思就是办理政事不允许隔夜。即各级官员不能怠惰，当天的政事必须当天处理完毕，不可延迟至明日。哪怕你整夜不睡觉，也必须完成当天的工作，否则将受到严厉的处罚。

例如传达政令不过夜，即使星月满天，夜路上也有奔波不停的各级官员。

例如告状审案，即使当天夜里接到诉状，吏官也必须在凌晨前将案件前因后果调查清楚，存档备查。

吏官们彻夜不停，通宵达旦地办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

这样，公孙鞅把变法的第一把火烧向了吏治，一下子就抓住了推行变法的根本。

有了强大的执行力，各级官员们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组织农人开荒种地、按时务农上，一级压着一级干，农人更不敢懈怠，垦草令得到了有效地执行。

其他十九条的内容大致如下：

重农抑商：严禁声色娱乐，专心务农；严禁买卖粮食，粮食只能卖给国家；加重关税、商品税、酒肉税负；商人根据家里人口数量摊派徭役。

打击权贵：对贵族们，以其家里门客数量征收重税和徭役；贵族除嫡长子外，其余子弟和平民一样担负担徭役和赋税。

统一思想行动：不允许开设旅馆，不务正业者无处落脚；禁止民众擅自迁徙；禁止官员到各地游历、讲学、辩论。加重刑罚推行连坐，一人犯法，亲属同罚。

纵观每一条法令，在现在看来都匪夷所思，执行起来更是困难重重。

其中的一些法令甚至违背了人性，几乎得罪了当世所有的人。

实在无法想象两千多年前的公孙鞅，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他似乎不是那个时代的人，甚至后世也没有相知的人。而他的心思得多么的细密，手段得多么的神通广大，才能把它完美地推行下去。

但是，能一厢情愿地坚持着的人、执拗的人，顽固的人，不惧一切如入无人之境的人，往往都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成功的人占据少数的原因把。

《垦草令》在秦国强有力地退行，让秦国的百姓一开始吃了不少苦头，又是连坐又是限制娱乐，限制迁徙，特别是限制思想言论，被认为是愚民，让大家非常不满意。

但是经过了三年，百姓们就渐渐地感觉到了变法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就转而认可和拥护起来。

特别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农人阶层。不仅丰衣足食，而且身份得到了认同，社会地位得到提升。

携《垦草令》的巨大成功，公元前356年，公孙鞅被嬴渠梁任命为左庶长，成为秦国政事中最具实力掌权者，相当于东方六国的丞相。

为了更彻底地推进变法公元前352年，嬴渠梁又任命公孙鞅为大良造，相当于丞相兼上将军，掌管全国所有军政。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同年，公孙鞅着手实施第二次变法，进一步从经济和政治上进行改革旧制，内容包括：

营建新都：为了配得上这个辉煌鼎盛的王朝，在土地肥沃、易守难攻的渭河北岸选址，以超前的眼光，高标准的营建新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并将都城从栎阳迁到这里。

变革产权：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人拥有，允许自由买卖，允许人们开垦无主荒地，进一步调动人们垦荒种粮的积极性。

改革行政：废分封，普遍推行县制，完善县一级的官僚机构，所有的政事、军事由中央委任的官吏直接管辖。

统一度量：由政府制定、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使政府的公信力空前提升。

移风易俗：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执行分户令，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

帝国时代，从大秦称霸诸天

公孙鞅在秦国实行的变法，期中绝大部分的政策和制度，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对世人来说，是新鲜的、陌生的，颠覆了传统和祖制。

他把秦国这个百年老屋掀翻了，打破了里面所有的坛坛罐罐，还一把火烧得灰都找不到。

他又另起高楼，让这座新屋从头到脚，从外表到血脉，从毛发到筋骨，所有的所有，都和以前，和其他的完全不同。

为了强力推行变法，公孙鞅将一切抛制度外，他眼里只有法，只有制，所有的人，所有的一切他都看不见。

所有阻挠变法的，他都要强力清除，可谓是见神杀神，见鬼杀鬼。

秦人好勇，私斗成风。解决纠纷，一切凭武力定胜负、定是非，是在变法前是再正常不过的秦国老习俗。

但是变法后就不一样了，新法明确严惩私斗。

有两大族知令不行，一次私斗死伤无数。

公孙鞅把两族统统羁押，在渭河边设立刑场，将牵涉到两族的青壮年全部处决，一日处死七百多人，河水因此变红，号哭之声惊天动地。

消息震动东方，秦君暴政之名传遍天下，中原各国纷纷予以谴责。秦国给东方回复：刑罚只认法不认人，公孙鞅并没有做错。

好一个只认法不认人，话音未落，秦太子就跳了出来。

史书记载，太子嬴驷触犯了新法，公孙鞅依新法要对他进行处罚。

胆敢处罚太子，反对的人自然排成了长队，众人高呼：“刑不上大夫，何况是太子。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以刑罚。”

