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他满世界找敦煌｜文化中国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我的学术是和旅行捆绑在一起的。”过去40年，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敦煌学家荣新江一直在“满世界寻找敦煌”。

1984年9月，正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硕士研究生的荣新江，作为交换生前往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学习，自此开启了他寻访敦煌文献的历程。1985年，这位历史系学子用了两个月时间，从伦敦到巴黎，从汉堡到东西柏林，从哥本哈根到斯德哥尔摩，走访欧洲所藏。

“寻找敦煌”的步伐一旦迈出去，就再也没有停下。地图扩大，时间拉长，一寻就是40年。

最近，荣新江新作《满世界寻找敦煌》在中华书局出版，记述了他从1984年起到世界各地寻访稀见敦煌文献的亲身经历。一位青年学者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足迹，连缀在一起，构成了国际敦煌学学术史研究的珍贵力量。

日前，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荣新江说，司马迁既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学者固然要在书斋里待长时间，多读书，“但是做敦煌学就必须走出去”。

荣新江 中华书局供图

“只要有机会都应该去寻找”

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不久，数万件敦煌文物文献被英、法、俄、日等国一些“考察”“探险”者骗取、掠夺，流散海外，约5万件分藏于10多个国家的四五十个机构及一些私人藏家手中。国宝流散海外，国人痛心疾首，乃至此后的数十年间出现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不利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敦煌文化的保护、整理、研究、传播工作上升到国家层面。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者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步一个脚印地改变着敦煌学的学科建设和研究状况。《满世界寻找敦煌》正是中国敦煌学者过去40余年奋勇直追、开拓进取的一个缩影。

回忆起早年间寻访敦煌的开端，荣新江想起了那本如今已不在身边的“盖满印”的护照——“如果这个护照还在，那一定是敦煌学史的重要档案”。他感慨，去海外寻访敦煌，重点在于精神，大家都可以做到，“你要是没去，就说明没有那种精神”。

《满世界寻找敦煌》一书源自荣新江在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系列讲座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课堂上的课程。

“1985年我第一次在欧洲跑，构成前4讲：英国、法国、德国和北欧。1990年到1991年，我先在日本各地把能够进得去的收藏地都看了一遍，然后飞到英国，又去了列宁格勒（现为圣彼得堡）、巴黎。以后出国的机会更多了，我把这些集中在一个点上铺陈开来，日本地方较多，用了两讲；英国和苏联及后来的俄罗斯各一讲，几次短暂的巴黎之行就并入英国一讲；1996年在德国柏林讲学三个月，把柏林的吐鲁番文书整个翻了一遍，构成一讲；然后是美国的各个小收集品。中国除了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外，比较零散，所以用两讲分别重点讲我所见之敦煌和吐鲁番文献的情况。大概是把时间顺序和地域分区，安排到12次讲座当中。”

无论国内外，荣新江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去寻寻觅觅，勤勤恳恳地浏览敦煌、吐鲁番、库车、于阗各地新出文书；去博物馆、图书馆等收藏地的库房或阅览室，搜寻有学术研究价值的宝藏。

“我们为什么喜欢看探险的书？因为书中探险的那些地方是我们无法到达的地方，但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书来体验。”荣新江说，那些书中所得，激励着自己去全世界寻访。他也希望自己的经历能鼓舞未来学者去寻访所有流散在世界的文献、文物，“只要有机会都应该去寻找”。

“前互联网时代的旅行故事”

“我们那时候是有一种责任感的。”荣新江说，他从国外背回来的书和资料，不仅用于自己研究，还供北京当时所有研究敦煌学的学者使用。

“互联网时代之前有非常多故事。”他说。例如在英国寻访文献时，荣新江每天早出晚归。“整个白天在英国图书馆抄敦煌文书，图书馆5点关门之后我去旅游，晚饭也赶不回去。不过我在这里认识了很多好朋友，收获很大。晚上，几个人睡在一个大通铺上，都是不同地方来的留学生、进修老师，大家在一起聊天。”