但不循常理、不近人情的公孙鞅却说：“新法得不到尊重，就是因为上层人可以触犯它。太子知法犯法，更加不可饶恕。”

念在太子年幼，按现代的说法，是属于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公孙鞅就以劓刑处罚了监督他行为的老师公子虔，以墨刑处罚了给他传授知识的老师公孙贾，把年幼的太子流放民间体验疾苦。

公子虔

老秦人彻底沸腾了，违法必究，违法必惩成为老秦人头上的紧箍咒。

之后在秦国，再也没有人胆敢以身试法。

秦国从上到下，人人学习新法，遵照新法。

变法十年后，这片偏距西陲的不毛之地沃野千里，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世代穷苦的老秦人开始丰衣足食，面色红润，身体素质得到质的飞跃，国库里的粮草堆积如山，守疆的士兵顿顿饱饭，生龙活虎。

公孙鞅设立了二十级军功爵制度，每斩获一个敌人的首级（人头），就可以赏爵一级，并得到相应的土地、宅邸，和一个佣人为他服役。

而没有军功者，即使是宗室贵族，也不得拥有爵位、不得超标准占有田宅、臣妾。

由此，全国上下乐战的风气浓郁，老百姓听说要打仗，就磨刀霍霍、争先恐后，日常起居饮食所唱的也是战歌。

公元前340年，公孙鞅带着训练了三年的三万新军度过洛河，以三万秦锐士痛击十万魏武卒，不光成功收复河西失地，而且尽显霸王气势。

经历上百次战争，牺牲无数人的生命，最终老秦人将这块丢失了百年的领土，重新纳入自己的疆域。

消息传回大梁，魏惠王悲愤交加地忏悔：“寡人恨不听公叔痤的话放走了公孙鞅啊。”

而公孙鞅作为秦国崛起的第一功臣，所得的奖赏更是丰厚，嬴渠梁践行《求贤令》中“共治秦国”的承诺，把位于於（今河南内乡县东）、商（今陕西西商县）之间的15邑封给他作为属地。

商鞅、商君之名即从此而来。

而秦国自嬴渠梁之后也真正地强盛起来，让嬴渠梁和他之后的六代秦君，“奋六世之余烈”，用仅仅120多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横扫六国、一统天下的丰功伟绩。

虽然变法大成，但冥冥之中商鞅知道，他所做的一切是有代价的。

公元前338年，秦国变法最大的靠山，秦孝公嬴渠梁去世，太子嬴驷即位，是为秦惠王。

这个曾经被商鞅无情处罚的少年，在秦国乡下游历多年，带着一身的风霜和饱经世事的阅历，终于登上商君为他开辟的天下第一强国君主的宝座。

秦惠王即位后的第一时间，就和怨恨累积的秦国老世族一起，以商鞅谋反为借口，对长期霸占秦国军政的商鞅展开了反击。

最终商鞅被杀，死后又遭车裂之刑，尸体被五牛分尸，全族被灭。

商鞅最终以身殉法。

商鞅虽死，但他引导的这场改变秦国命运的变法，一直推行了长达22年，彻底改变了秦人的习性，奠定了秦国强盛的基础。

即使他死后，新法也并没有人亡政息。

变法的结局与商鞅个人的下场正相反——秦惠王杀死了变法的设计者，却将他创立的新法完整地继承下来。

更重要的是，依靠变法兴起的新的功勋贵族集团，成为另一支推动变法继续前行的强大力量，持续地将秦国的变法一代代传承下去。

变法的主人虽然横死，但变法的成果并没有失去，秦国也因此成为战国时代唯一一个变法成功的国家。

也正是这个原因，历史对他的争议很大。拥护他的人有很多，诋毁他的人也不计其数。

有人认为他革法明教、功如丘山、名传后世。成为后世众多改革家、革新者的楷模，让他的名字和中国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

诋毁他的人认为他以刑罚逼民，是天下一等一的酷吏，为中国历史写下了极其残暴、灰暗的一页。

正如商鞅自己所说，他在当世不被理解，在后世相知的人也寥寥无几。

然而，他似乎并不在乎个人生命的得失，或者说他看得更长久，他将自己的命运放在了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至少他认为天地大道是容忍他的吧。

也正如伟大领袖毛泽东对他的评价，商鞅变法是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商鞅是一个具有宗教徒般笃诚和热情的理想主义者，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彻底的改革家。

商鞅的改革不仅限于当时，更影响了中国数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