荣新江提到，英国有关敦煌的收藏最为丰富，不论数量还是质量，“在我们搞敦煌的人眼里，第一目标肯定要去英国”。他在英国寻访的一天会这样度过：“早晨坐地铁，到RussellSquare（罗素广场）站，买一个面包、一杯咖啡，赶紧吃喝了之后，就奔英国图书馆的东方部，9:30一定坐在位置上，吴芳思她们就帮我把卷子递出来，我看完一批马上换一批。”

而在德国，荣新江写道，德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的善本部阅览区，只有4-8个座位，如果不占座这一天就白去了，中午出去吃饭回来也会失去座位。阅览室桌上堆着原卷，不能吃东西。因此，荣新江选择“早晨吃得饱饱的，一直撑到下午，饿得拿不动笔才出来吃饭”。

荣新江说，“前互联网时代的旅行故事”可能今天的年轻人看着很可笑。“今天拿着手机上的地图，可以到处跑，丢不了自己，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E-mail，完全凭着勇气拿着纸质地图行走。今天回想起来有很多很好玩的事情。”

《满世界寻找敦煌》 中华书局供图

值得一提的是，荣新江在满世界寻找敦煌的过程中，“伸出很多触角”。他的寻访，就如侦探一般拨开迷雾，一步步靠近真相。

例如在去柏林前，荣新江在当时还在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发现王重民先生拍的柏林吐鲁番文书的照片。荣新江托人把照片拿出来，到照相馆冲洗了一份，然后带着照片去柏林翻检文献，陆续找到照片上的一件件原文书，确定了哪些存在，哪些已经佚失。

中华书局前执行董事、山东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徐俊认为，《满世界寻找敦煌》首先是一部个人学术史，但因为作者宏阔的学术视野和执着的学术追求，赋予本书多方面的特质：这本书既是19世纪以来西域探险史的极简读本，也是一本敦煌及西域文物文献发现及传藏史的详解；同时，还是一本以西域出土文物文献为主线的史学研究指南。在书中，作者详细推演了文物文献的流传和研究过程，形成了19世纪世界范围内对中亚西域地区考古探险的完整历史。

徐俊说，对普通读者而言，既能从《满世界寻找敦煌》感受到历代敦煌学学者的使命追求和励志精神，又能在蓬勃生长的知识链中获得启发。

“夺回敦煌研究的中心”

徐俊说，从莫高窟石室洞开的那一刻起，就决定了敦煌学不是书斋的学问。“此后120余年，几代中国学人追寻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敦煌宝藏——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这不只是一个学科的兴衰浮沉，正是百年国运蹉跎跌宕的明证。”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史睿是荣新江的学生。在分享心得时，史睿说：“第一代的敦煌学者是挖宝式的，有机会遇到了一件文物，他们说这个好就要研究这个；第二代学者比较系统地做调查，做自己关心话题的系统分类整理，尤其是典籍的分类整理。荣老师这一代的学者不满足于这样的认知。”

史睿认为，敦煌文献的特殊性在于提供了地方社会最原始的档案，荣新江不满足于只是进行分类研究，而是想要全面掌握关于这个时代的包括政治、民族，尤其是社会史方面的所有资料，因此需要走向世界。与此同时，在敦煌学研究之外，这本书也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代人的海外生活史与“探险史”。

荣新江看到，在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下，中国重新夺回了“敦煌学研究中心”的地位。但作为一门“国际主义”的学科，敦煌学需要将国内的研究成果弘扬到海外，与国际学者交流与竞争。

荣新江认为，古籍数字化是文献学的发展方向，目前关于敦煌文献的信息化检索系统也正在加紧建设中。他指出，此前国外所做的敦煌古籍数字化项目，只放了图，没有文，而合格的数字化，应当能检索到文，“这些文都在中国学者的著作中，所以中国最有希望真正实现敦煌文献数字化”。

“这应该放在中国。”荣新江又强调了一句，“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到。”【责任编辑：蒋肖斌】